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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好儿郎朗
第六章 好儿郎朗
第一节 通往仙台
德大赛之前，学校放假了，郎朗父子回到了沈阳。回沈阳练琴毕竟不是上策，但是，他们也只能作出这种选择。
回沈阳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郎国任办理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他自费去日本，只能在沈阳办。而郎朗和赵老师他们公派出国在北京由文化部统一办。郎朗可以留在北京跟老师练琴，但是，他更离不开父亲。且不说郎朗在沈阳练琴下了多大功夫，但说临近比赛时，他们父子离开沈阳奔北京的狼狈劲儿，就够折腾记忆了。赵老师不知郎朗练得怎样，心里边特别惦记着，眼见还剩下一周时间就要起飞日本，可郎朗仍然留在沈阳不见回来，赵老师往郎朗家一劲儿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本来应该是郎国任陪郎朗回北京，机票都买好了，可郎国任的签证偏偏拖着他走不了，使馆那边明明说好了某天可以取到签证，所以，郎国任才买了机票，不想那天签证根本下不来。北京那边又催得急，再说赵老师还没给郎朗检查呢，万一发现点啥问题，时间太短了怕不够用，所以，只好临时改由母亲周秀兰陪着郎朗坐飞机回北京。问题来了，机票明明写的是郎国任的名字，周秀兰要用得改名字。机票改名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呀！但，那也得改。
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托人托脸的好不容易将机票上的郎国任改为周秀兰之后，汗水未消，就带着郎朗赶到了北京。届时，赵老师的脸色显然不太好看。好在郎朗的曲目练得还让他满意。
那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差不多零上40来度。学校照顾郎朗即将参加国际比赛，允许他到14层楼上去弹那台平时摸不着的斯坦威。得到了好琴，郎朗往死练。天热得受不了，汗从他光着的脊梁骨沟不停地往下流淌。这天别说弹琴，什么不干，光呆着，那汗就不会消失。郎朗脱了背心，仅穿一条小三角裤衩，眼见汗水顺着儿子的后脊梁滚滚而下，这当妈的心里边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豁出来了，为了儿子！周秀兰为了给室内降温，让儿子多少能够舒服一点，简直是发疯了——她用郎朗喝水的瓶子一次次接水往琴房的地面上泼。(因为找不到盆子)第一次泼时，躁热的水泥地面一下子就把倒上的水咽掉了，周秀兰就再去接一瓶，再往上泼。汗水比她泼出的水要多一些。这镜头完全被儿子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周秀兰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声调就会因激动而拔得很高很颤。
在陪儿子练琴的日子里，周秀兰见到了很有权威的老师。她平时也从郎国任那里得知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是不希望扩大这种矛盾的，也只能随时随地劝劝丈夫。这一次，她从权威老师那里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正在加剧，这样下去，肯定对郎朗不利。她也想从中做些调解工作。其实，他们彼此都是为了郎朗好，这一点无庸置疑。只不过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思维方式。权威老师说话比较直率，他一直为那天郎国任在学校吵闹的事情而想不通。所以，他以抱怨的口气说郎国任有点太过格了，因为郎朗考试的事儿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嘈，影响太不好了。
权威老师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周秀兰的支持，以便让周秀兰劝说一下郎国任。如果是说别的什么事情，也许周秀兰还会比较客气地附和权威老师，说到这件事，她周秀兰似乎比郎国任更有想法更不满意。周秀兰觉得这事很憋气。因此，老师的话音刚落，她马上表述自己的鲜明观点。她说，你说期末考试公平吗？别人我不知道，郎朗他班那个我见过，就冲那双小手他也不该排在郎朗前边。权威老师说，郎朗排靠后点也有原因，郎朗自从德国获奖回来，有点骄傲，人家都有反映。周秀兰说，郎朗骄不骄傲我还不清楚？我问你，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说装不知道就是了。
面对周秀兰灼灼逼人的考问，老师只能苦苦一笑。他为不能说服周秀兰而深表遗憾。
因为说服不了郎朗的母亲就更不可能说服郎国任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清楚愈来愈僵了，愈来愈不好办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频了，就不可避免会有矛盾。问题是有些矛盾是可以用交换意见的办法解决，有些则不可能凭借交换意见来弥合缝隙的。而有些话，要是不说开不捅明，则会憋在心理发酵，发到一定程度就会酿出大的冲突。权威老师对郎国任的一些做法免不了会有想法的。比如，郎国任非常看重殷承宗，非常珍惜殷承宗给郎朗上课。殷承宗给郎朗授课分文不取。殷承宗给郎朗上过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确实潇洒，上课居然可以不用钢琴。他们是在宾馆的一张桌子上比比划划地走进了神圣的音乐领地。这有点像下棋中的“手谈”，有着另外一种妙处。郎朗上殷承宗的课格外兴奋，接受能力强，学到的东西自然就多，收获也比平时更大。作为学生而言，佩服更高水平的老师，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学生家长，更是有着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心理，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殷承宗的出现，从客观上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郎国任并不顾及这些对于权威老师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儿子有利的事情，他坚决去做。
人都有狭隘局限的一面，伟人也不过如此。何况老师呢？
郎国任在沈阳这边因拿不到签证而忧心如焚，沈阳-北京两地犹如天河之隔。他每天都给北京那边的郎朗打电话。他一天不看儿子弹琴就闷得慌，就心里边没底。郎朗跟老师他们的签证已经下来了，文化部那边已为他们预定了23日的机票。郎国任这边因拿不到签证，只能放弃与郎朗同行。他在电话里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不放心呀。
郎国任是在23日上午10点多，才从日本领事馆那里取回签证。他满头大汗，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机场与儿子同行。他马不停蹄地忙着行前的准备，一遍遍往北京打电话，落实那边的订票情况。他肯定赶不上郎朗那拨公派出去的班机了，他只能与自费的选手们同行。人家自费选手机票定在23日下午6点，也把郎国任的机票定好了。而他在沈阳如果赶不到北京，那么机票作废不说，他也去不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乘坐飞机，可沈阳到北京的飞机只是一早一晚才有，早晨七点左右是不用想了，晚上6点的也不可能赶趟。急得郎国任真像踩在了热锅上。周秀兰在北京那边着急，郎国任在沈阳这边着急，两个人再急，有什么办法？
郎国任真算幸运。那天临时有一架过路飞机。郎国任慌忙坐上飞机时，还有点惊魂未定。他甚至连手表都不肯相信了。到了首都机场，已经4点多了，自费前往的那几位都在机场里等着他，他连机场都没出，就直接转乘。面对同行者的惊叹，郎国任只是一劲儿擦汗，竟说不出一句话。
谢天谢地，总算抵达日本成田机场的。想到儿子已经先于他到达仙台，他心里边更加惦记。成田机场到仙台乘汽车有6小时的路程，郎国任头一次到日本，头一次一个人出国，神经绷得很紧。到达仙台时，已是深夜11点了。还算顺利，他很快找到了郎朗他们居住的宾馆。郎朗一听说爸爸来了，脸上涌现的那份惊喜令郎国任感到无比欣慰。形影不离的父子，从沈阳分才两天多点，就好像分别了许久。郎国任怕郎朗过于兴奋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练琴，便督促他快躺下。有郎国任在身边，郎朗睡得格外踏实。既然赵老师带郎朗来参加比赛了，何必再多来一位家长？全世界参赛选手似乎也都是老师带来的而没有任何家长尾随。郎国任是个特例。他这么急三火四地追来，在一般人看来是件弗解的事情。但是，郎朗需要。郎朗比赛太需要他的父亲了。不仅生活上需要，弹琴上更需要。哪怕父亲的一个眼神，都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父子之间的默契又是常人怎么能够弄懂的呢？或许这就是郎国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
第二节 头顶五星红旗
日本的城市干净透亮，那些建筑物都像精致的玻璃器皿，极有规则地排列成序，没有灰尘。仙台也是如此。除了那些带有着东方韵味或者直露点说是带有点唐人余韵的建筑之外，城市更多的还是那些现代西式建筑。日本有著名的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还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后来者，如矶器新、黑川纪章、左滕忠雄等。他们的建筑思想与建筑艺术影响了日本的城市风貌。所以，城市的建筑无论体现古典风格还是表现现代气息，无不浸润着日本自己的“和风”。
我们介绍一个城市常常可以写上这种说明词：历史文化悠久云云。把这个词用于日本的仙台，其实也是合适的。(关于仙台城市介绍不在这里浪费版面，可以到旅游手册查找)我们在中学读书时不是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吗？那篇文章记述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仙台这个地方。
仙台有条河流，叫作广濑川河。看上去，这条河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自然韵味。在城市流经的河流，能够少一些人工雕饰而多些自然风味，这很不容易。我没有研究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何以选地这座城市，也弄不清楚跟这条河流有没有关系，但是，仙台这座城市举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还是蛮有能力的。从比赛场地到选手们休息的住处，都组织安排得很有气派。日本人操办事情很精细，即便像布置会场这类事也像制造高级轿车似的。
郎国任为儿子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在日本他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比在德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小。因为这次比赛显然比那一次更为重要。那次郎朗获得第一名和杰出艺术成就奖，有人就说什么那次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去参加比赛。这次好手都来了，看郎朗真本事了。别说与外国选手比，中国选手之间就将有一场真正的较量。他郎国任一定要让郎朗获胜！这不仅是面子，更是志气和尊严！
郎国任对于郎朗的比赛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长，甚至是老师不可思议的。比如，他对整个比赛形势的判断分析，他在战前的“火力侦察”，他对郎朗内心稳定所起到的作用等等。也许因为他起的作用太大了，甚至有点越俎代苞了，才引起老师的意见？郎国任是个精明人，却不是个周全的人，他在处理和老师的关系上会不会有什么疏漏，以使老师感到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
老师就是老师，父亲就是父亲，他们对于郎朗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他们之间有了矛盾，也锻炼了郎朗的处事能力。好在他们都是要对郎朗负责的，都怕会因此而影响郎朗弹琴，尤其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赛，他们肯定会劲往一处使的。郎国任一到仙台就将目标对准了参赛的79名选手。他敏锐地从中窥视着能够与郎朗一争高下的选手。他越看越觉得这些选手都很棒，特别是日本的上原彩子。她是上一届比赛的第二名，那一次第一名轮空，她实际上就是第一名。此番在她的国度里比赛，评委会主任是中村广子，一个地道的日本女士，她能不偏向她们日本的选手吗？对于上原彩子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备，再从那些围前围后的记者，还有那一直对准了她的摄相机，就让郎国任不敢做非份之想了。何况他还看到了俄罗斯大林的选手也弹得那么棒，他更是觉得郎朗没有多少戏了。因为这是人家柴柯夫斯基的比赛，同样的条件，能够比过人家吗？前三名选手中，怎么都得有俄罗斯选手。这样一比较分析，郎国任的心里越发没底了。恰恰在这时，到日本来当评委的周广仁先生让别人将一百美金退给了郎国任。郎国任被这退回的钱打懵了，内心的热望与期盼骤然凉下来了。这是他在北京时，因为周先生给郎朗的指导，他表示的一点小意思。可是，周先生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接受，这不是说明她对郎朗没有太大的信心吗？周先生的学生此番也和郎朗一样同台竟争，她是不是更希望帮那个学生？钱退回来意味着什么？不愿承担某种责任吧？本来多虑的郎国任更多了思虑的内容。加之每天在这里花自己的钱，仅床位一天就得一百美金，郎国任能不上火吗？
郎朗本次参赛的曲目中有一首中国曲子，郎国任一直觉得不够把握。那几天，他们也下功夫抠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舞曲与序曲》，是台湾高山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有难度，主要是其中的鼓点强弱把握不好。高山族的鼓点是极有韵味的，用钢琴表现这种鼓声稍有差失，就会失去应有的味道。所以，郎朗除了正常地听赵老师的指导之外，更重视与父亲每天细细地一遍遍抠着曲子中的个中味道。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发现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将鼓声弱下去，弱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影响音乐的起伏，竟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他们爷俩欣喜不已。果然在比赛时，郎朗的这首中国音乐弹得非常成功，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激动地说这虽然是中国音乐，但是我们听懂了。
写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郎朗的比赛全靠他的父亲，而前来的赵老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可是有悖于作者意图的。(由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采访赵老师，所以，没有从他的角度正面去写到他。)到了什么时候，郎家父子都得承认郎朗在赵屏国老师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那是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也是赵老师长期教学生涯和科学概括与总结的东西。赵老师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教学法，郎国任说，郎朗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放松，弹琴时能够松驰下来，这很不容易。他说，还从赵老师那里学到了锇罗斯的音乐。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郎国任与别的厚道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从赵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他贪多，求快，他还要努力地自觉地想方设法地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从外教那里学到了弹贝多芬时的跳音，原来郎朗一直处理不好这种特殊的跳音。从外教身上，他们父子一块总结出弹贝多芬的跳音不能像弹浪漫派那么蹦蹦跳跳，就是说不能纯跳，要非连那种跳，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跳，才能接近贝多芬的风格。还有弹肖邦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连音，因为肖邦的东西主要在旋律线条上，郎国任让儿子从小提琴的那种连音“粘乎”上去体会，他要求儿子能够弹出小提琴的连音效果。这样以来，郎朗手下的肖邦就增加了动人的魅力。
郎国任还非常看重殷承宗先生。他毫不掩饰对殷承宗的崇拜，为子让儿子学到或者说得到更多的东西，他郎国任并不怎么顾及老师态度，这不能不对老师构成了刺激。据说有一次，在处理柴柯夫斯基的某段曲子时，老师不同意郎朗的那种弹法，郎国任说，殷承宗让这么弹的。老师马上反驳道：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郎国任就是这种“不老老实实听老师话”“惹事生非”的性格，只要他的儿子能够学得东西比别人多，弹得比别人出色，惹恼了什么人他都不在乎。
现在还接着说日本比赛吧。
日本人对这次大赛的组织安排就像他们制作家用电器，特别精细。从居住地到比赛场地，都很用心，只是他们的家用电器很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他们对于这次比赛，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选手身上。或者干脆一点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瞧起中国选手。他们为中国选手配备翻译时，只配备第一轮的，他们连第二轮比赛的翻译都不给准备，他们认为中国选手进入不了第二轮就得打道回府。这使郎朗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在上场时信誓旦旦地对郎国任说：“看我的！看郎大爷的！”
比赛安排在仙台的21世纪大剧院。剧院空间有种豪华的景深感。过道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简介，中国选手王笑寒和郎朗的照片都在上面。王笑寒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受宠，他是周教授的学生，到日本比赛，却又由李其芳教授指导。名师出高徒，王笑寒的成绩确实眼见着提高，这对于条件远不如他的郎朗也构成了压力。郎朗最不怕压力了。在仙台期间，他抓紧点滴时间刻苦练琴。中午休息时也不离开琴房。实在累了，就往地板上一倒，立马入睡。而郎国任就会守在儿子身边，把自己的胳膊垫在儿子头底下当枕头。儿子睡着了，把他的胳膊压麻了，十分难受，无法忍受的难受，但他怕抽动胳膊把儿子弄醒，就那么坚持着，胳膊打着颤，额角流着汗，一动不肯动，直到儿子醒来，他的胳膊都不会动弹了……
郎朗练琴也够狠的了。李其芳趴在窗口一看琴房的郎朗光着精湿的脊梁，挥汗如雨的架式，她不禁惊呼道：“郎朗在游泳！”
好一个游泳！这是对郎朗在仙台比赛前夕练琴的生动描绘。而那些条件好的选手呢？他们可没有郎朗练得这么苦，这么酷，他们有的还买了一支枪，成天打着玩。其结果怎样？
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届赛事在俄罗斯举行。这是第二届，在仙台。比赛包括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项。仅钢琴参赛选手就有79人。这些选手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这些选手无不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来到这里的。他们无疑是全世界选拔的这个年龄段上的最好选手。比赛的竟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赛的抽签与以往不同，所谓签，其实是一份纪念品。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盒，盒子里装着工艺精湛的木制小人。选手们可以在摆放的这排小盒中随便拿。将小盒拿到手之后，揭开来，就能发现里边的小人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一共是三个小人。在最小的那个小人身上，是决定比赛次序的，谁发现了自己手里这个最小的小人身上有标号，谁就是第一个出场比赛的选手。余下的便按着选手的姓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这样，郎朗的L字母排列在第12位。也就是说，他第12个出场。“第一轮我弹巴赫平均律第18首、贝多芬第四奏鸣曲、肖邦第二练习曲、柴柯夫斯基《夜曲》。
“练琴时，我爸挨屋去探听各屋情况，加石料向我秉报。听到和我弹一样的曲子，就叫我去偷听。上届老柴比赛第二名的一位女选手弹得好，我爸让我偷听。我正在偷听时，她突然出来了，一眼就看见我站在那里。我马上装着喝水，一仰脖……”
“第二轮，我弹柴柯夫斯基变奏曲、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塔兰泰拉》。我发挥得非常好，淋漓尽致。有人居然给我献花。比赛哪有献花的？不让上台献，就到后台献，是一位舞台管理人员在间歇时送我手里的，我没见到送花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在弹第二轮时，先到后台等着。后台空调特凉，吹得挺难受。脑子倒是挺清醒。我就想我爸的话：前边那个小孩弹得挺冲，你先稳一下，稍稍等一会儿，等平静了，再弹，不要怕超过时间限制。没事，你弹吧，不要太急。三个曲子有点相像，激烈程度要有区别。老柴不要太强，要收敛一点，黄安伦弹得要揪心，后边要潇洒，要像击鼓似的。《塔兰泰拉》要野一点，精明一点，不要砸琴，使劲不能过大，沉稳，再沉稳一点……”
郎朗说，他每次上琴前，都要把要弹的曲子过一遍脑子，如何处理，如何弹，细细地想，这是经验。也是他们爷俩总结的经验：前边选手要是弹得强，你就弱下来，要区别；要是前边选手弹得弱，你就一定要以强开始，反差鲜明，增加记忆，也能把观众吸引住。
郎朗在第二轮发挥得确实不错，还没弹完，就听评委席上喊：停！
郎朗小心地问：“不是弃权吧？”
周广仁说：“不是，是进决赛！”
决赛按排在三天后举行。
仙台第一宾馆门前的那排旗杆上悬挂着各国的国旗，五颜六色，把仙台的蓝天映衬得格外绚丽。这些国旗就是各国选手比赛成绩的晴雨表。随着比赛的进展，这些密实绚丽的国旗在日渐稀少。郎朗每天回到宾馆或离开宾馆时，第一眼总要看看这些国旗。他特别注意门前那些旗帜。因为，每淘汰一位选手，就要降下他们国家的旗帜。郎朗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格外亲切。那是他的荣誉，他代表着自己的祖国。比赛第一轮结束，剩下39人进入第二轮，中国所有参赛选手都进入了第二轮。再往下比，仅有六位选手进入第三轮；在这六名选手中仅有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郎朗。而在国内被一些人捧着宠着排名在郎朗之前的选手怎样了呢？这种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如果郎国任早知有这么一天，他大概不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忿忿不平吧？
其实，郎国任的内心并没有放松。他到仙台来并不是只为自己出口气，和中国选手一决高下，他是要和所有选手比高低。当郎朗真正进入三轮时，他觉得压力格外大起来。因为从郎朗头上顶着的这面五星红旗，他就感到了足够的份量。如果郎朗一旦有了闪失，那么，这面国旗肯定要从仙台的上空降落无疑。那么一片国旗中，只剩下了四面国旗了，它们依次为：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在这四面国旗中，最后剩下的国旗能是哪个国家的呢？
郎朗父子仰望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那种眼神是坚定地向往。
比赛期间，郎朗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选手。这是三个女孩。一个叫詹未英，一个叫张晓荧，还有一个姓李，名字郎朗已经记不得了。他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她们的问话：
“你是大陆来的？”(瞅他这么高这么胖，不大相信)“你们是不是住茅草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女孩指着电视考问郎朗)“你们有吗？”
郎朗听了这种问话当然十分气愤。不过，当郎朗如实回答并且对中国改革之后的人民生活现状予以说明后，三个女孩的敌视情绪消失了，她们用歉意的口气解释，说她们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你们的小孩子都在做苦役。郎朗告诉她们事实真相，她们相信。她们后来都对郎朗非常好。她们还为郎朗取得的成绩衷心祝贺。后来，当这几位台湾选手遭淘汰后，都恋恋不舍地向郎朗告别。由于参赛选手仅剩下六名，拥挤的宾馆里也显得空荡了。郎国任为了省钱，退掉自己那一百美元一宿的床位，与郎朗挤在一张床上。没有瞧得起中国选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因对郎朗恭敬而转为对郎国任的恭敬。起码没有因为他与儿子挤在一张床上而轻看他。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六名选手分两拨，一天三名，逐一登台，与乐队合作协奏曲。在历次国际赛事中，中国孩子在与乐队合作时常常是吃亏的，因为我们平时条件有限，所以，与乐队合作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作为评委的周广仁先生也是深为郎朗担这个心，她知道郎朗要弹得那首肖邦协奏曲与乐队合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进入第二乐章时，乐队速度慢，万一钢琴带不了乐队被乐队拖着走，那就得弹散，一散，就抓不住听众，更抓不住评委了。
周先生坐在评委席上暗暗替郎朗捏把汗。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这时候的国际评委周广仁先生真正希望郎朗能够一举夺冠。
时间：1995年的9月9日。
地点：仙台大剧院。
乐队：莫斯科交响乐团。豪华阵容占满舞台，占满人们视线。一架三角大钢琴。舞台的帷幕正中，挂有一个人的头像，那是——
第三节 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面孔会被中国孩子感动吗
帷幕上的头像有着刺绣的效果。那是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人面孔——柴柯夫斯基，这是一个能够让人类忧郁的名字。看上去，就连他的胡须都是忧郁的。那双深陷在眉骨下边的眼睛在注视着会场，注视着豪华的莫斯科乐队，也在注视着那架闪着珠宝般光泽的三角钢琴。全世界只有一个柴柯夫斯基，一个不朽的时时可以伴随我们的音乐之魂。
然而，他会关注这个中国孩子吗？他绝不是来自高贵的有教养的家庭，他对于西方上流社会的文化礼节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宗教还缺乏起码的理解。他还太小，乌黑的中国式小分头，让他那位不会化妆的父亲不知往上面涂抹了什么发乳头油，使薄薄的那层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像粘了一张黑颜色的纸，没有一点蓬松感。他坐在巨大的钢琴前，脑袋只比钢琴高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在看指挥时，脑袋得使劲往上探仰着才能看见。这样一个孩子端坐在如此豪华的乐队丛林中，大有被淹没之感。而这个孩子，则不肯被淹没，他那张涂满稚气的脸上，顿时充满了童年的全部神圣和灵性。
“我从未合过乐队，比赛前我感到非常疲倦。当时练琴在一所大学里，好像是工程学院。我在琴房的椅子上睡了一觉。从琴房到比赛场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决赛六个人，分两天比赛，每天三个人，都是晚间七点开始。我是排在第一天。”郎朗是这样回忆当时比赛的：
“我排在最后边，等前边那两个人，一直等到了九点多，特着急。我爸让我睡一觉。把两张桌子往一块一拼，我爸给我盖上演出服装，把灯关闭了。我闭眼养神。快到点时，我爸叫醒我，让我再遛一遍曲子，我爸听了说好了，没问题，你就尽情发挥吧！
“舞台监督是个中年男子，日本人，他给我一递眼神，打个手势，我就往台上走去。我很轻松，没任何压力。赵老师和我爸都说，没事，得前三名就行。但，我心里边想，必须拿第一。决赛就比一首协奏曲，36钟。”……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长长的前奏仿佛专为指挥准备的，似乎从根本上忽略了这位中国神童的存在。这种冗长句子的前奏是对一个13岁孩子的耐性与心理的真正考验。指挥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像戴着一顶皇冠般的假发。他立于郎朗的斜上方。郎朗能否成功，就看与他这位指挥之间的交流是否默契。
莫斯科交响乐团有着足够的辉煌。郎朗置身期间犹如裸露在炽热的阳光下。黑色光亮的三角钢琴像一块沉默千载的礁盘，等待着这位身着白色衣着，扎着黑色领花的中国男孩去唤醒。男孩与钢琴黑白分明，对比度极强，令人神清气爽。
前奏为这个孩子铺展开一条暖色的音乐通道，他很舒服地抬起了双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接，不仅靠指挥的手势，更要靠一种音乐的悟性与敏感。郎朗天衣无缝地完成了这种过渡与对接。他以飞翔的姿态靠近盘键，一串干脆利落的触键，清亮亮地带着洁白的感觉去扣击这块千年礁盘，于是，一片灿烂与乐队营造的这片美妙空间得到了动人的呼应。
F小调，OP. 21，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应该算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它是作于1829年，比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早作了一年。可这首曲子因出版晚而成了第二。
肖邦在写这首曲子时，正值青春季节，他疯狂地爱上了学声学的一位姑娘，她叫康斯坦莎.格拉德科夫斯卡。恋爱过程与感觉完全是西方式的，一见锺情。肖邦陷入情网，整天相思，却羞于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情。单相思的折磨，硬是把他折磨出这首可以流传千古的名曲。对于青春期的肖邦来说，不吐不快，不写不快，而当他写出这首曲子并且于1830年3月17日在华沙首次由他自己弹奏时，该是多么淋漓尽致的场面。听懂的和听不懂的肯定会同样陷入那种音乐气氛。肖邦等于向全世界表述他的初恋，他的死去活来的痴爱。只是不知道那次演出时，被他倾心狂爱的姑娘是否在场。
郎朗还是个孩子，是个在中国视爱情为不正经的保守封闭状态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父母之间长期分居，到了一起还免不了拌嘴，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温存一番也会严格地提防他，回避他。所以，他接到女孩子的所谓情书统统扔到马筒里，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是个多么纯净透明的孩子，对于爱情深渊他不仅不敢迈步，甚至连瞅一眼的可能都没有。而西方的音乐大师如莫扎特、李斯特们却在爱情的接触与涉入上要早得多，深刻得多。这大概就是东西方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能否影响到对于肖邦音乐的理解与演奏呢？
其实，也真难为了郎朗这个正派的好孩子。父亲告诉他，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去弹这首爱情的曲子，带着对母亲的爱去弹，总之，要投入真正的感情去弹。然而，这种感情能够真正表现出肖邦那种缠绵绯侧、充满浪漫主义的美妙的幻想情趣吗？
像所有的协奏曲一样，肖邦的这首乐曲也分三个乐章，第一章是快板，庄严、雄伟，乐队演奏出很长的引子，好像是铺垫，在渐弱下去的衔接处，钢琴脱颖而出，以脆快明亮的击键，表述着动人的语言，晶莹璀灿，充满勃勃生机。郎朗正是以洒脱的感觉和精确的触键，还有那种随着音乐节奏而起起伏伏的身子，楔子般地为辉煌乐队定了基调，并且使自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不断上仰的额头，是否是不断做着升华的努力？特别是他的眼睛眉头被一种成熟情感揉搓得极富变化，从镜头看去很是耐人回味。他完全把自己融入肖邦的情感中。他在第一乐章中得心应手，完成得非常之好。他被乐队拥抱着，宠爱着，他进入了合作的佳境。
进入第二部分，便转入广板。这是个慢板乐章，令人沉醉的爱情描述，如梦似幻，用幻想和热情去编织浓郁的诗境，从中托浮起肖邦日思夜想的女神——格拉德科夫斯卡。这是最难弹奏的部分，只有用惊人的手法才能让钢琴在声乐风格中歌唱。钢琴进入最优美的意境时就是进入了这种声乐风格的歌唱中。郎朗最爱歌唱，所以，他还是比较适合弹浪漫派的东西。然而，这种歌唱不是一般的歌唱，它是梦境的歌唱，李斯特是这样诠释这种歌唱的：“它所表达的意境有时光芒四射，有时充满柔情的忧伤。”郎朗表达明亮，表达光芒都不成问题，可是，表达那种充满柔情的忧伤，确实需要一种更为内在的东西。更难的是节奏的掌握，不光是自己的钢琴节奏，还要控制好整个乐队的节奏。
尽管郎朗7岁弹完740，9岁弹黑键，11岁弹《匈牙利狂想曲》，12岁弹肖邦第一、第二协奏曲；肖邦24首练习曲；13岁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柴一；进度惊人，功夫扎实；尽管数年寒窗，郎朗苦心练琴，通过《塔兰泰拉》把他的指尖和弦练上来了，通过《狂想曲》把他的八度和弦练上来了，通过肖邦的练习曲、回旋曲把他的音乐练出来了，但是，他若想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真正弹好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战胜对手，征服观众，征服来自世界各国的口味不同的评委也仍然让人深深担心。
最令人担心的时刻到了。那就是看郎朗弹第二乐章时如何处理与乐队的关系。这个乐章本身要求就得弹慢，而弹得太慢，就极容易使整个乐队松散疲沓下来，那可就无法收拾了。而只有带着乐队牵着乐队，与乐队浑然一体，达到深度默契，那才能使散开的音乐拢起来，拢出一团粘稠的深情。太难了，对于从未与乐队合过这首曲子的郎朗要想左右乐队，牵着乐队确有不小的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他不仅征服了乐队征服了指挥而且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我们之所以称道他，赞美他，皆在于他做到了。他做得好极了，他不仅准确传递出了肖邦的感情，而且，他弹出了他郎朗自己的感情。真分不清哪些是肖邦的哪些是他自己的。他与乐队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他的指下飞迸出了火花——，能够在如此紧张的比赛中迸溅出火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郎朗在谈到当时情景时说：
“开始乐队起得太慢，周老师和赵老师都怕我带不起来，曲式比较散，慢起来很容易越弹慢，弹散，后来，我给乐队带起来了。我带特巧妙，看不出我在抢速度，我与乐队融合一体，一点间隙没有，完全合为一体。指挥与我眼神交流，特和谐。第二乐章太感人了，是爱情的倾诉，我爸让我去想爱祖国，爱山河……“我感情完全投入了，我把台下弹哭了，他们感到我是在跟上帝对话。”
郎朗越弹越来神儿，到了末乐章时，他发挥出东方人的全部灵性，把旋律表现得美极了。他仿佛是天使，弛骋在一片高远圣洁的天空，那么轻松，那么明快，那么辉煌。仿佛手底下有着无穷无尽的珠宝任他拨弄，每一下拨弄，都发出了水晶般清澈透亮的声音。郎朗的技巧与音乐达到了高度的和谐，随着他那出神入化飘忽不定的手指，旋律生动欢快，隐隐透出了玛祖卡舞曲的节奏。这种节奏在郎朗翻飞的指尖下缀联成一片洁白轻盈的浪花，而郎朗正是在这片浪花尖上尽情跳跃，将情感一次次推进推向高峰，最后，和他的乐队一起完成了一次辉煌的情感仪式。指挥感谢他，乐队的人感谢他，观众更是感谢他。悬挂在帷幕上的音乐之魂——柴柯夫斯基是不是也会感谢这位中国的孩子呢？
郎朗受到的欢迎是激动人心的，就是不得第一名，光享受这种掌声、喝彩，也是不虚此行。他一遍遍返场，一次次地行着大礼，依然迈着他父亲为他精心设计的那种过于沉稳的“小大师”步子……
别忘了，我们是在日本仙台比赛。别忘了，还有一位叫作上原彩子的日本女选手。她是上届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轮空，她耿耿于怀。她此番出征，就是要夺冠，夺取第一名！这是不含糊的。否则，她没有必要参加比赛。她是日本的希望，也是夺冠呼声最高的选手。从那些一开始就围着她转的那些记者，那些火箭炮筒似的摄相机和照相机，都在对准了她。而没有任何记者会注意到中国的郎朗。这倒也好，让郎朗有了安宁，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集中精力练好曲目。
上原彩子占尽“主场”之利，她是雅马哈公司出钱培养她，送到美国深造，还为她请了一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指导。她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好像她是当然的无可争议的冠军。一般我们通常认为日本孩子弹琴注重精确，而往往在音乐上弱，可是，上原彩子在技术和音乐上同样出色，在精神上更不肯示弱。她的确很有实力，演奏时显的沉实坚定，充满自信的力量。她当然会大受欢迎。
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普列马托夫，他长得人高马大，弹钢琴时有种居高临下之优势。他比郎朗大两岁，却要高出差不多一个脑袋。郎朗是纯粹的小孩，可他却是个真正的大人。从他来自的国度看就有优势，老柴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以他的名义命名的音乐会怎么能够不看重来自他们国度和民族的选手？如果从有利角度而言，他们都比郎朗更有着夺冠的优势。冠军究竟会落在谁手？
最忠实的听众郎国任，在听完六位参加决赛选手的演奏后，他深感震惊。特别是日本的和俄罗斯的选手发挥极佳。他们都有可能折桂。但是，他更看好自己的儿子。郎朗比他们更能打动听众，郎朗弹得更有光彩，因此，郎朗所受到的欢迎是空前的。他一次次谢幕，一共谢了四次，还是难以抚平场上的热烈潮水。观众们涌到了后台，把后台门堵得严严实实，为得是找郎朗签名。看到儿子在这片欢呼的潮水中起伏，郎国任更是心潮难平。
比赛结果，郎朗如愿以尝，获得第一名，而那位上一届的第二名日本的上原彩子这次又得了个第二名；又一次遗憾。获得第三名的是俄罗斯选手普列马托夫。
9月10日这天，获奖选手表演。已经获得第一名的郎朗震动了日本舆论界，他们将原先对准上原彩子的一片镜头齐刷刷调转过来，对准了郎朗。镜头面前的郎朗多少有点不适，他有点腼腆地应答着记者们的采访。记者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欢吃肉，吃蔬菜、水果；问他业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喜欢体育，爱看足球。
记者采访第二名上原彩子。记者问她你有什么感受？她答道：我又参加了一次比赛。这句话说得多有意味。
郎朗在日本名声大躁，人们热情相邀郎朗来日本演出。俄罗斯的资深评委谢尔巴克马上与郎朗签了合同，订于明年邀请他到莫斯科、日本、朝鲜、以色列、意大利等国家巡回演出。日本“NHK”公司录制了郎朗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的肖邦协奏曲CD光盘。“JVC”唱片公司还录制了郎朗钢琴演奏专辑。一家演出公司还问郎朗是否原留在日本。郎朗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不会留在日本。但，他答应了这家公司的邀请，来日本演出。后来，郎朗母亲周秀兰也随同儿子一起来到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出国，第一次随儿子到国外演出，第一次享受到儿子给她带来的荣誉。每每说到这里，这位饱受风霜的母亲就会洋溢出一种近乎天真的动人状。令我感动。所有国际钢琴比赛没有一个家长到场，只有郎国任特殊，所以外国人见了他便问：你是老师？他如实答到：我是家长！外国人不会知道这位家长对于郎朗的重要性，便面露诧异：家长来干什么呢？
获奖选手表演音乐会的场面是相当激动人心的。选手们的精彩发挥，使本次大赛在辉煌中有了一个璀灿的句号，而郎朗的名字从此融入了仙台的广濑川河，汨汨流向日本岛。作为本次大赛的组委会主任中村广子在镜头上出现时，显得特别高雅，她的气质与周广仁先生有些相象，年龄看上去也差不多的样子。她说，她是第一次作这种大赛的组委会主任，她也是第一次遇到中国郎朗这么好的选手。她特别称赞了郎朗。她说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曲子好，但要表现出来是非常难的，而郎朗弹得出人意料的好，整个音乐都被他融入身体中，音乐理解得这么深，技术这么好，他水平确实很高，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得第一。
中村广子还颇有感触地说：通过郎朗弹琴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水平，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钢琴与西方的距离在缩小，东西方文化也在缩小。
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获得圆满成功，而郎朗父子也大获成功。郎朗不仅与同来的中国最好选手相比得到了成功，而且与世界同年龄组的高手相比也技高一筹。
赵屏国老师更是激动万分。尽管这次公布获奖名单时，他没有像上一次在德国埃特林根时那么激动，但他确实在郎朗弹完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时流泪了。他被自己的学生感动得热泪横流。郎朗在接下来所受到的欢迎越甚，他的泪就流得越欢。他在内心深处感叹着：这么小的孩子，比第二名上原彩子小二岁，比第三名俄罗斯的普利马托夫小三岁，这么小的孩子却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发挥得这么好。多了不起的孩子呀！回国后，记者采访赵老师时，赵老师说，我兴奋得三天没睡着觉。这是我经历的比赛中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意义远远超过几场音乐会……我们真正挺起了胸脯，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在谈到郎朗何以能够夺冠时，赵老师说：
郎朗其实有三个不利因素：1、年龄较小；2、在国内从未合过乐队；3、决赛的曲子难度较大。对此，我抓住以下几个要点不放：
一、这次是“老柴”比赛，我再三叮嘱郎朗一定要把老柴的作品弹好；二是古典作品，除把握住曲子特点风格外，还要发挥郎朗自己的特点。比赛成功了，证明这几点抓对了。在第二轮比赛中，郎朗弹了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弹得也很出色。俄罗斯一个音乐学院的校长说：“这孩子不简单，虽然我第一次听中国曲子，但我能听懂它。”
赵屏国老师认为这次比赛许多选手失败在老柴的作品上。技巧都不错，但在风格上音乐上弹得不够好。一位外国听众说，我一听到郎朗的演奏就意识到，这个孩子肯定是懂老柴的人教的。“还问我”赵老师说“郎朗是跟谁学的。殊不知，我几乎是研究了一辈子老柴的作品。”
赵老师还告诉记者，有位俄罗斯选手的家长对他说：“我听郎朗弹琴一直在流泪，从他的弹奏中我感受到了阳光。”
作为中国唯一的评委周广仁先生说：
“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选手更为突出。受到极大的欢迎，国外的评委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总体实力最强最好。对我们有三点评价：1、中国的孩子有才华；2、中国钢琴教学好，是成功的，训练整齐，技术基础打得好，较全面；3、中国孩子弹得温暖，有表情。
他们没想到我们是这样的水平。最后他们承认——中国了不起。
我作为中国的评委，感到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周先生在谈到郎朗的演奏时说：郎朗的演奏感觉好，跟观众交流亲切，很投入。作为演员这点很重要。他的抒情性能打动人。第三轮比赛时，他忽然冒出一些光采、火花来，把大家高兴坏了。另外，他和乐队合作得很好，虽然出来第一次合，但很快就很和谐了。乐队指挥说：“这孩子真了不起！”这也是一种能力。他得第一，是当之无愧的。
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评价，郎国任心里边所有的委曲都可以得到慰藉了。
比赛结束的兴奋余震并未结束，郎朗他们从仙台同机回到北京。载誉而归，校长陈南岗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她把一束鲜花献给郎朗，她的笑容比鲜花还灿烂。她与一行人一一握手，握到郎国任时，她说，谢谢你。
郎国任呢？一下子语塞，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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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7-10 19:2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