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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还是NB，它们很能用数字说话。转篇文章。
爱得太紧也会闷死人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位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教授，很多人说他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他已经得到了美国经济学协会给予四十岁以下最杰出经济学家的双年奖。莱维特那系里，诺贝尔奖人多的是，他即使得奖，也不算特殊。特殊的是芝大经济系以理论闻名，而莱维特却是玩统计数字的，而且他玩出的结果，表现上似乎与经济学无关。比如，他作过一项令各国左派跌碎眼镜的研究，他发现金钱对选举胜负不起决定作用，而且事实上作用很小——只是这研究似乎属于政治学。不过这不是俺今天要谈的话题，虽说美国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战已经开打。俺要谈的是莱维特另一项研究：父母要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做些什么事，最可能出效果？
九十年代后期，美国教育部在全国各地随机选取了两万多名同龄儿童，从幼儿园一直跟踪到五年级，察看他们的学业表现。这次大规模的横向调查（ECＬＳ，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积累了大量资料。而且这次调查不但收集学生考试成绩，还有家访面谈记录，问了家长许多问题：是否打孩子，家里有多少书，平时是否带孩子去博物馆，等等。这就是长期搞数字化管理、经验比较丰富的好处，其中有些资料，换了兄弟我，大概不会问。比如，ECＬＳ记录了母亲生头胎的年龄。俺是向来认为十六岁就应该结婚的，俺就不会想到要问这一问题。但莱维特发现，母亲的头胎生育年龄与学生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就是说，母亲的成熟程度，似乎对孩子成绩有很大正面影响。
俺上面说“相关性”，说“似乎”，因为莱维特用的是回归分析，这一方法只能验证相关性，不能确定因果性。从数学上讲，回归分析不复杂，学过初二代数就能理解其公式。但应用到实际，真正需要的还不是数学，而是某种洞察世事的精明。比如，ECＬＳ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家里有很多书，与学生成绩正相关。但经验告诉你，家里书多，或许仅说明父母教育程度比较高，或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么，这三个因素里，储书量，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到底是哪一个推动了子女的学习成绩？
这时，就要从全体被调查学生里划几个子样本出来，每个子样本里的家庭，父母教育程度（都高或都低）和家庭经济状况（都好或都差）很接近，但是储书量不同，然后比较子样本内的学童成绩。所以被调查的学生越多越好，或者说，数字化管理的覆盖范围越大越好，否则，划出的子样本里人数太少，所作分析就不具备统计意义。
莱维特发现，每一个子样本里，储书量多的家庭，学生平均成绩都比没有书本的家庭要好。虽说严格地讲，莱维特得到的仍是相关性，但在证明了不管父母教育程度高或低、不管家庭经济状况好或差，储书量都与成绩正相关后，我们可以比较因果性地设想：给孩子定期买一些书，对提高成绩有利。
数字化管理其实只是提供大量数据。英语里有个“DＩKＷ阶梯”的说法：研究分析过程自收集数据（Data）开始，从数据中整理出有用的信息（Information），信息分门别类放入知识（Knowledge）的框架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最后从知识中提炼出智慧（Wisdom）。要走完这一阶梯，找出数据背后的智慧，需要对数据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而这正是莱维特教授的本事。他对ECＬＳ数据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分析后发现了八有关八无关。
A 与成绩有关系 B 与成绩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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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父母教育程度很高 家庭完整
２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家庭近日移入好街区
３ 母亲三十岁后生头胎 母亲在家不工作
４ 孩子出生时体重较轻 孩子获得政府学前资助
５ 父母在家里讲英语 父母定期带孩子上博物馆
６ 孩子是领养的 父母经常打孩子
７ 父母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孩子看电视比较多
８ 孩子拥有很多书 父母基本上每天给孩子讲故事
注意，A栏的“有关系”，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A４（孩子出生时体重较轻）对成绩的影响就是负面的。不过负面影响也就是A４和A６。
另一要注意的是，这是儿童早期调查，到五年级为止，有些结果对超过此一年龄的少年人未必适用。比如，B２说迁居好区与成绩无关，俺不太相信“孟母三迁”的东方古老智慧在美国会失效，更可能的是，儿童十岁之前，受同伴影响不大，家庭教育仍起决定作用。
因为是美国的调查，这里要解释一下美国专有的事情。B４“政府学前资助”，是指一个名为“先走一步”（Head Start）的美国政府扶贫项目。在低收入社区，特别是少数族裔社区，教堂和社区组织可以申请政府资助，设立幼儿园，为贫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莱维特的分析，表明这一项目效果有限。贫民幼儿聚在一起，由贫民社区的妇女教育，未必能形成一个有力刺激智性发展的益学环境。
A７“参与学校管理”，是指父母积极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ＰＴ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的活动。美国中小学通常都有ＰＴA，由家长担任主席，负责与学校、教师沟通。同时，ＰＴA也会动员家长帮助学校：捐钱，毕业典礼做义工，有特长的家长为学校球队作教练，或绘画小组当指导，等等。家长对学校期望高，有热情，积极参与其活动，与子女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
A５“父母在家里讲英语”，似乎与亚裔的情况矛盾。不是说亚裔孩子成绩最好吗，难道他们的父母都在家都讲英语？莱维特确实发现亚裔学生平均成绩高于白人孩子，这一条主要反映家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的情形。拉美移民的子女成绩，往往比黑人还差。
B６“父母经常打孩子”对成绩无影响，换成中国很好理解，俺老家村里谁家不打孩子？根本不算个事。但在美国就需要一个解释。莱维特的猜测是，如果父母当着政府调查人员的面，承认自己打过孩子，这说明父母是相当诚实的人。家长的诚实对儿童的正面好处，大概超过了挨打的负面影响。
莱维特作了个大致的推广。A栏主要表明家长是什么样的人：教育程度高，职业上比较成功，母亲以学位或工作为重，结婚较晚，生育也较晚，孩子出生时已有很好经济条件，而且对孩子的教育环境很重视，参与学校活动和给孩子买书（但不是直接扭着孩子胳膊做这样做那样）……这样的家长看来智商较高，因此孩子的智商也比较高，而智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成绩。B栏则主要显示家长为子女做了什么。很遗憾的是，家长直接对子女做这样做那样，似乎与学习成绩关系不大。而且莱维特不赞成父母在学习上管得太多。
俺又要说到俺最喜欢的黑猩猩兄弟了。这不就是人类猿类一家亲吗？小猩就是这样的，在母猩身边不远的地方玩，有危险的时候，离水太近了，猩妈呼叫一声，别的她才不管呢。小猩自然而然就跟着猩妈猩爸长大了。看来，这种实行了几百万年的自行成长机制，仍然好好地坐在咱们基因里。不用你去强扭——扭了也效益不彰，你做好你自己，自己成功了，在统计意义上，你的子女在学校也会很成功。学校当然是要上的，知识是要系统学习的。但学习的能力和动力，主要来自父母的遗传和榜样。至少在小学是这样。
（顺便回答网友在上周《男女话谁多》之后留的一个问题：男明猩见面打手势，是真的还是编的？当然是真的，俺从探讨语言起源的书里读来的。）
莱维特教授说，当父母拿起一本育儿秘笈时，已经太晚了。对子女成长最有影响的家庭因素——你是谁，你和什么人结婚，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十年前就定形了。
作为佐证，莱维特教授引用了一份英美两国领养儿童的跟踪调查。领养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通常优于亲生父母，智商也相对较高。领养儿童的成绩却体现不出领养家庭的优势，亲生父母的智商限制了他们的表现。但是，中学之后，相比那些出身于类似他们亲生父母家庭的人，昔日的领养儿童进大学的比例高得多，后来在职业上也远为成功。领养父母的正面影响，终于展现出来。
莱维特教授与《纽约时报》特约作者斯蒂芬·杜布纳（Stephen J.Dubner）合作，在前年将他研究日常问题的成果结集成书，题为《搞怪经济学》（Freakonomics），出版后在《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上长红八十周。俺读的是去年重印的增订本，本文内容主要来自其中第五章。该书已有中译本，《魔鬼经济学》，刘祥亚译，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于对当今翻译质量的深刻怀疑（至少俺对书名的译法有保留），这里仅是提一下这个译本，并不是推荐。
为什么本文谈的教育问题也算“经济学”呢？莱维特的解释是，一则方法是经济学，回归分析是经济学家惯用手段；二则，他所研究的人类行为有“经济学”特性，都是为得到某样东西而调配资源。
最后有个说明，ECＬＳ是美国的资料，美国家长通常不会按课本直接教孩子，所以莱维特可以作出“家长是什么人”和“家长做什么事”的大致区分。如果像咱们这里，家长常常自扮教师，甚至替子女做作业——当然，也是出于无奈，作业太多了——那么“家长做什么事”大概会对成绩有影响。虽然，孟夫子早就说过， “古者易子而教之”，就是要教子女，也要和邻家换着教，自己教是很难教好的。这算是东方古老智慧和“搞怪经济学”的一点契合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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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0 15:3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