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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 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 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唐勇林 发自北京)
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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