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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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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说法未必不成立,读者经常是不可以选择作者的,相反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强加给读者。
在中国,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语文底子是靠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奠定的,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小学的课本甚至是他们一生的主要阅读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恰恰是无可选择的,而作者通过有形的或无形的手把全体学龄人群(从长期来看,说全体公民也不为过)强制性地作为他的读者。这固然不完全是作者的错,但那些糟糕的作品,比如应景文章,比如领导讲话,比如歌功颂德之作,客观上实实在在地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如果考虑到这些东西正是在一个人精神成长的最关键时刻,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的最关键时刻强行塞给他们的,它们就不仅是读者一时的地狱,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人们终生都无法逃离的永恒的地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表达方式,思维习惯不是都带有浓厚的教科书色彩吗?

你讲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受到并不真正理解他的人的追捧,这种追捧会造成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伤害,如果任由这种轻浮的追捧流行,势必会妨碍对作品真正价值的理解以及作品真实意义的有效传播;如果揭破了这种歪曲,势必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甚至自尊心,毕竟,让一个成天追着你捧着你为你大唱赞歌的人难堪要忍受良心的折磨。尼采看清了其中蕴藏的悲剧和喜剧,所以才讲:我不需要任何追随者!

不过,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涉及到的还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作品)与一个不称职的读者的关系问题。其是非曲直似乎一目了然:作品是无可置疑的伟大,读者显而易见的渺小(弱智),因此,对于一个严肃的读者来说,要想真正理解作品,无疑需要一颗敬畏之心。要敬畏他者,必先谦卑自己,甚至丢掉自己,以谦卑的姿态全身心地进入到作品才能真正有所收益有所领悟偶得一二精粹;相反,以贫弱的心智和居高临下的昂扬姿态粗鲁地杀入那个精微的思想世界,就无疑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一种践踏,其结果必将是一无所获,此类读者无论是对作品的赞扬还是批评都毫无价值,不构成对作品的一种有效评判,其情形正与一个屠夫或一个厨师对一个外科医生刀功的评判相仿。到此为止,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一种消极的意义来评论读者对作品的偏离和歪曲。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稍微拓展一下,就立刻会呈现出另外一个向度来。我要说的是:作品真的有一个原初意义吗?即使有,作者真的享有对这个原初意义的掌控权吗?在对作品的解释上,作者比普通的读者享有更大的权威吗?或者,如果按照后现代诸公更为激进的说法,有一个所谓的原初文本(original text)或作品原型(model)存在吗?Maxim兄自己也承认,作品一旦完成就离开了作者不受作者控制。作品的完成似乎是作品的终结,作者写上的最后一个句号似乎意味着作品由开放走向封闭,由可能走向现实,由抽象走向具体。对于大多数庸俗粗糙之作来说的确如此,作品从其作者手中完成之日也就是其生命完结之时,意味着其可能性的穷尽,它只配享有庸俗的读者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读者。但对于一件伟大的作品来讲,情形正好相反,作品的完成正好是其由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它敞开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可能被任何读者穷尽,包括作者自己。我甚至认为,在作品面前,作者自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它并不拥有超越于普通读者之上的绝对权威,在对作品的理解上,他做的并不一定比别的读者更好。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欣赏过多个版本的演出,包括俞丽拿的,盛中国的,薛伟的,吕思清的,李传韵的,西琦崇子的,等等。音乐爱好者们在不停地争论哪个版本更权威更完美更到位,争论不休之时,便诉诸曲作者陈钢和何占豪,似乎陈、何才有最终的裁决权,我认为这是相当荒谬的。梁祝的曲作者固然是陈、何,但陈、何只是这部作品最初的作者,而这个最初的作者当时对这部作品的意义是并不明朗的,这部作品的意义是50年来无数的小提琴演奏者、无数的听众,无数的乐评家所共同赋予的,演奏者和听众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这种作品的创作中,我相信,虽然50年来面对的是同一个谱子,但陈、何对其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化,而这种变化和深化既与乐谱本身包含着比较大的阐释空间有关,也与创作者的人生阅历不断丰富有关,更可能与不同的演奏家所赋予它的不同韵味和灵感有关。因此,今天的梁祝已经已经不再是50年前那两个血气方刚的愣头小子为应付差事匆匆写在几页草稿纸上的单薄的乐谱,而是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和空间的变幻并倾注了无数人心智和情感的一部丰厚的集体作品。这里,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什么是作品的原初意义,甚至什么是原初作品了。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原作者只是埋下了第一粒种子,给了它第一个推动,此后许许多多的人们的理解、阐释、演绎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梁祝,而且它仍然处于开放中,仍然是未完成的,仍然会有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中来。其实你讲的叶嘉莹教授对“劝君早还家,绿窗人似花”的解读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解说之所以给了深刻的印象,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忠实于原作的解释,也并非因为其多层次性,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富有有想象力的新颖的解释,它说出了别人没说出的话,它赋予了诗作一种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至少是不很明朗的意蕴。因此,一种好的解释我认为并非是无限接近于或忠实于原作的解释,而是一种有创造性的解释,这种创造性不仅不反对对对原作的偏离,甚至要求和鼓励一种合理的偏离,否则解释活动就成了一种单纯的重复,就成了同义反复。最精确的解释永远是A=A,但这种解释也恰恰是最无用的。一个作品如果拒绝新的解释,或者其本身缺乏容纳多样性解释的空间,那么这样的作品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作品的生命既是作品本身具有的,也是解释者不断赋予的,一个作品如果不再能激发新的可能性、新的解释,就表明其活力已被耗尽,不再处于敞开的状态,就意味着其走向了穷途末路。就拿韦庄那两句词来说,叶教授的解释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只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如果换一种心境,换一种场合,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赋予该词一种自恋和轻薄的色彩而又不显得牵强,这个功夫,我想Maxim兄就不缺乏。
2010-01-31 20:46:38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134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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