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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封面专题:全民教育恐慌
少年中国安在?!
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
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人人痛斥着体制的不公、名校的黑暗、教育的乖张、课本的老朽、师资的颟顸、“特长”的猫腻、拼爹的无耻……
但只要一个声音高叫着:进来吧,给你名额!立马就有无数膝盖放弃围观,放弃抗议,跪倒在矜持的校门前。
自己不咋地,却强迫孩子“只准第一”、只准“凤凰高枝”的风气已经蔓延三十年,终于演变成人人争先的超前阅读:“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入幼前数字加减……远远地,我们只看到一群群披头散发、口气浑浊的母亲拽着孩子奔跑,奔跑——“占坑”、报班、学文艺、考奥数、找关系、塞红包……
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因为只有一个。
“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
于是,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人人玩得乐此不疲。就像贪腐的浪潮,人人痛斥着贪腐,也人人暗羡着贪腐,因为“适度贪腐,暗合民意”?
呜呼!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没有童年,就没有少年,没有少年,则“少年中国”安在?!
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少年中国安在?!(主笔 胡展奋)
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记者|黄 祺
9月,是传统的开学季,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
不过,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第三学期”,无论是“补差”还是“培优”,只有“暑”没有“假”,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
尽管,早在2000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但谁都知道,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对这些“顶风作案”的学校来说,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多少是有点“冤情”的——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还来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长们,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
显然,对很多教师来说,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老师在家开“小灶”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暑假期间,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实事求是地说,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家长的再三恳求,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
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每场补习结束,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
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从形形色色的英语,被痛批、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到语,数、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再加上钢琴、游泳等文体项目,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高三的准毕业生,全年龄段、全系列、全方位、全需求,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家长们热切的需求,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据传,有主打“一对一”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积极酝酿上市。
如今,有关教育的种种,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具体如择校、课外班、与老师相处,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微博)。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
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沉重的起跑线
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父亲刘明(化名)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名校”。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
如果被叫到名字,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还要考察家长,按照刘明的理解,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
面试出来,女儿告诉刘明,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甲乙两个人数羊,甲给乙一只,甲乙的羊一样多;乙给甲一只,甲的羊是乙的2倍。问,甲有几只羊,乙有几只羊?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
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只要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微博)才有体会。
升学竞争的低龄化,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试图改变现状,但效果显然不好。2012年5月,国家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做到什么。《指南》指出,5-6岁的学龄前儿童,“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对于识字数量、拼音知识、英语能力等某些“幼升小”考试内容,《指南》没有提出要求。
某些“幼升小”的试题远远超越《指南》要求,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为了进好学校,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
一边埋怨考试“变态”,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各种家长论坛里,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
某家长论坛上,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这位妈妈说,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哭得特别伤心,她才突然感到内疚,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
“幼升小”如此,“小升初”竞争更甚,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入学时“打破头”,入校后,竞争从“拼爹”转移到孩子“拼成绩”,“减负”常常流于口号。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最长的达到10小时,最短的近7小时。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语文课超出最多,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名校”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27。
为了进好学校,有人“裸考”,有人靠“关系”。“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无奈地感叹。他从业于媒体,人脉关系算得广泛,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还是深感艰难。
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
这种鉴别能力和“弄”进好学校的本事,是暧昧和含混的,其中的奥妙,让缺少“关系”的老外无所适从。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国际班”,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女作家没有“熟人”。最后,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她和儿子慢慢知道,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选择去英国上学。
中国家长(微博)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因此,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区分好学校、好班级,然后将孩子“弄”进去。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地下”。
消失的童年
“开学新初二第一次物理课,物理老师让班上已经学过一遍初中物理的举手,全班举手了,老师自嘲白问;继续问学过两遍的举手,半个班级举着;……一直到问学过四遍的,NND居然还有手举着。不怕猪一样的敌人,就怕神一样的队友。”微博上有网友讲述了自己的见闻。
罗大佑的歌词里,童年是池塘、榕树、知了、蝴蝶……而如今,城市的孩子们连暑假也不可能享受如此放纵悠闲、“看着天空发呆”的夏天。
开学季网络上流传“万能奶奶”的故事,围观者一边叹服陪读奶奶的执著,一边感慨孩子的辛苦。故事中,上海市虹口区11岁的小学生程程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美术、钢琴、黑管、围棋,如今以奥数和英语为重。这6年中,奶奶因为陪读,跟着孙子上课也学了“十八般武艺”。
程程妈妈道出无奈:“在孩子三年级之前,我更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但是三年级之后,我发现情势不对。为进一所好中学,身边同事的孩子都在报补习班,孩子们都变得‘身怀绝技’。如果再不让孩子多学些东西,怕是难以应付以后的竞争。所以,我赶紧送程程去补习奥数、英语,希望进中学时有过硬的‘敲门砖’。即使这样,程程要进最好的名校希望不大,人家孩子都得过奥数一等奖,我们还没参赛,学得还是太晚了。”
初中生学高中课程,小学生学初中课程,幼儿园已经学完拼音、数百汉字,幼儿园前学会数字、加减……家长们领着孩子超前学习,孩子们在越来越提前的竞争中失去自己的童年。
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过度竞争现状,用“教育恐慌”一词来总结。
“教育恐慌的气氛下,最可怜的是孩子,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小孩子却不得不上这个班,那个班,他们现在缺少很多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幼教媒体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黄铮发出感叹。
20年前,乐器、舞蹈、美术等等技能,被家长们认为是个别孩子的“特长”,只有那些表现出天赋的孩子,才会被家长送到专门的培训班去学习。而如今,“特长”变成了必修课,每个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掌握各种技艺,而且是越多越好。在家长们的心目中,凡是可能在今后竞争中占得先机的本领,孩子都必须学会。
北京某民营教育机构负责人闻风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从1998年左右开始出现。当时,教育界实行多项改革,其中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统一考试,其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淡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竞争。
但教育部门的初衷最后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学生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更加沉重。闻风说,由于取消统一考试,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学校,这些学校为了招收优质生源,开始尝试独立组织考试,或者设置各种招生条件。奥数的兴盛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好学校”为了选拔生源,以奥数等证书作为招生条件。
与此同时,教育政策缺少前瞻性,也给教育资源的紧张雪上加霜。闻风介绍,1980年代中期,北京市共有小学4300多所,由于学龄儿童人数下降,大规模的小学撤并开始实施,现在,北京市只剩下1100多所。这几年学龄儿童有增加的趋势,再加上非户籍学龄儿童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也要在北京上学,一增一减的落差,让“好学校”资源显得异常稀缺。于是,“占坑”等怪现象频出,家长们恨不得孩子一出生,就排在“好学校”的门口,为孩子争得一个宝贵的座位。
培训学校煽风点火?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魔咒一样的口号出自何处,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自从它诞生,就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认同。事实上,中国家长们的期望是,孩子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人生的任何时段、任何领域,他们都不能输给他人。
看看中国火热的课外培训市场,就能窥见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急迫心情。上海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试听了某教育机构的英语课,这位妈妈送孩子学英语的意愿原本并不强烈,但看到别的孩子英语流利,唯恐落后的想法立即占了上风,不久后,她也为孩子交了几万元学费,成为这家教育机构的学员。
家长们的心态给各种教育机构带来商机,花样百出的广告词指向同一个暗示:我们的培训会给你的孩子增加竞争筹码,让你赢在起跑线上。在上海,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一节幼小衔接课程的费用在60-100元不等,课程内容主要是奥数、英语或者拼音。“幼小衔接”是个新词,多年前谁能想到,幼儿园毕业生在进入小学前,也要像大学生准备考研(微博)一样报个班。
拼音是小学教学大(微博)纲中的内容,但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会告诉你,学校是不会教拼音的,因此必须到培训机构花钱学习。尽管“学校不教拼音”的说法很容易被证明是误传,但家长们还是以“多学无错”的心理,对各种培训趋之若鹜,很多学校里,一个班里人人上课外培训班的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教育机构不仅迎合家长们的心态,也强化了家长们的焦虑。在上海一家早教机构的墙上,记者看到与高考(微博)“光荣榜”形式一样的“光荣榜”,上面张贴小朋友照片,下面说明:某某小朋友2011年被上海市某重点幼儿园录取。竞争已经下移到3岁,这样的氛围中,家长很难淡定。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夏惠贤认为,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为“教育恐慌”推波助澜,他们夸大了教育竞争的形势,目的不过是从家长钱包里赚更多的钱。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被民营教育机构从业者接受。闻风最近发了一个帖子在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文章中将北京各类学校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一罗列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长希望孩子上某名校,从闻风的这篇文章里按图索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必须上哪一所高中、哪一所初中、哪一所小学。
在回答这篇文章是否会助长家长恐慌的问题时,闻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教育资源对应关系揭露出来,他暴露这种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是为了督促主管部门改善现状,而不是给教育恐慌煽风点火。
闻风认为,如今的教育恐慌气氛是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他说,重点学校早已存在,过去家长们无法得到信息,也没有能力让孩子挤进好学校。现在,信息比过去透明,家长对孩子期待都很高,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让孩子进好学校。没有“关系”、“条子”的家长,则通过让孩子考各种证来增加竞争的机会。
在闻风看来,教育恐慌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而短缺的原因是国家队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政府提出的目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但十多年都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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