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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社会的镜子
事实上，家长的焦虑和培训机构的逐利，像两只巴掌一样一应一和。
网络上的家长论坛里，充满了家长们焦虑的情绪，未进“名校”的讨教如何进“名校”，进了“名校”的讨论如何培养特长、参加竞赛为未来升学加分，校园中的明争暗斗，延续到网络上。
从理论上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的教育资源远比过去丰富，上大学比20年前容易很多。但现在，教育竞争反而比过去更加激烈。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过早的竞争和太大的学业压力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但大人们又不得不让孩子参与到这场竞赛中。
对于这样的怪现象，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钟文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解释：“学校内的事情是由学校外的事情决定的。”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社会的镜子，教育如果“脏”了，一定是社会不太“干净”。
夏惠贤教授认为，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必须追究到目前中国社会中就业竞争、社会保障、职业收入差距等等宏大的问题上。“家长(微博)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生活，家长的想法是，与其长大了吃苦，还不如读书的时候吃苦。”
同时，夏惠贤认为家长的攀比心态、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也让一些技术类学校、技术类工作受到歧视。夏惠贤认识的一位英国少年，高中时的志向就是考上大专，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技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级技术工人很缺乏，收入也不错，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要改变职业观，需要改变不同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尊重上的差距，但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做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做清洁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那么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钟文芳说。
教育是社会的镜子，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投射到教育领域，就变成千军万马补习、考证、“拼爹”的教育怪现状。
当一些家长认为学校和教师制造了恶性竞争的环境时，钟文芳替老师们鸣不平。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接触中小学教师，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学校如果“减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家长会不满，要求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家长自己在校外给孩子找作业做。“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多元、生存平等，才有可能改变教育竞争现状。”钟文芳说。
少数家长，则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畸形的竞争态势。
“在家上学”是一种极端的选择，也不被现行《义务教育法》许可，不过，中国的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少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主动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学校教育不信任，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之外给孩子寻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来自杭州的一对夫妻，正在考虑让4岁多的儿子“在家上学”。夫妻二人供职于大型企业，工作和多地迁居的经历，让他们“见多识广”，对社会和教育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位父亲认为，现在学校里教师素质太差，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创造力，不如自己在家教育。目前，孩子妈妈准备辞职在家专职教育，他们打算将“在家上学”计划实施到至少初中之前。
大城市中，更多人则选择让孩子留学(微博)海外，近年来，中国小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应试教育常常被视作如今“教育恐慌”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呼吁学习国外注重平时成绩和全面能力的评价机制，让学生摆脱考试指挥棒。多年的呼吁后，尽管某些地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方式向全面评价的方向做出努力，但考试成绩的地位，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改变。
这样的现状看上去让人悲观，但教育学者岳龙却认为，“教育恐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个阶段终会过去。岳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教育竞争也曾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各种名目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20年以后，教育竞争的压力小了很多。 在批评中国教育时，需要先想想我们批评的到底是教育吗？
记者｜黄 祺
除了足球，在中国，最容易被人骂的目标恐怕就是教育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但也有教育人士称，舆论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失公允，教育成为社会风气的替罪羊。
一个测试，两种解读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这些报道认为，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不过，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报告指出，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学生的“第一名”，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他们认为，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而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他们呆板，无趣，生活能力差，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
但是，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张人利认为，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性价比还好”。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他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首先，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第二，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张人利说。
中式教育的症结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微博)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微博)就是这样。”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好学校”神话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 中国最有名的“在家上学”案例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敢”让孩子远离学校，在家教育。
记者｜黄 祺
面对现实的教育环境，有人迎战，有人则选择逃离。最近几年，“在家上学”从个别名人家庭蔓延到普通人家庭中，做出如此选择的家长自信，他们能够给孩子比学校教育更好的教育。“在家上学”可以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可以让下一代暂时逃离残酷的考试竞争，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风险。
被“判”多动症的孩子
严海燕(化名)紧锁眉头，生怕错过台上演讲者透露的任何信息，听到重要的地方，她赶紧记在笔记本上。这样紧张而认真的状态，与严海燕自己20多年前备战高考差不多，那个时候，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如今，坐在“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的会场上，她寄望于学习先行者的经验，改变儿子的命运。
儿子今年三年级，就读于当地“最好”的小学。严海燕一家居住在江南某大城市，她自己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白手起家，通过创业积累财富。尽管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但要在这座房价不逊于上海的城市里购置一套学区房，对于严海燕来说也不是那么轻松。严海燕是教育的受益者，在她看来，只要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因此，严海燕还是早早买了学区房，顺利将儿子送入“名校”。
当时忙于事业的严海燕以为，送入“名校”就像搭上快速列车，儿子终会成绩优异地毕业并进入重点初中，然后一路畅通直至学业结束。严海燕每天在公司里忙，晚上常常加班到九十点才回家，她没时间辅导儿子的功课，也没时间陪孩子玩。
直到去年某一天，老师找严海燕到学校谈话，她才知道，儿子已经变成“问题小孩”。老师告诉严海燕，她的儿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爱说话、成绩差……老师最后建议：到医院排除一下是不是多动症。
严海燕从小是个好学生，老师的话意味着权威，她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结论果然是“多动症”。刚刚拿到诊断书的那段时间，严海燕陷入深深的焦虑，她突然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那么远。打击之后，严海燕开始反省：自己长时间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管教，这个时候，她必须亡羊补牢。
专业医生告诉记者，多动症的发生，与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严海燕慢慢意识到，一直以来疏于关心和管教儿子，很可能是现在儿子患多动症的原因。
商场打拼十多年后，严海燕毅然将所有工作交给丈夫，自己回家照顾孩子。其实，刚刚回归家庭时，严海燕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能做的，除了陪伴孩子矫治多动症，就是烧饭做菜保障后勤。不过，与儿子朝夕相处后，严海燕反而从之前的失望中走了出来。她发现，儿子并不像老师说的那样“差”，他热爱阅读、喜欢奇思妙想、对自己喜欢的活动非常投入，对周围的人热情友好。
“也许是学校的教育方式不适合他。”严海燕萌发出这样的想法。此后，她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各种关于怎样教育“问题孩子”的资料，到书店购买教育类的书籍，慢慢地，“在家上学”四个字闯入她的视线。
逃离学校
“在家上学”在中国兴起不过数年，这个词被圈子里的人提出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但当严海燕这样的家长(微博)发现这样一个群落时，还是对这种新鲜的教育方式充满期待。
听说云南大理有一个“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严海燕拿出整整一周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到会场，当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在家上学”实践者聚集一堂，严海燕受到莫大的鼓舞。
在中国，一些孩子选择在家上学，都是被逼无奈，像严海燕儿子这样的“问题孩子”，最为常见。8岁上海男孩晓东(化名)的爸爸，有着与严海燕同样的经历。一年以前，老师建议晓东爸爸带晓东去医院检查多动症。班里收到老师建议的一共有5名孩子，其他4个孩子的家长听话去医院检查，拿回4张多动症确诊书。
只有晓东爸爸对老师的话置若罔闻，他坚信晓东没有什么多动症。晓东爸爸后来听说，晓东的这4名同学接受了治疗，吃了药物，乖了很多。家长将诊断书送到学校，从此以后，4人的成绩不再与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成绩挂钩。老师和4名孩子的家长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在晓东爸爸看来，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可怕。
对于学校教育，晓东爸爸早就心怀不满，“多动症”事件促使他做出决定：让孩子退学在家教育。
在家上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但已经有很多人实践了这个计划。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家庭选择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从一开始与学校教育敌对、引起争论，到现在，美国各州都已将“在家上学”视为合法，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者开始合作。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2009年发布的统计，全美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已经达到200万左右。
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一般认为，不会少于数千人。相对于中国学龄儿童总数，数千人实在是一个太过微小的群体，普通人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而且，因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在家上学”的家庭往往避免张扬自己的“另类”，选择低调甚至秘密地实施在家教育计划。因此，只有在“在家上学”家长集中的网络平台和大理会议这样的场合，有着类似经历和想法的家长，才可能浮出水面。
徐雪金是“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创建者，也是大理“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的召集者，这个网站和由此延伸出的QQ群，是中国“在家上学”家长最集中的地方。在谈起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时，无论是网络论坛还是大理会议上，被家长们提到最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
复旦大学(微博)学生邓婷和张月藐在大理会议上对在场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记者简单统计了近20名已经实践“在家上学”家长的问卷，关于“对传统教育的看法”一问，被选择最多的答案是“人数过多，缺少个性化的关怀”、“教师素质偏低”和“学习负担重”。
最早关注“在家上学”现象的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教授，非常理解家长们对学校的不满。“孩子都存在个体差异，但大一统的教育常常让一些学生有挫败感，再加上现在教育竞争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小孩的压力非常大，家长也被应试教育‘绑架’，为应试教育服务。”
杨东平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界存在的“教育恐慌”气氛，让一些家长深为不满，直至选择以“逃离学校”的方式来回避恶性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本来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教育大纲的要求，小学、初中的学业任务是很轻的。但现在，‘起跑线’理论让竞争越来越提前，过于强调竞争、出人头地。‘竞争’本应该属于成人世界。”
“一些学校没有把孩子看做孩子，而是当成考试工具。”杨东平这样评价。
“为分数而学习”的教育理念，遭到一些家长的反感和抵制，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的批判直指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会考试的机器。
对学校教育不满的，不仅是“后进生”家庭。五年级退学的卷卷，站在大理会议讲台上回答家长们的提问，关于自己提出退学的原因，16岁的卷卷给出了很多答案：老师说一套，同学之间博弈，想摆脱学校对思维方式的束缚……他总结说：“原来那一套就是坑爹。”卷卷在学校时成绩不错，四年级时向父亲吴刚提出退学。
卷卷的想法显然受到父亲吴刚的影响，吴刚自己也承认，从同意卷卷退学到带着儿子到大理生活实践“在家上学”，其实也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吴刚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建立自我认知，而现在的学校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剥夺自我认知的权利。
这一类家长大多自己本身就是“叛逆者”。中国 “在家上学”最早的榜样是“童话大王”郑渊洁，他让儿子郑亚旗从小学辍学，然后自编教材在家教育。事实上，郑渊洁自己也是一个肄业学生，老师的批评让他对学校印象恶劣，学校教育在他看来不值得信任。
还有一些家长，因为不满学校中的不良风气而选择在家教育。给老师送红包、托关系进“名校”、学生家长之间的攀比……家长们不想让孩子过早沾染世俗的污秽之气。国外“在家上学”家庭的家长有类似的心态，一些家长为了躲避西方校园中的暴力、毒品、性开放等风气，让孩子留在家中，特别是那些宗教氛围较重的家庭，宁愿让孩子待在更加“安全”的家里接受教育。
怎样在家上学？
大理会议上，三分之二的家长来自有意在家上学但还未实践的家庭，他们都是为了向实践者取经而从全国各地赶到大理的。问卷调查显示，这些家长对“在家上学”最担心的问题是“自己知识储备不够”、“自己心态问题”、“自己精力不足”等。
“在家上学”的确对家长提出更高的要求，实践“在家上学”的家庭大多起码有一名家长辞职在家专门照顾孩子，有的家长均为自由职业者，有时间呆在家里。
Tina已经在家上学4个月，父母是自由职业者，教育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退学之前，父亲让女儿进入看起来学业压力较轻的国际学校学习，但上了一段时间学后父亲发现，中国的国际学校也被绑上了升学竞争的“战车”。
国际学校里会像其他学校一样在教室里贴上考试倒计时牌，老师会布置很多作业给学生。Tina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女孩，虽然成绩不错，但学校的种种要求，还是让她每一天都处于紧张和焦虑中。为了早上起来赶头天晚上写不完的作业，Tina给自己设定的起床时间越来越早，有时候甚至5点钟不到就起床。
今年3月，在读完五年级上半学期后，Tina正式向父母提出退学的要求。父母对学校教育早有不满，Tina的要求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一开始，父亲也不知道该怎样在家教育，不过，由于拥有跨国生活经验和熟悉互联网，Tina父亲对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和资源充满信心。
父亲无意间发现了“TED”网站，这是一个汇聚世界各行各业精英演讲的网站，每个演讲18分钟。“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都在这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在研究了网站内容后，Tina父亲开始以网站上的演讲为教学核心，比如，如果学习一位物理学家的演讲，Tina除了要学会演讲中的生词外，还要寻找资料理解物理学家提及的专业知识。“科学家谈到纳米，我们就要去找关于纳米的材料，搞清楚纳米是什么东西。”父亲说。
现在，父亲每天为Tina制定学习内容和目标的计划，上午一般学习3小时，下午2小时左右。在家上学的Tina不用再起那么早，但依然保持着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事实上，4个多月以来，她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不去学校而混乱。
记者在Tina家中看到的学习场景，是轻松又不失规则的。Tina学习的电脑放在餐桌上，这是一家人公用的电脑，她喜欢在学习时放一包纸巾在桌上。自己定位为“助教”的父亲，一般坐在Tina旁边或者站在她的身后，遇到问题他们一起讨论寻找答案。
Tina告诉记者，她喜欢现在的学习方式，记者问Tina在家上学是否会孤单，她说不觉得，她会经常与过去的同学一起玩。
因为缺少集体生活而带来交际困难，是很多有意“在家上学”家长(微博)对担心的问题，但记者采访的“在家上学”家庭，却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上海的“黑骏马”(网名)让8岁女儿在家上学，提到在家上学的孩子可能缺少社交机会，“黑骏马”并不认同。
“在学校孩子就能有更多的机会吗？一些学校课间十分钟不允许学生到操场上玩，繁重的考试、作业压得学生没时间玩。”“黑骏马”认为，“在家上学”家庭的家长，更注意给孩子创造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可以把这方面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黑骏马”的博客上，贴了很多女儿邀请小朋友到家里玩的照片，“黑骏马”还组织各种社区活动，让孩子参与社会交往。
“黑骏马”是外企职员，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家庭和教育女儿，家庭在经济收入上，属于这座城市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层。“黑骏马”与妻子一起通过网络寻找教育资源，也通过网络与其他“在家上学”家庭联系，相互交流教育经验。“黑骏马”家和Tina家的“在家上学”模式，大致代表了城市里“在家上学”家庭的教育模式。由于生活在亲友、家族的关系网中，为了减少环境带来的压力，城市里的“在家上学”家庭，往往低调行事，这也给记者的采访带来困难，记者试图观察更多家庭的教育方式，但常常遭到拒绝。
由于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一些家庭选择为孩子创造更加“特殊”的空间实施“在家上学”。“腾龙”(网名)曾经居住在上海，他没让女儿上幼儿园。看到五六岁的小女孩天天在小区里晃荡，邻居们常常要来关心：你怎么没上幼儿园呢？你爸爸妈妈怎么不送你上学呢？别的小朋友都到幼儿园去了，你怎么在这里玩呢？“腾龙”觉得，长此以往，邻居们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听说云南大理聚集了很多“在家上学”的家庭，他也辞职带着孩子迁居大理。
城市里“在家上学”家庭大多在制定孩子的教育计划时，不会过多地偏离学校教育的进程，这是一种“两手准备”的计划：某一天如果孩子需要回到学校，他们也能适应。但大理的家庭，叛离学校教育的尺度则显得更大一些，做法上也距离学校教育更远。
有着世外桃源气氛的边远古城大理，被一些家庭视为践行“在家上学”的理想之地，这里不仅可以避开社会压力，也有利于让孩子们亲近自然。
大理的“在家上学”家庭来自全国各地，每个家庭的教育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家庭由家长自己教育，有的则是家长教育与读培训班相结合；有的家庭偏重传统文化、哲学、外语，有的则认为，“疯玩”是对年龄较小(7岁以下)孩子最好的教育。“腾龙”父女与其他几家“在家上学”家庭租住在一个院落里，三四个与“腾龙”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每天在院子里奔跑、打滚，“腾龙”觉得，学习是一种本能，不需要刻意培训。
在家的风险
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在家上学”是一种不被允许的行为，几年前上海“孟母堂”被举报后遭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取缔。但杨东平(微博)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一部分家长的期待，那么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家长们的选择，应抱有宽容的心态。“这几年，教育部门的观念有所改变，一般‘眼开眼闭’，我认为政府抱着宽容的态度是正确的。孩子教育的决定权是谁？从法理上说，虽然教育已经国家化，但家长的决定应该被认可。现代教育应该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要，私立学校的出现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夏惠贤则表示，他能够理解家长们为孩子寻找更加合适的教育方式的心情，但中国的在家教育目前还仅仅是一种新生的现象，在家教育既没有提出明确的教育思路，也尚未出现优秀的教育成果，这种个别的现象还无法为公办学校制度提供启发性的借鉴。
“在家上学”兴起50多年后，如果你向一个美国人提起“在家上学”，很多人联想到的是“高分”。美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各类考试中通常成绩更高，进入大学的比率更高，有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积极招收家庭教育的申请者，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他们进入高校后的成绩一般也更好。还有相关研究证实，家庭学校的学生在社会、心理、情绪发展方面是健康的。
如果单从这样的标准看，“在家上学”似乎有利无害，但实践者却深知，“在家上学”也存在风险。
即便在美国，在家上学也还是少数人的选择。黄伟勤是一位美籍华人，家里有5个孩子，12年间没有一个孩子上过学，完全在家教育，主要承担教育职责的是妻子。黄伟勤告诉记者，在家教育对家长是莫大的考验，家长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更新知识。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家长会受到不同的挑战，现在，他的大儿子已经快要成年，在大儿子面前，妈妈的话有时候不太“管用”，不得不需要他这个更加“强大”的父亲出面。
家长会带给“在家上学”孩子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上海的一位父亲深有体会。女儿在家上学一年多后，这位父亲发现，妻子身上的缺点，几乎都能在女儿身上看见。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虽然对学校教育的滞后提出批评，但他并不赞同在家教育。他看到的一些例子表明，虽然家长的初衷是培养健康而完整的人，但到最后，家庭往往注重孩子某一方面技能的培养，而忽略孩子全面的发展。岳龙认为，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无法替代的，比如社会交往的机会，哪怕家庭刻意制造机会，也无法与学校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相比。
家庭教育还要求家长有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而大理会议上记者注意到，一些家长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会议间隙，Tina父亲受到欢迎，他将自己在网络上搜集到的在家教育资料、网站传授给“取经”的家长，当他提到一本书可以从网上购买时，一位妈妈却不知道如何网上购书。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钟文芳，也不赞同在家教育，她认为，在家上学的前提是家长对教育知识非常了解，家长有教育的能力。钟文芳介绍说，一些国家对“在家上学”有相应的管理，比如家长要先向主管部门申请，才可以让孩子回家接受教育，在家上学的孩子定期要与对应的学校沟通，定期参加测试。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在家上学”，是完全缺乏监管的。
大理会议上，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被多次强调，但是，大理的一些“在家上学”家庭，却用分居两地的形式实践家庭教育，这样的现象也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批评。一位原本居住在广州的妈妈，几年前带着女儿到大理定居，让女儿在家接受教育，她的丈夫留在沿海城市工作。在大理，这样的“在家上学”家庭并不少见。反对这种做法的家长认为，完整的家庭和来自父母的亲情，是一个人心智发展最重要的保障，牺牲家庭团聚的“在家教育”是不健康的。
“在家上学”的概念除了家长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广义上还包括把孩子送入与传统公立学校教育理念和方式完全不同的其他形式学校，这种学校又被统称为“体制外学校”。但一些实践者发现，“体制外学校”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上海的许贤胜(化名)几年前将女儿送入某学堂，这所学堂被很多“在家上学”的家庭推崇。学堂以国学、传统文化、武术等为特色，寄宿制，学费昂贵。当初去考察时，学校提出宽松的教育环境、不考试、锻炼身体等概念让许贤胜很满意。如今女儿从学堂小学毕业，但许贤胜发现，女儿不但没有表现出浸淫传统文化后的“知书达理”，甚至连家中长辈都懒得称呼；体格没有因习武而健壮，反而肥胖懒惰。许贤胜准备让女儿回到上海进入公立学校，参加学校测验时，数学试卷只会做一半的题目，英语试卷上的作文被她“拒写”。
许贤胜很纠结，他不知道，如果没有选择这种特别的教育方式，女儿是不是会“正常”一点。但他认定的一点是，完全“松”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传统学校有‘病’，但送入非传统学校并不是治病的‘药’。” 虽然已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但许贤胜承认，大多数家长和他一样，教育知识非常贫乏，在为孩子选择教育方式时，很可能出现偏差。
由于中国“在家上学”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毕业生”，杨东平认为，很难判断“在家上学”的优劣。目前“在家上学”还被视为“异端”，社会对这种形式疑虑重重，他认为，社会应该宽容多样化的教育方式的出现。
严海燕是带着重重疑虑来到大理的，离开时，她显然已经做好实践“在家上学”的准备了。她目前的想法是，考虑到孩子爱好交际、喜欢集体活动的天性，让儿子上半天学，剩下半天她自己教育，发挥儿子的特长。严海燕准备亲自动手，让一个学校判定的“问题孩子”变成“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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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7 15:4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