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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逊症 -- 我一个以前同事，移民加拿大后发生的真实故事（上）。我替他贴出来，他是原作者。
威尔逊症 -- 我一个以前同事，移民加拿大后发生的真实故事。
2010年, 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威尔逊症，从患病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因为我曾和死神擦肩而过。然而，我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而这段经历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的，它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使我在这段经历中得到了很多人生感悟。现在，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这段经历。
那要从2010年的6月份说起， 那时候，我刚刚从国内回来，并且买了现在的房子。因为老婆，孩子还在国内，所以就请了个朋友帮我搬家。搬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浑身没劲，联想起在国内的那段时间，手指和脚趾的关节经常有疼痛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可能身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于是搬完家后，我联系了我家庭医生。第一次检查以后，医生认为我可能是痛风引起的，建议我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因为我以前的一位同事曾经有过痛风的毛病，所以我不敢轻视。大概在7月中旬，老婆和孩子们从中国回到了多伦多，由于我的身体原因，一个朋友帮我把她和孩子们接回了我们的新家。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经常感觉到没有食欲，浑身发懒，有时候，吃过东西后，就会呕吐。于是，我又一次去看家庭医生。这一次，因为在B超检查中发现我有腹水，医生怀疑我得了癌症，于是又让我做了很多检查，比如，肠镜检查，CT检查等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2010年10月，我的腿部开始浮肿，而且腹水也开始越来越多。我变得越来越焦虑了。11月，鉴于我当时的情况，我的家庭医生让我去家附近的北约克综合医院抽腹水。我记得那天是我教会中的一个朋友，现在在一家新的教会中做牧师，大家都叫他大立的人把我送到医院的。在医院的急诊室，我又做了一些检查，在等候医生的时候，教会中的姚牧师和师母来接替大立在医院中照看我。又过了一会，医生拿着我的检测报告来了，后来我知道这位医生姓梁（音），她在对我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后，最终把我留在了医院。
这个病房有2张病床，当我初次来到我的病房，我感觉有一些莫名的兴奋，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住进加拿大的医院，而且我觉得似乎我的病可以得到治疗了。
我的医生不是那位留我住院的梁医生，他叫Mollanji，与梁医生在同一科室。在医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并不能确认我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他邀请了很多其它科室的医生来讨论我的病情，同时也给我做了很多他们认为必要的检查。当大夫查房的时候，我总是询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然而，总是没有答案。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里的一个规矩，在检测报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时，任何医生也不敢对病人说出他们的揣测，更不敢随便给病人用药，因为，那样做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医生执照。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随之，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坏，我经常会向我爱人和医生发一些脾气。有时候，在病床上躺着，回忆起以前曾经吃过的东西，就非常想吃，然而，当我爱人给我拿到病房时，我却吃不下去。记得有一次，我告诉我爱人，我想吃以前吃过的肉龙，于是，她回家后一直做到凌晨1点，可是，当第二天，她送到我病房的时候，我却没有胃口。还有一次，医生对我说：“我需要你明天做一次CT检查，护士会帮你约好时间，并带你去做检查，你需要从现在开始禁食一直到检查结束。另外，在做检查之前，你要喝下大量的显影剂。”“我不想再做检查了，”我用英语回答他，“到现在也没有查到什么，你应该先帮我的腿消肿。”我有些生气。医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告诉护士做好准备。我感觉很悲伤。
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西方人对它的重视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12月开始，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在这种气氛中，我越来越想念我的家人。于是，我对医生说，我想回去和家人过圣诞。他不同意，但是我坚持要回去，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每天我都要问护士，医生有没有向她交代让我圣诞节前回去，护士都回答我不知道这事。24日，我依然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于是，我有些着急了，我让护士呼他，告诉他我的要求，最后，他没有办法，同意我回去2天。我感觉有些高兴，签完字以后，我和我爱人回到了家里。这时，我已经在医院呆了将近两个月。然而，2天的时间非常短暂，当我再一次回到医院的病房时，又一次感觉到了莫名的悲伤。
2011年年初，我的身体更加的虚弱了，脸色发黄。因为浑身没有力气，我爬楼和长时间站立都很困难。记得有一次，我把护士叫来，这是一个黑人妇女，“请扶我去卫生间。”我对她说到。“你可以自己去，你是个年轻人。”她回答我。“不行，我不能自己去，我是病人，而且我很虚弱。”我很生气的回答她。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什么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手里拿了一个尿壶和一个便盆椅。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东西，我感觉很害羞，而当我躺在床上小便的时候也极度不适应。2年以后，当我完成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里又一次遇到这这位护士，她对我说：“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你的病那么严重，而且当时那么虚弱。”“没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而且我要感谢你的帮助。”我如此回答。
在我住院的期间，我爱人每天都来看我，有一天，她问我：“你觉得可不可以把孩子送回国内，让我的父母帮我们带一下？”“不，”我回答道，“孩子还小，对他们来讲，能和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如果送回去，在孩子的心里面会认为，当父母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最先被父母抛弃。既然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就应该一起面对困难，克服困难。不过，你倒是可以考虑，帮你的父母办探亲，他们倒是可以过来帮助我们。”最终，我们达成一致。她逐渐感觉到一个人照顾我和孩子很艰难，于是，她求助于多伦多的一家知名的华人网站——加国无忧，当这家网站将我们遇到的困难报道在他们的网站上后，引起一家电视台的注意，他们主动找到我们，对我们的遭遇进行了报道。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情况以后，或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捐助一些钱款来帮助我们，我爱人婉转的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其中，有一位做移民顾问工作的黄女士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免费帮助我们给父母办理探亲。这可是雪中送炭啊，于是，我们欣然接受。
由于医生始终无法找到我的病因，所以他也不能给我任何的药物治疗。除了各种检查以外，我就说躺在床上听评书和看书。我依然有时会在饭后呕吐，我变得比以前更瘦了，不过我的腹水却越来越多，所以大夫又一次安排我抽了腹水。而在那段时间，我的小儿子需要在多伦多的病童医院做一个小的手术，但是，由于当时我正在住院而不能陪同她们，于是我的爱人就请求一个朋友陪同她去医院为这孩子做了手术。另外，我爱人的身体也开始变得糟糕，她的腰部会经常感觉疼痛。我开始担心我的家人了，那时，我经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他们还好么？孩子们怎么样了？她是否可以一个人照顾孩子们？会不会有朋友给她帮助？”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我。我的情绪又一次变坏，我决定出院。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医生时，他完全不能接受。他和我爱人谈话：“如果他出院，他可能随时会在家里死去，而医院有相应的抢救设备。”他想说服我爱人劝我留下来。甚至，帮我们做翻译的牧师也被大夫叫去谈话。大家都劝我安心留下来。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死，我宁愿死在家里！”我对他们讲。“是的，如果必须要死，我更愿意和家里人多呆些时候。”我暗想，“尽管我爱人每天会来看我，但是时间似乎永远不够，我爱他们，我要多一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最终，我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以后，我爱人建议我去看一看中医，“也许会有些帮助。”她说。我接受了她的意见，也希望中医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找到了多伦多的一家中医诊所，在加拿大，中医不属于国家的医疗范畴，所以，如果看中医要自己付钱。这家中医诊所就一个医生，据他自己说是祖传的医术，他的诊所中也确实有很多的病人在等候治疗。“望闻问切”之后，他对我们说，我的毛病在肾上，我之所以吐是因为胃出了问题。基于他的理论，要治疗肾要先把胃养好，否则吃的药都会被吐出去，起不到效果，而养胃除了吃药以外，还可以吃些生的花生帮助养胃。于是我们买了一些生花生回家吃。后来我才知道，我得的这个病坚决不能吃花生这类坚果，因为它们含铜量很高，会加重我的病情。大概我出院10天左右，我的三叔从芝加哥来看我，他在我这里住了一晚，他的到来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渐渐地，我发现：这些所谓的中医即使不知道你的病情，也敢给你下药。他们把我当作了试验品，治好了可以进行宣传，治不好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我决定不再去看中医，“他们如果看不好，再把我看死了，怎么办？即使告赢了他们，他们能赔给我家里人什么？就算赔上他的房子，也不够他们下半辈子生活的啊！白白做了牺牲品。”我暗想。那段时间，我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打发时间，很少出门。一天傍晚，我爱人的腰部有一次疼了起来，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不能动，我在卧室听到她
的呻吟声和召唤之后，拖着浮肿的双腿来看发生了什么情况。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问她是否要去医院，考虑到还需要照顾孩子们，她拒绝了，于是我扶着她在床上躺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于是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简单的煮了点儿面条作为晚饭。
3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我爱人带着孩子们去那个中医诊所去看腰痛的毛病，当然，检查的结果还是肾虚。我的一个朋友在下班以后到家里来陪我，他顺路买了一些包子作为我们的晚饭。吃饭时，他劝慰了我很久，并且在我妻子回来以前，他把厨房的碗都帮我们刷干净了。他走以后，我喝了一碗参汤就上床睡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单独睡在一个小屋。清晨5、6点钟，我睁开双眼，感觉到胃中有些灼痛，于是，我起床，拿了一听可乐喝了几口，走回到床边再一次躺下。之后，我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
当我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朋友，Linda正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我有些茫然，暗自寻思：“这是哪？她怎么在这？什么时候来的？”于是，我问她：“你怎么在这，我老婆呢？”过了一会儿，Linda 告诉我，我现在在北约克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意识到我又一次被送回了医院。
几天以后，我爱人向我讲述了那天我昏迷以后的事情。原来，当我又一次躺下，并昏迷2个小时以后，可能是8：30吧。我爱人醒了，她问我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人回答她。她大声又问了一遍，依旧没有人回答她。她感觉有点儿不安，于是，起来到床边看我。她轻轻推我，并说道：“嘿，醒醒，别吓我啊。”我依然没有反应。这时，她发现我吐了一床，于是她慌了，赶紧拨打了911。基于我的情况，不到2分钟，救火车最先到达了现场，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放下电话。消防人员带着担架和一些急救药来到我的房间，又过了不长的时间，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到。做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以后，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北约克医院。由于，我爱人需要清理我的呕吐物和照看孩子们，所以，她打电话请Linda先去医院照看我，而她会随后就到。头天晚上来的那个朋友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开车赶到我家里帮她清理房间。
几天后，我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到8层的普通病房，这是一个有着6张床位的病房，梁医生成为了我的专科医生。这一次，因为我意识到了我这个病的严重性，我没有再要求出院。梁医生邀请了很多她的同事们对我进行会诊。每天，除了各种检查以外，我就是躺在病床上读书和听小说。考虑到我已经不能够通过食物获取营养，而且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医生决定给我进行营养液注射，依靠营养液来维持我的生命，就这样，一根输液管从我的胳膊插入了主静脉。
在那段时间里，每天除了抽血检测和打营养液以外，我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期间，有很多朋友来看我，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基督徒。他们每次都会给带来我很多的安慰，而这些基督徒朋友在来看我的时候，则经常为我
在床边读圣经鼓励我，并在离开前为我祈祷，祈祷上帝可以赐给大夫智慧，使他们尽快确诊我的病因，使我可以得到治疗。记得有一对年老的基督徒夫妇，每次祈祷都跪在我的床前，握住我的双手为我祷告。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中都温暖而安静。就是现在想起来，我心中依然充满着感激，也为在我的人生中可以拥有这些真诚的朋友而感到骄傲。
我越来越消瘦，现在我的体重已经不到70斤了，而在我得病以前，我的体重基本上在140斤左右。人已经严重脱了相，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还在喘气的骷髅，其实就是个活死人。后来，我爱人数次对我讲，那时每次当我用那双看起来已经不成比例的眼睛看她的时候，她都会感觉非常恐惧。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像照片中看到的二战时期在集中营中遭受德军迫害的犹太人。我得了很严重的贫血，血中的红细胞已经非常低了，医生决定为我输血，两袋鲜红的血浆挂在我的床边，流入了我的身体。后来，我爱人和我开玩笑，说我已经是个混血儿了，如果我再有个小孩儿，不知道他会是个黑人，还是个白人？总之，从那一刻起，加拿大人民的鲜血流入了我的血管中，也流进了这个国家无私的爱。对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尽管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我经常听到在国内医院中，如果输血需要病人家属提供血液，否则就没办法输血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他们那里，我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由于我的脸色看起来非常黄，所以，医院中的很多人都怀疑我是肝硬化，或者肝癌。比如，在我昏迷期间，重症监护室的一位男护士曾经对我爱人讲：“他是肝硬化晚期，我想他最多也就再活3个月。”后来，直到医生对我的病确认以后，她才敢告诉我这些。在病房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非常孤独，没有人和我说话聊天，而病房中的窗帘一天到晚都是拉着的。睡觉是我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其他病人痛苦的表情。我分不清是白天或是黑夜，以及日期和时间。我的情绪又一次变糟，整个人也变得沉默了。直到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灰色的感觉依然是那个时期的主色调，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我爱人开始担心我的状态，不久，一个心理医生过来看我，经过她的诊断，我换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然而，我拒绝她给我开的药物，我不相信药物可以医治心理的疾病，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心病还要心药医，是吧。’最后，为了可以减轻我的抑郁症，医生建议我看看电视，或者给她和朋友们打打电话。但是，在医院中看电视或者打电话是要付费的，而自从得病以后，我们的存款已经不多了。考虑到我们的现状，医院决定免除我的电视费和电话费。后来，我们还得到了很多其它的福利和照顾，甚至有时候让我都联想起来文革时期的那句话，‘越穷越有理。’在这里，没有过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却让我暗自思量康复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为这个国家尽一些微薄之力。
不过，在当时我还是很担心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虽然我在医院中不需要任何花费，毕竟家里的其他成员还要依靠仅有的存款生活，而存款也越来越少了。一天，当妻子来看我的时候，我就问她：“你们最近怎么样？”“孩子们很好，Leo已经上学了，Neo也上幼儿园了，老大下学以后可以继续上After School，政府的相关部门会为我们支付After School和幼儿园的费用。”她答道。“那我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我又问她。“还可以。”她回答我。我说：“其实，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是不能工作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一定有相关的政策和部门可以帮助我们。”她同意我的观点，并表示回去后到网上搜索一下，再或者问一问朋友们相关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答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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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9 18:0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