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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威尔逊症 2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家里面的事情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首先，在移民顾问黄女士的帮助下，父母探亲的申请已经被送交到驻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同时，另外一个好朋友帮助我们联系了多伦多本地的一些议员，说明情况并请他们帮助给加拿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件；教会的姚牧师也同时向签证官证明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而医院的医生也为我们出具了相关的证明信。这些资料被送交到签证处以后，很快使馆那边就有了回信，并以加急的方式给她的父母办理了签证。签证下来以后，她的父母就开始着手准备行李，因为马上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所以他们决定春节后立即出发，并开买好了春节后的机票。再有就是，我爱人了解到，这里有一个叫做ODSP（Ontario Disablility Support Program）的政府部门，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安大略省残疾人帮助项目，这个部门可以向我们提供帮助。在医院社工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这个组织。他们了解到我们的情况以后，表示可以给我们相应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在社工的帮助下，我的主治医生为我们出具了相应的证明，在证明中她不但向该组织说明我符合相应的条件，还建议给我提供5年期的残疾人支持计划。很快，我们得到了这个组织的帮助，并开始每月领取政府提供的生活费。生活费是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每个成员的收入来计算的。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在这个计划的帮助下安心调养身体，而不必为家中的生计犯愁。写到这里，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2011年2月份中旬，国内春节刚过，我的岳父母来到了多伦多我的家中。而这时的我依然在医院中继续等候医生的诊断。不过，因为医生看到我身体非常虚弱，而已经将我从6人间的病房转到一个2人间的病房。我的岳父母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来到医院看我，事后我岳父和我爱人讲我当时的样子都让他不敢想象，再以后，每当他们来到医院，他都在门外照看孩子们，由我爱人和岳母在病房中陪我。
又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医生居然主动同意我可以出院。我有些惊奇，难道我已经好了？可以回家调养了？但既然医生同意，我巴不得赶紧回家。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家人的搀扶下回到了家中。家里人已经为我准备出一间房间供我休息调养。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闭目休息。晚上，岳父母为我做了病号饭，并端到了我的床前。说实话，我没有食欲，勉强吃了一点，就又倒在了床上。忽然，我感到胃中翻涌，“坏了，又要吐。”我想努力忍住，可是不行，“给我那个盆来。”我大声说道。在他们把盆放到床前的一瞬间，我吐了出来。先是晚上吃的那点东西，接着就是绿色的液体，吐了整整一盆。我难受异常，我爱人叫了急救车，于是，我又被送回到医院。我仅仅出院一天不到，就又回到了病房。
这是6个床位的病房，躺在病房的我知道自己前途未卜。“难道自己就这么完了？”我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不会自己到死都不知道是被什么疾病夺去了生命吧？要真是那样，我死后，他们会不会解剖我的尸体来寻找病因啊？我可不想被拉到手术台去做解剖。可是，那样，我的死因就会是个谜。将来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爱人怎么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他们父亲的死因？”想到解剖的瞬间，一只实验室中小白鼠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影响了我一会儿，索性不去想了。又开始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从我幼儿园开始，一直想到我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的那些时光。所有我印象深刻并且快乐的回忆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中。想到深处，情不自禁的面露微笑。可是，很奇怪，这些回忆中竟然没有一件事是有关刻苦学习的事情。在我这个年纪，正常的人可能还会不断的憧憬未来，想象着通过自己的拼搏可以在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而对于我，一个躺在病床上不知生死的人，留给我的就仅仅剩下回忆了，我不敢奢望未来。后来，当我出院以后，在与朋友闲聊的时候，我多次对朋友讲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将来值得回忆的童年，这对孩子们很重要，我希望可以留给他们值得回忆的东西。
我第三次在医院抽了腹水，因为我腹胀的很厉害，整个人就像一个大枣核，两头尖而中间鼓。在医院的护工推我去抽腹水的路上，躺在车上的我被那地板间的缝隙颠簸的十分难受。这一次，医生从我的腹中抽出了19斤左右的腹水，淡黄色的腹水整整装满了十几个瓶子。抽完腹水以后，我又减轻了19斤。可是这一次，在我抽完腹水以后，我总是感觉我的腹部时不时的有疼痛的感觉。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开始有些担心，于是我告诉了医生，医生决定第二天为我做一次CT检查。在抽完腹水的当天晚上，医生又为我输了些血清。晚上，我平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想翻个身，可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了。我按了呼叫器，黑暗中，一名男护士进来看我，帮我翻了身并用枕头顶住我的后背。我终于明白，自理能力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可以劳动的人又是多么的幸福。“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在这个时候的最大愿望恐怕也就是希望自己依然可以拥有自理能力了。”我想，“可以劳动对一个人来说，那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3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当我又可以为自己的房子刷墙漆并铺木地板的时候，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形容，心中只是不断的感激老天对我的怜悯和关爱。
第二天，由于医生准备给我做一次CT检查，于是，我又开始为这次CT检查做准备，禁食加喝显影剂。下午，我爱人来医院看我，当我正和她说着些什么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呼吸困难，于是我开始大口的喘气。看到这种情况，我爱人立即叫来了护士。护士的检查后，与医生及时进行了联系。很快，梁医生和另外一位手术医生Jain来到我的病床前。“你需要立即做手术。”他们对我讲。“那CT呢？”我问。“没有时间做CT了，我们需要立即打开你的腹腔进行抢救，你的肠子很有可能已经破裂了，不及时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解释到。这时我的爱人已经泪流满面，她意识到这次很有可能是和我的永别。“请问，如果手术他存活的几率是多少？”她怯怯的问道。心中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同时又希望大夫会给出一个她所希望的答案。而我也同时紧张的等待着医生的宣判。短暂的沉默，而在这短暂的沉默里，我仿佛可以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都想一遍。“50%”医生回答。“没说一样，就是一半机会是生，一半机会是死呗，”我暗想，“早知道是这个答案就不问了。”到后来，大概出院1年以后，我才从我爱人那里得知，后来医生曾经告诉她，其实只有30%的生还机会。我向我爱人点头表示同意，“都说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存在，也不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曾经在书上看到说人在刚刚死去的时候，可以从天上看到医生们在手术台前抢救自己的情景。这次也许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生死由命吧，反正不做肯定会死。”我又想到。
在我们表示同意以后，医生们出去做手术前的准备了。而这时，我的爱人已经在病房中痛哭失声了。对面病床的一位病人家属，一个慈祥的白人老太太走到她的身边安慰她，而她则趴在她的肩上哭泣不已。我认为如果有一天，在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人（父母和自己的孩子除外啊）为我的不幸而哭泣，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
手术室外面，护士我为我讲述了相关的条款，当然这么重要的条款是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护士念给我听的。念完以后，护士把这些印着相关条款的纸放到我的面前，等候我的签字确认。在这里，只要病人具有清醒的意识，那么就必须要经过病人本人的同意并签字，与国内略有不同，可能是体现人权的一种表现吧。签字以后，我被推入了手术室。麻醉师和护士们已经准备就绪，麻醉师把一端连接了一个管子装置放到我的口鼻前，我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概3、4个小时吧，我逐渐恢复了意识。刚刚恢复意识的我，听力出奇的好，似乎可以听到很远的声音，只不过声音很嘈杂。我昏昏沉沉的想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于是我想睁开双眼看看。“如果看到的是医生和护士们的脸，那我应该就是还活着；如果是从高处的某个地方看到医生和护士的背影，再或者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人躺在手术台上，那我就是灵魂出窍了。”我想。我用尽全力的想睁开双眼，可是不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光亮，却是什么也看不到，既不是从下往上看，也不是从上往下看。“我这是怎么了？”我十分焦急的想，“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可我肯定不会瞎啊，因为我可以感觉到白色的光。”只一瞬间，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浮现，“我应该是活着的，可是如果我不能睁开自己的双眼，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死了呢，如果那样可坏了，要是再把我推到太平间的冰柜里冻起来，那可受罪了。回头手术没事，活活搁在冰箱里给冻死了，可是够冤的。我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由于我感觉嘴部似乎被塞入了什么东西，于是我拼命摇动我的头部。“他醒了。”我听到护士和什么人说道。说来也奇怪，当时的护士肯定是在说英语，可我感觉好像没有在听英语的感觉，她的意思是那么的清晰和明白。一会儿，一块毛巾将我眼睛上黏糊糊的东西擦干净以后，我睁开了双眼，顿时眼前清晰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我被全麻以后，为了保护我的视力，护士们
在我眼睛上擦了保护药膏。
我被护士从手术室直接推到重症监护室（ICU），ICU门外，我爱人和她的小姨已经等在那里。 看到我全身像章鱼一样被插满了管子，嘴里还塞着一个呼吸机，她的小姨立刻口吐白沫，晕了过去。于是，她也就顺理成章的被送到另一间屋里进行抢救。我嘴里堵了个东西，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又咽不下去，嘴也闭不上，感觉极度的难受，努力想从床上下来，几个护士用力按住我，其中一个护士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我昏睡了过去。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屋子里面开着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他医生还是护士）正坐在我的床前，握住我的胳膊，像个修鞋匠一样的敲击着我手腕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大声叫起来，长时间的叫声引来一个护士在我的病房外看了看，然后又离开了，之后，再没有人理会我的呻吟。过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工作，关了灯，离开了。我又睡了过去。
手术后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腹部多了一个口袋。我爱人来看我，她告诉我，我的肠子被腹水压断了，医生为我做了截肠手术，由于，肠子中的污物污染了我的腹腔，医生还同时为我清洗了腹腔。另外，由于我的胆囊中充满了石头（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我的胆也被摘除了。不用问，我知道那个袋子一定就是用来容纳我肠子中污物的。我低头一看，果然在袋子中有一节红色的小肠子。我爱人正在和我说话的当口，两个护士走进我的房间，她们告诉我爱人，由于我刚刚做完截肠手术，为了防止我的肠子粘连在一起，医生要我每天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且至少要坐1个小时，当然这段时间也是不能进食的。不由分说，我被她们强行从床上扶到了床边的椅子中坐好，我爱人则被她们叫出了房间，并关上了门。只坐了不到5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叫护士，没有人理我，我的叫声和呻吟声越来越大，依旧没有人理我，我看到我爱人似乎想进来，却又被护士阻止了。我顿时一股怒火油然而生，我决定骂人，不过还算略有理智，我只用我熟悉的母语骂人，到最后，该骂的都骂了，也想不出再骂什么了。看看时间，也坐了不短的时间了。终于，护士们又把我扶回了床上，躺下以后，我异常幸福。后来，我爱人告诉我，当时护士曾经告诫她，如果我不坐满一定的时间，刚做完截肠手术的我很有可能会肠粘连，那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并建议她，如果不忍听我的呻吟就去外面喝一杯咖啡。而我一位同学的公公，那时在国内就因为做完这个手术后，护士没有告知病人家属需要注意的这件事，而引起肠粘连，最后在二次手术时不幸去世。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对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并从内心表示感谢。
那段时间，我被禁食。每天除了要坐一段时间以外，基本上都是睡了醒，醒了再睡。醒的时候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外面是晴天还是雪天。因为身体虚弱，所以总是昏昏沉沉的，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而梦中的我，依旧还是那个青春年少，朝气蓬勃的翩翩少年。而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的我，依旧沉浸在梦中，而不愿醒来。而有一天，当我从睡梦中再次醒来的时候，一首熟悉的乐曲通过医院的广播传入了我的耳中，我不敢相信，以为我听错了，于是我支起双耳，聚精会神地聆听，那是真的，正是那首我非常熟悉的乐曲，以至于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而当时的我则深深的陶醉在这首乐曲之中，那就是我国那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在西方被称之为《蝴蝶恋曲》。
在ICU的日子里，我爱人有时候在我身边，而有的时候，我睁开双眼，黑漆漆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嘴中的呼吸机在几天以后就被取出来了，但是，由于我在手术时被插入了导尿管，因此，我的下身在几天后开始疼痛起来，刚开始，我试图不去想它，希望可以减轻一些疼痛感，然而，疼痛感没有丝毫的减轻。我告诉护士我的不适，她联系医生以后给我用了吗啡，还给了我一些安眠药。为了防止我腿部的肌肉萎缩，我的腿部有一个空气按摩装置，它会在固定的时间为我进行腿部肌肉按摩。而我的手腕部分有一个类似于‘水龙头’似的东西，每天护士到ICU病房，
打开那个‘水龙头’，红色的血液像水一样流到各种试管中，然后关掉水龙头，我那几管儿鲜血就被送去检查了，过后不久，又会有两袋鲜红的血浆被挂到我的床边。输血以后，第二天，又被‘水龙头’放掉。“还不如你直接从那些血浆袋中取一些送去检查算了。”每次护士来取血样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暗想。那个时候的我是如此的脆弱，其实不可否认且实事求是地说，每个人如果不是猝死，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当时的痛苦，就是我想自杀都没有这个能力。比如想吃安眠药自杀，医生不会给你那么多量的药；如果想到马路上让车把自己撞死，我连下床的能力都没有；用刀或者摸电门就更没可能了。”我曾经和朋友们这样描述那时的我。“其实，你知道，就是你真的选择了自杀，在这个国家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一个律师朋友听后对我说，“他们会先抢救你，然后把你告上法庭。”我不知真假，但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在医生和护士们的照顾下，我身上的管子也逐渐的减少了，后来就只有胃管和插入主静脉用于营养液输入的管子了。不过，在手术以后，我发现左手不能够活动了，必须要在右手的帮助下才可以略微动起来。我有些紧张，把这事告诉了我爱人和医生。我的手术医生与一位神经科的医生一起对我的手臂进行了诊断。他们认为，我这种情况是由于手臂在手术中扭伤所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己恢复。可我还是有些忐忑。
护士每天除了按时帮我清理导尿袋以及截肠手术后用于接纳污物的袋子外，还会定时帮我清理身体，基本不用我爱人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在这里的医院，即使没有家人的陪伴，病人也会得到很好的护理。不久以后，我可以开始进食了，同时也被转入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在我住院的期间，除了妇产科的病房以外，我几乎住遍了这个医院各个科室的病房。刚刚转到普通病房不久，2位康复师来帮我做康复训练。这是我第一次在普通病房做康复训练。她们要求我除了要坐1个小时以外，还要在坐下之前尽量活动一下，也就是要走一走。在了解到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床行走的情况下，她们同意帮我先在床边站一站。于是，一个可以架在我腋下的架子被放到我的床前，然后她们扶我站了起来。初次站立，我感觉有些头晕，我可以说是趴在架子上面。可能也就5分钟左右，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又被扶到椅子上坐好。通过在ICU时期的端坐训练，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坐一些时候了，但坐一个小时还是会感觉吃力。多年后，当我回想起那段从坚持不到5分钟的站立到现在可以每天在跑步机上跑2英里锻炼的时光，不禁感慨生命的顽强。大约2天以后，我基本上可以从床边走到病房的门口，然后再走回来。这时的我就像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一样欣喜不已。
由于大夫还是不能对我确诊，于是她为我安排了一次肝穿刺检查。“这次检查需要去市区的多伦多综合医院去做，我们联系了那里著名的肝科专家。”她对我们说，“医院已经准备好了救护车和一名会说中文的护士陪同。”
另外，她问我爱人是否愿意陪我一起去。我爱人点头同意。其实，自从我岳父母来以后，确实为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像这一次，就可以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他们照顾。
第二天，一辆救护车把我们带到了多伦多综合医院。在我印象里，好像多伦多市区的一些医院在地下是相连的，可以很快到达。因为我当时头脑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印象模糊并不确认，只是感觉进入市区后好像在地下开了一段的时间就到了。这里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被直接送入手术室进行肝穿刺手术。我以为要先用麻药，然后在我身体上肝的位置开个口或者打个洞。我就躺在床上等着打麻药。可是，他们在我得脖子上开始操作。我等了很久，也不见给我麻药，我始终清醒。我很奇怪，“怎么还不开始？要等多久啊？”我想。一个小时左右，我的脖子被贴了个创可贴就被推出来了。“做完了。”随行的护士对我讲。“啊？什么时候？怎么没有在肝的位置上打洞啊？”我问她。她告诉我是通过脖子上的血管，用一根管子伸到肝脏的位置，并取出一些细胞就可以了。结果要过几天出来，我们又回到北约克医院。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爱人和我朋友一家正在床前和我说话。医生面露喜色的来到我的床前。这次，她是来对我们宣布确诊结果的——肝穿刺结果指出我所得的病叫做‘Wilson’s Disease’，即‘威尔逊症’。在中国，这种病也被医生们称为‘肝豆状核变性’。“检查结果显示，他身体中的铜含量是正常人的20倍。”医生说到。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病，“这是绝症么？”我十分担心的问大夫，心情复杂。但同时，我从我爱人的神情中看出来她似乎知道这病。“你知道这病？”我又问她。“一会儿告诉你。”她回答我。医生告诉我们依靠药物可以帮助我排出身体里面的铜，并向我们解释了一些这种病的常识——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大多为隐性遗传，患者会从父母身上各遗传到一条带有缺陷基因的染色体，导致无法正常代谢体内的铜元素，进而堆积在肝脏和其他器官，产生毒性。医生离开以前告诉我们，她已经帮我约了多伦多综合医院的肝科专家，他需要对我的肝功能进行评估，根据评测结果来看我是否需要换肝。医生走后，我爱人又对我讲了一些关于这种病的情况。原来，因为大部分人看到我发黄的脸色都怀疑我的肝出了问题，所以我爱人经常会在网上查一些有关肝部的疾病。就在和朋友来看我的前一个晚上，她刚刚在网络上查到这种疾病，还在路上和朋友一起讨论关于这种病的情况，没想到结果竟然如此。
在去多伦多综合医院的路上，一位会说普通话的护士陪同我们一起去见这位肝科专家。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躺在床上等着医生给出检查结果。我爱人则和护士在一边闲聊。护士拿出了她在家里做的寿司给我们品尝。品尝的结果就是我吃光了这位护士带来的所有寿司，我爱人只好去外面再给她买一些午餐。午饭以后，医生回到办公室并宣布我的肝功能是正常的。我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说我可以不用换肝了。自从查出病因以后，医生就开始给我用药。在用药后的头几天里，大量的铜就通过尿液被排出体外。
几天以后，我被医生转到一个单人间的病房。我的身体依旧虚弱，但是我已经可以在楼道里面稍微的走一走了，只不过时间不长，也就10来分钟吧。每次走完以后，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看累了就睡一会儿，因为找到了病因，所以心情也轻松了不少。我的左臂依旧不能活动，走起路来左臂垂在一侧，让我不禁想起来我父亲在得脑血栓以后走路的样子。“医生说它自己会慢慢恢复是不是真的？如果我的这条胳膊就此不能活动了，可不可以算作医疗事故来索赔呢？”我又胡思乱想起来……
每天的中午和晚上，我爱人会到医院给我送饭，说真的，这里的医院什么都管，一日三餐也都包括在内，而且非常有营养，牛奶，水果，肉类，冰淇淋等等都可以向护士要，只不过我吃惯了中国北方口味的饭，实在是吃不惯这里做的。有时候，我在晚饭以后会给国内的母亲打个电话。一天，我母亲告诉我，我大姨的孩子要来多伦多几天，于是我就让我母亲给我买了些北京小吃托他带来。想到可以和那边的亲人见上一面，心里有些激动并幻想了一些见面时候的情节。我略显激动地告诉了我爱人这件事，并请她在那天去机场接他。
自从得病住院，我基本上已经在医院里呆了半年多的时间了。去机场接他那天，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样子会是什么感觉，回到北京会怎么对我母亲描述，心中有些忐忑。当我爱人一个人回到我的病房的时候，我有些奇怪。“
他人呢？没接到？”我问。“他推脱有事，好像说是有个什么欢迎宴会要去，不肯来，只是把东西交给了我。”她回答道，“我答应他只要来这里看你，我就可以直接送他去那个地方赴宴，他不同意。”“我给你妈和你姨准备了些东西，在机场的时候交给他带回去了。”我爱人又说道。我听后，无语。也好，省着看到我的样子后，回去告诉我妈了，想到这儿，我笑了。
每天早晨，医院里面的营养师会为我测量体重，并告诉我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当然，医生不让我吃的东西我是要不到的。大概在下午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康复师会来帮我做康复训练。这位康复师是个混血儿，她的父亲是日本人，而母亲是加拿大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和她聊天的时候知道的。记得有一天，她来帮我做康复训练，我给她一块从中国带来的大白兔奶糖（我给过她，知道她喜欢这个糖），正和她聊天时候，我的医生进来看我。
听到我跟她聊，于是就对我说：“哎，你可以用英语交流啊，和你说话不用翻译啊？”（因为每次她来要和我说事情的时候，都给我找一个翻译。）
我笑了，“我这不是病了么，身体虚弱，脑袋又不清楚，再加上有些医疗用语我确实不懂，就懒得过脑子了。”我很坦白的说到。医生听完以后，笑了，并同意以后继续给我找翻译。
其实，通过这次得病的经历，我真是发现人的欲望会根据各种情况而产生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吧，就说我这次得病，病的很严重的时候，真就不敢奢望未来，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天，赚一天。病好一点儿后，就幻想自己可以干点什么事了，开始也就是想能自理就好了，再以后呢是希望自己可以给家里人做点饭啊等等的，再以后就又不一样了……；再比如，自己身体很差的时候，在医院里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士，真就觉得可以用红粉骷髅来形容一下，病好出院以后，再见到时也会经常想扭头多看一眼。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只是有些人敢于承认，而有些人隐藏起来而已。
在那次接机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了我的情况以后来医院看我，他以前在国内和我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现在，他住在一个距离多伦多大概要1到2个小时车程的城市。中午时分，当他提着一兜子水果来到我的病房时，我十分惊喜，也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样子后会有何感想。但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在马路上他看到了我，一定不会相信那就是曾经白胖胖的我。躺在病床上的我有些不好意思，聊了一会儿，我让我爱人和他一起去1楼吃些东西。自己则独自躺在病床上回忆着当初一起工作时的情节，想到深处也是感慨一番。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梁医生告诉我，她的一位同事，Abdalian医生以后将接手她的工作，主要负责我的治疗，当然，她也不会完全不管我。
吃了一段排铜的药物后，体重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医生有些奇怪，为我做了一次尿检。检查中发现我的尿蛋白含量太高。于是，他们请来一位肾科的专家——Albert来看我。这位肾科医生看过我以后，想安排我做一次肾穿刺检查。“怎么又做检查啊？”经过多次的检查，我对检查有些反感了。“我不想做这个检查了。”医生走后我对来通知我的护士说。
几天以后，我爱人劝我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她告诉我Albert医生知道我不愿意做这个检查以后，十分焦急，特意来医院找到她，请她务必劝劝我，因为这个检查对我很重要。我有些感动，算一算，我这个病要是在国内治，从检查到治疗，这半年多的光景，上千万都得扔进去，国内仅有的房子卖了，都不够这些钱，还不算家里人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而在这里，我刚买的房子没有任何损失，家里人也不会为生计发愁。换句话说，我的病不会使我的家庭陷入窘境，财产也不会受到损失，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啊。“为了我能够恢复健康，这里所有的医生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在这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是病人，医生们都会尽一切努力、医院都会不惜
成本的去挽救病人的生命。”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我们的毛主席评价白求恩的一段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肾穿刺的结果出来以后，Albert医生告诉我狼疮肾是造成我体重没有增加的原因。就这样，我日常服用的药物中，又增加了一种治疗狼疮肾的药物。
一天下午，当那个康复师再一次来病房为我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我突然惊喜的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那条被扭伤的胳膊居然可以活动了。顿时一股喜悦涌上心头，和医疗事故的赔偿相比，我宁愿要我这条胳膊。
加拿大的春天已经来了，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让我这个逐渐恢复健康的人心情愉悦。有的时候，我的爱人也陪我到医院的楼下一起走一走，不过我需要推个轮椅，一方面可以起到扶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走累了也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吃过晚饭，我也会给国内的朋友们打打电话。记得有一次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刚接通电话，他就十分焦急地问我在异国他乡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是不是需要帮助？一连串的提问让我有些蒙，当然，我在电话中向他讲述了我的遭遇，在他得知我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因为长时间在网上看不到我而十分担心，于是，联系我在国内的岳父母，想知道关于我的情况，而那时候，他们已经来到多伦多了，所以直到我给他打电话，这位朋友一家都在一直惦记着我。这件事，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里面还是暖暖的，我为我能够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甚至有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来炫耀一下。说实话，我朋友不多，但能拥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我人生中巨大的财富。
就这样，我在医院中调养了一段时间，每天除了打营养液和吃医生规定的药物以外，就是康复训练了。抽血已经不是每天都要做的例行检查了，但是我的血色素依然不高，所以这期间又输过几次血。不知道是多伦多的夏天已经开始了，还是因为我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那段时间的记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爱人来看我的时候，喜滋滋地对我讲我可以出院了。“真的？”我惊喜地问，然后，迫不及待地到写有医院通知的白板前查看。是真的，我这次是真的可以出院了。2011年7月6日，写在白板上的这个日子也同时写在了我的心中。
出院那天，我爱人和我岳母一起来医院接我，岳父则在家中为我们准备午餐。在我们拿到医嘱以后，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医生护士们告别，这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即看到了人的渺小也同时看到了人的伟大。
写到这里，我这段难忘的经历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3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恢复和调养自己的身体，当然也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与大家分享。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希望可以不断学会去珍惜、宽恕和爱。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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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9 18:1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