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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地说，他们本有机会浇灭这根长长的引线，把日本和东亚带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文｜香川克之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近卫步兵第 3 连队的百十号士兵闯进东京表町的大藏大臣官邸，迅速制服几名守卫。

睡梦中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惊坐而起。一名军官大叫「国贼」，将子弹射向他的身体；另一名军官则高呼「天诛」，挥剑猛砍这位八旬老人。

高桥是清当场死亡。据说，他死前仍在痛骂参与兵变的军官是「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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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二二六》里的高桥是清

这位八旬老人何以会激起官兵们如此的仇恨？一言以蔽之，这位曾经影响日本历史行程的长者，依旧掌握着影响局势的巨大能量，是日本战争之路上最大的阻碍。

1930 年代，高桥虽然只是大藏大臣（财政大臣），但凭着经济政策的成功，隐然已是实质上的首相。彼时公众甚至只知有高桥藏相而不知有冈田首相，这届内阁也被非正式地称为「高桥内阁」。

少壮派军官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这位老人的影响下走向他们绝不甘心接受的歧途。

高桥是清一直在阻挠他们增加军费，反对他们出兵中国。从 1933 到 1936 年，日本连续四年的年度预算案都成为高桥与军部间的拉锯战。

高桥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预算编制是在 1935 年年末。他不顾军部的强烈反对，作了最后一次削减军费的努力。

据《朝日新闻》报道，十三名阁员在首相官邸里熬了 20 小时又 50 分钟，从 11 月 29 日早晨 10:30 磨到 11 月 30 日早晨 7:20。最后耐力最久、立场坚持到最后的，正是「奇迹の达摩」、生于嘉永六年（1854）的八十二岁老人 —— 高桥是清。

· 日元钞票上的高桥形象

高桥在军费上卡脖子的行为，让昭和男儿如鲠在喉。正如一名二二六兵变军官后来所说，「大藏大臣这么做是在离间军部和国民。」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高桥一直在对抗着军队。

1936 年新年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高桥指桑骂槐地批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如果一个国家意欲称霸并耗费大量金钱，那么又能带来多大利益呢？在收获利益之前，本国还得扛着殖民地这个负担。」记者杉山平补充说：「这是高桥藏相试图以间接方式告知日本国民，扩张帝国版图会有多么危险。」

在 1 月 15 日的公开演讲中，高桥说「即便裁军会议不能达成（限制海军军备）协议，我们也不能考虑增加国防开支。自从退出国际联盟，我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方针都是支持世界和平。」

2 月 20 日的议会大选显示，高桥路线得到了日本国民的信任。支持高桥的民政党得到了最多的议会席位。

然而六天之后，二二六兵变爆发。照一位兵变参与者的说法，不除此贼，何以「昭和维新」？

· 尊皇讨奸，昭和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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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永老妖」高桥是清的人生历程极其特殊，这是一个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靠着自己仅有的幕末武士身份自学磨炼、在明治维新之后逆袭的励志故事。

高桥出身佐幕派（仙台藩）足轻养子，身份低微（最低等武士），幼童时代进不了藩校，只能在寺庙受教，13 岁就离家远赴美国求学，却因为「还不太懂英语」稀里糊涂地被卖作了契约奴隶。

然而，他却因祸得福，在寄人篱下之余锻炼出了一口流利之极的英语。

历尽艰辛回国后，高桥走马灯地出任了多份公职，当过英语教师，干过投机券商，甚至还跑到秘鲁挖过银矿，潦倒度日也风流成性。最终，他还是靠着英语能力混出了头，在横滨正金银行任上起飞，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战（借）成名。

· 青年时代的高桥是清

这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1904 年春天，高桥是清抵达伦敦。他深知这趟欧美之行注定不会顺利，毕竟在战争打响时，俄国的国家预算十倍于日本，外贸三倍，货币储备则是八倍。途径纽约的时候，美国商人告诉高桥，尽管他们同情日本，但绝不会购买日本国债。

「同情是同情，钱袋是钱袋。」欧美各界普遍不看好日本能打败俄国；另一方面，欧美金融界将日本与中国同等看待，提出高额利率，低交割价，海关关税做抵押的屈辱条件。

然而在此后的十八个月里（1904 年 4 月到 1905 年 10 月），坚韧的高桥是清排除万难，靠着自己的智慧、勇略和机谋，加上运气和外部环境，在欧美市场成功卖掉了价值八亿五十六万六千日元（八千二百万英镑）的日本国债。

这笔钱，占到了日本总军费的 47% 之多。

· 1905 年 12 月 14 日，欧美金融界在伦敦萨伏伊宾馆欢送高桥是清（左起第 11 人）

在伦敦，高桥还运用多种外交手段，为日本赢得了远超票面债券价格的国家利益。

他出入名媛贵妇的沙龙、晚宴，帮英国王后亚历珊德拉找来一头日本狆犬，会见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旧情人莉莉安·兰特里，发动私人攻势。

他在日本借款消息还云遮雾罩时主动放风给英国媒体，接受舰队街小报专访，成为横跨伦敦严肃新闻与小报新闻的风云人物。

他更利用欧美各家财团之间的竞争关系，时而拉来德国银行财团向英美银行家施压，时而单线联系美国客户在纽约的竞争对手。

高桥身上有着一种超脱和实用结合的特质，他热爱交际，性情开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毫不害羞，这在日本人里颇不寻常，也让他成为数十年来日本政坛洋务派的代表。

· 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与高桥是清。前者为了报复发动反犹行动的沙皇，向高桥提供巨资贷款以援助日本，帮助日本取胜，两人也成为至交

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赢得了大国地位，英日同盟的加持也让日本人博得了与列强平起平坐的民族自豪感。但战争也给日本人上了一课。

不论是代表英美自由主义的加藤高明，还是信奉军国主义价值观的山县有朋，他们都深知，日本不可能在没有英美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俄国。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也是其中之一。1911 年访问苏格兰造船厂的时候，他对当地工人谦卑地表示，「是你们帮我打赢了对马海战。」

日俄战争的教训塑造了高桥是清终身的政治信条。他认识到，日本的胜利依赖于来自欧美的资本、技术和物资，因此对日本而言，最安全的处境就是让自己安处英美构建的世界秩序中，而不是赌上国运碰个头破血流。

在之后的日子里，高桥是清被公认是「小日本主义」（意即日本固守在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势力范围即可，不再进攻东亚大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代言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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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对英美的态度总是矛盾的二元体，一方面又敬又怕，一方面又爱又恨。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人会以与英美同桌吃饭为荣；但在某些时间节点，日本人又会因为英美的轻慢而心生怨怼。

日本与西方的裂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益加剧。美国的排日法案，华盛顿会议上的打压，海军军备会议的羞辱，这都让日本人痛感虽然已经与英美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但座位却是下座，分到的蛋糕也少之又少。

松冈洋右的这则比喻尽显日本的无所适从：「西方列强教会了日本扑克游戏的规则，但他们在赢得绝大部分筹码之后就宣布游戏不道德，并起身离开牌桌。」

高桥是清承认，日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他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在美国人面前出洋相，若是遇到欧美高高在上的姿态，高桥也难免迸发民族愤慨。

· 《坂上之云》里的高桥是清形象

但由于独特的教育经历和个人际遇，高桥并没有因此变成充满仇恨的排外分子。然而在时代洪流之下，其他日本人却逐渐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日本对西方的态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疑惧 —— 敬拜 —— 厌憎」演变。

随着对西方的外交摩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崛起，军人开始无视西方对日本的帮助和贡献，甚至无视欧美对日本的国力优势。在国内的教育和宣传中，「军魂」乃至「大和魂」的关键作用，成为日本打赢三场大战的历史记忆。

高桥大半辈子都在与英美打交道，深知一旦西方对日本禁运关键的技术和原材料意味着什么。高桥甚至比军部自己的领导人更理解这一点。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 1935 年 6 月受访时说，「如果国民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便 300 万棵竹箭都足够（保卫日本）了。」军部也一再声称，夺取中国大陆，才是日本未来应对可能「总体战」的必要保障。

· 东京审判上的荒木贞夫

对此，高桥当然不能认同。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让他成为极少数能够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秩序之意义的日本人之一。

1895 年刚刚在横滨正金银行出任本店经理时，高桥就惊讶地发现，每天决定日元汇率的不是这家日本指定的外汇银行，而是位于香港、上海的汇丰银行。高桥还发现，外国公司甚至是大一点的日本公司都在通过汇丰银行这样的外国银行购买外汇，而不是来找正金银行。

如果日本贸然进攻中国本土，冲击香港、上海这两个世界金融节点，日本就不止是在入侵中国，也是向世界秩序宣战。

高桥相信，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未来发展要更多仰赖与中国在贸易关系上的深化合作，而非军事干涉。1907 年会见张之洞后，他认定，比起让中国四分五裂，日本能从一个独立、稳定、而且统一的中国得到更多好处。

正是基于这些观念，高桥在 1915 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 年反对西原借款，也反对日本深入干涉中国地方事务。

· 西原借款是 1917 年至 1918 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以山东、东北特权为抵押物的借款的总称，以日方经办人西原龟三得名，其目的本是支持段政府维持统治，继而维护日本在华利益

1921 年 5 月，时任大藏大臣的高桥向时任首相原敬呈交了一份名为《树立东亚经济实力之意见》的备忘录，系统性地阐述了他就日本对华政策的思考。

他认为，日本应当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关闭所有军事基地，停止以贷款换取铁路和矿产的政策，放弃在华的其他特权，限制单方面向中国大陆地区性势力或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借款。

高桥反对「满洲是独立于中国的政治实体」的观点，不认为日本在那里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他相信，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快就会造就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中日两大东亚国家的联盟能创造新的经济力量，携手与英美进行经济而非军事竞争。

亲美和中，就是高桥的外交政策，其实也是战后日本的基本国策。

半年后，原敬遇刺。高桥受命出任总理大臣兼大藏大臣，这些政见随之成为其对华政策。但由于内部派系斗争，高桥是清只得在七个月后黯然离去。

· 高桥是清首相，19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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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让高桥是清丧失生命的矛盾，依旧起于中日战争。

1932 年淞沪战事甫起，刚刚再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强烈反对对华用兵：「如果这次淞沪事件引发战争的话，我们的军费只够打上一年半。而且与日俄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这次并没有正义理由（大義名分），也就得不到列强的同情。」

终其一生，高桥是日本忠实的亲英美派，也是坚定不移的亲中派。他担心，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日本军事干涉、英美世界的抵制这三者叠加，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足以让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丧失殆尽。

· （从左至右）加藤高明，高桥是清，犬养毅

高桥当然知道，一个统一而友好的中国，一个抑制扩张欲望的日本，还有愿意接纳日本的英美，这三者对日本的国富民泰是多么利好的条件。

如果不算殒命二二六的身后影响，高桥是清至少在两大时间节点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当然是日俄战争募集军费，其二就是在 1930 年代出任第五、六、七度藏相，成功以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扭转了大萧条之下残破的日本经济。

高桥被公认为日本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财政大臣。在 1931 年 12 月至 1936 年 2 月的高桥财政期间，通货膨胀率为 2％，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7.2％，是昭和大萧条时期（1930-1931.11）的 10 倍。日本率先走出了大萧条的阴霾。

高桥经济政策的成功，让他博得了「高桥路线」的美名：以有限通胀刺激经济增长；限制军费，减少外债和非生产性支出；鼓励政党在政治制度里持续发挥作用；增加工人工资，让经济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最后，为侵华政策刹车。

· 1934 年的高桥是清。高桥是清因其成功的经济政策赢得了「日本的凯恩斯」的称号。其实，高桥的经济政策实践，甚至要早于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1936年）

然而，高桥路线与军部路线水火不容。

高桥极力压制军费的膨胀，在高桥参与预算编制的 1933 年至 1936 年，军事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一直被稳定在 6.5％ 左右。他被刺后，军费的加速飙升再无阻拦，迅速升至到 15％，到 1941 年更是增加到 27％。

在某次内阁会议的激烈争吵中，高桥直接飙骂陆相荒木贞夫：「陆军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白痴认为，日本可以赢得同美国的战争？」

在当时的军部看来，答案是确定的。而对于给出否定答案的人，昭和军人只有一种办法回敬。

一部日本近代史也是一部暗杀史。坂本龙马遇刺，大久保利通遇刺，这是幕末的暗杀潮；从滨口雄幸到犬养毅再到二二六事件，这是昭和的暗杀史。刺客杀死了五名首相中的三个（滨口，若槻，犬养，斋藤，冈田），第四个（冈田启介）之所以能逃脱，还是因为袭击者误杀了他的妹夫。

他们还杀死了三名大藏大臣（井上，高桥，藤井）中的两名，唯一得以幸免的藤井还是因为得病早死。温和派领袖被肉体消灭，刺杀的威胁足以让绝大部分剩余的反对者噤声。

· 美国驻日记者休·拜亚斯撰写的日本政治史《暗杀政治》

明治维新与后来皇道派的「昭和维新」一样，名为维新实为崇旧。从「王政复古」到「尊皇讨奸」，继承的是同样的暴烈基因。从生机勃勃的明治维新到惨烈收场的昭和维新，日本近代史走出了一道长长的回旋弧线。

类似高桥是清这种洋务派技术官僚，才是近代日本真正的开化派。乐观地说，他们本有机会浇灭这根长长的引线，把日本和东亚带到另一个平行世界去。

然而，高桥躲过了 1869 年的暗杀（倒幕派对原幕府势力的追杀），却未能在 1936 年幸存。但历史毕竟留下了他们曾经用力的痕迹。

· 1935 年，高桥是清与孙辈在一起

1935 年秋天，一位下属告诉他，一名青年军官放话要「埋了高桥藏相」。高桥轻蔑答道：「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尉和少尉，但如果每个人都给我一枪，那真是太浪费了。」

半年后，少壮派军官唱着颇具国粹特色的恋阙之歌，物理消灭了高桥是清一派的亲美、亲中声音。历史，也就顺理但不成章地滑向了另一条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