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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黑姬山启示录_中日教育的差异
第二章 黑姬山启示录
本章作者介绍：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在赴日民宿生活中，奇特的夏令营活动令人刻骨铭心。2000年8月，当我与女儿应邀赴日民宿并参加夏令营时，我们选择了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与中日青少年一起，登2053米高的原始野山－－黑姬山。当我们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与奋力攀援终于凯旋时，我不由地感慨：假若重提八年前内蒙古草原上的较量，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而黑姬山探险却是一场重量级的生死较量。当然，这较量决不仅仅在山上。
一.开心的夏令营里没有批评
750人的夏令营开营式上，没有领导讲话。营员在幽默的童话歌曲中起床，而快乐已成为夏令营的主旋律。
2000年8月4日上午，当随同北京月坛中学的师生来到东京地铁的上野车站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律穿着草绿色的营服，一律戴着西部牛仔式的卷沿营帽，一律背着沉甸甸的背包，一律佩戴着自制的介绍自己的臂章……那景象犹如绿色的云向一起聚拢，又似绿色的精灵在举行狂欢节。
我们是同一个夏令营的营员，我们同乘一列新干线列车，向避暑胜地长野进发，目的地是黑姬山下的LABO营地。
女儿告诉我，据悉，这座藏在黑姬山下密林中的营地，由日本政府投资数亿日元建造，供全国青少年参加野外活动使用。LABO国际交流中心每年春夏冬三季租用此营地，为LABO会员举办各类活动。
说来有趣，LABO会员的年龄从2岁至22岁，营员也就大小不等。最小的只有3岁。我所在的A2班共31人，七、八岁的十几个，其他多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还有两位妈妈和一个奶奶，也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夏令营。31个人像一个大家族一样，住在一栋复式结构的高大房子里，女的全住楼下，男的全住楼上。
夏令营的起床时间不是吹军号，而是播放一首幽默的童话歌曲，使人感到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750人的特大夏令营开营式却出奇的简单，没有领导讲话，只有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讲了几句逗乐儿的话，大叫一声"开营了！"接着，就是大学生、高中生志愿者的节目演出。演出极为夸张，各色人种，迥异的服饰，原始部落的生活，均随心所欲地演绎出来。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是LABO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LABO营地的最高负责人。他扮演了一个印地安人，挑着丰收的果实大声叫卖。
回到各班之后，马上开始演戏，戏名叫《三个兵》。剧情大意是：三个打仗归来的士兵来到一个小村庄，村民们以为是强盗，把食物全藏了起来，并拒绝士兵进门。后来，得知士兵是为人民而战，纷纷开门迎接，制作特大的饼，取出最好的酒，款待三个士兵。随后，男女老少与三个士兵跳舞联欢……
当我被邀请参加演戏时，心里慌乱了一阵子：长这么大，何曾登台演戏？我这才发现，日本的夏令营组织者极重视平等与自由。以演戏为例，每个人可自由参加演出，也可以自由选择角色，还可以自由设计动作。于是，我创作了藏东西的细节，又创作了趴在地下吹火的动作。有几个小营员演累了，躺在地上打滚儿，也没有人训斥。演出照常进行。
这让我想起中国师生从东京出发前的一个情景。按照约定，8点准时出发，可一位中国男大学生8点20分才赶来。一位教师怒不可遏，当着几十位中学生训斥道："你还是个大学生呢，就这样给弟弟妹妹做表率吗？"那位高个子男大学生羞愧地低着头，可老师依然穷追猛打。在场的一位日本男教师做了个鬼脸，说："中国老师真可怕！"毫无疑问，教师的心态对学生必有深远的影响。
在LABO营地，除了外出活动之外，多数室内活动都是演戏、唱歌、跳舞、做游戏。我曾认为，这种演戏就是玩玩罢了。谁知，当天晚上，我们A2班还去 A1班访问，进行演戏的交流。A1班有的营员还化了妆，脸上涂满黑红两色油彩，装成印地安人的样子，演得十分投入。同一出戏，每个班各自创造了一个独特版本，在交流中发现差异互相借鉴，这成了夏令营生活的重要内容。唱歌常常伴随摸五官或摸四肢的滑稽动作，让小营员们开心不已。据了解，LABO国际交流中心从全世界收集了一批幽默快乐的歌曲，并将其作为LABO歌曲。渐渐地，快乐幽默似乎成了LABO夏令营的主旋律。
二.野外活动任你选择
与中国整齐划一的夏令营安排相反，LABO夏令营活动犹如超市一样丰富多彩而又可以自由选择，疯狂拍卖火爆异常。
如果说，快乐幽默是LABO夏令营的主旋律，那么，犹如超市一样丰富多彩而又可以自由选择，则成了夏令营活动的鲜明特色。
一走进营地，每位营员就收到了《野外活动内容一览表》。我数了一下，竟有16项内容可以自由参加。女儿学了5年日语，大致能看明白表上的内容。她说："有黑姬山登顶探险、有观赏瀑布、有访问大山村的村民、有森林和草地探险、有游览野尻湖、有制作玩具、有采标本、有游戏比赛、有博士指导拍摄植物与昆虫、有学习日本舞蹈、还有钢索飞人……"
"什么叫钢索飞人？"我疑问道。
女儿也不太明白，她仔细看了一下介绍，说："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人在7米高的钢索上抓住一个环，飞速向前滑去。够惊人的！"
我也感叹了一番日本人的胆大，居然敢让小孩子冒这种风险。我问女儿："选择这个项目有什么要求？"女儿说："小学5年级以上，身高1.5米以上的营员均可报名，但要经过抽选才行。"
月坛中学初三女生王瑾参加了这一挑战。这个瘦小伶俐的小姑娘，头一回离家这么遥远。一说起钢索飞人，她顿时眉飞色舞，说："天呐，刺激死了！整个儿一个飞的感觉，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这么大本领，从湖面上飞过去呀！"
LABO夏令营有一项传统活动--义卖，简直可以说火爆异常。
所谓义卖，即营员们将各自带来的物品在夏令营的集市上以班为单位拍卖，收入的钱留作公共班费使用。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义卖活动竟像狂欢节一样，人人举着各自的物品夸张地推销，大声地叫喊。每卖出一件东西，哪怕只收入10日元（约合人民币7角钱），一班人也欢天喜地庆贺一番。
那是一个下午。老天爷似乎要考验一下义卖者，忽然下起了小雨。不料，雨丝毫未影响义卖活动，有些营员甚至把脸上涂上鲜亮油彩，更加起劲地推销。
总之，16个自选项目满足了全体营员的不同需求。其中，三个项目全员均可参加；其它项目则规定了何种年级可以参加，但最高要求也是在小学五年级以上。譬如，用十几个小时去攀登2053米的黑姬山，是夏令营中最艰苦也最危险的项目，限定在小学五年级以上的营员才可报名。
几十个日本营员报名参加了黑姬山登顶探险队。我也决定当一回探险队员。女儿担心地问："老爸，您这么胖，能行吗？那可是要爬一天山呐！"我预感到将会累得死去活来，可又忍受不住这诱惑。
自从1993年发表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以来，引起全国的震撼，推动了教育改革。当时，也有人批评我并未参加那次草原探险夏令营。这虽然构不成指责的理由，却毕竟道出一些缺憾，再怎么采访也比不上亲身体验来的真实而深刻。况且，在日本本土，参加一次纯粹日本式的登山探险活动，对了解日本的青少年教育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我心坚如铁。
女儿一向不喜欢运动，更不喜欢爬山，这次也参加了登山探险队，因为她兼任我的翻译，我上山她能不上吗？说真心话，我最担心的就是女儿。那是一座没有路更没有任何服务设施的原始野山，一旦中途走不动，可是毫无退路。女儿能坚持到底吗？
三.差异在悄悄地拉开
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日本孩子悄然入睡，中国孩子亢奋难眠。登山途中，中国孩子引亢高歌，高谈阔论，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体中国营员的会议。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惟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于是，我问："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安全措施？"日方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我又想起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饮水何时提供？"日方又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今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扯一条倒地就睡。营地的房子大都是塌塌米，即日式床铺--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
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呐，就是接自来水啊！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邻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约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LABO营地当志愿者的。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LABO营地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在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越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四个字："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10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逐次升高之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当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两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唯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果然，海潮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干巴雷！""干巴雷！"（日语：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加油！""加油！"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了，跳下来的司机是LABO营地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他和蔼地问："你们谁坚持不了啦？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 "他仰头指指山上，说："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我问女儿："还行吗？"她小声回答："忍吧！"
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唯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我瞧见，那男孩子低着脑袋，神色黯然。
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的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我说："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咬咬牙吧！"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放歌，给女儿不少激励。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人唱歌，全都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脚软软的。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幸亏我双手抓紧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之极。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我也连喝三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提醒中国学生："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
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四.真正的差异在于国民共识和法律保障
中国学生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发生意外自己负责，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
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向导提醒大家："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动着一条彩色的龙。尽管，队伍常常蹚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是的，城里的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泥一跤、水一跤，弄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未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呢？当我捂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到：这不是一次恐怖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地直叫："老爸，你小心点呀！"中国高二男生王岳，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更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咱们怎么回去呀？"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走回去呀。" 女儿失望极了，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回到LABO营地？"向导微笑着说："如果快些走，还有三个多小时。"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三个多小时？怎么忍受得了！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
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治疗。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LABO营地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却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森洋人每年登三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多数人却早已壶干杯空。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LABO营地。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中国学生激动地说："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一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当问到："下次登山谁愿报名？"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我要登山！"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陷，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王淼、阎晨、孙冉、王岳、罗丹、马月、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官司尚无下文。湖北省武昌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 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的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LABO营地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⒈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⒉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洲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真知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五.从夏令营看到的日本未来社会
庞大的夏令营里，竟不见一位专职工作人员在指挥，大学生和高中生志愿者充当了活动的主角，青春创造的奇迹令人难以置信。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庞大的夏令营里，几乎见不到一位专职人员在指挥，而全靠学生志愿者在组织活动。在各个班里，都配备了男女两位班长，全面负责该班的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这两名班长均由高中学生志愿者担任。夏令营总部人员则由大学生志愿者组成。
A2班的男班长名叫芝田广幸，来自名古屋。小伙子今年16岁，在惟信高校读高二，喜欢足球、吉它、舞蹈，会骑摩托车，但学习成绩一般。不过，他相信只要用心干的事都能干成。他是LABO的老会员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来LABO营地已经12次！
A2班的女班长名叫小川步，也是高二学生，学的护士专业，会打针。她的母亲是LABO工作人员，负责与英语地区的交流，而小川步3岁就成为了LABO会员。
一对少男少女登上了领导者的舞台。染黄了头发的芝田广幸，总在脖子上扎一条白毛巾，穿一条露出膝盖的破牛仔裤，用沙哑的嗓子不停的讲话。
一次，芝田正在为全班讲话，一个7岁的小男孩爬过来，伸手摸他牛仔裤上的洞。小男孩抬头看看班长无反应，小手向上挺进，似乎要摸一摸班长的宝贝。大家一时愕然，芝田居然没有生气，只是扭转了身子，攥住了小男孩放肆的手，继续把话讲完。
与芝田沙哑的嗓子相比，小川步的嗓子清亮甜润。这个将眉毛修成半截的姑娘爱笑，整天眉开眼笑，孩子们总簇拥着她，即使她讲话时也不安静。不过，小川步自有办法，她伸出三个手指，大喊一声"LABO！"全场立刻静音，并马上响应齐喊一声"LABO！"有趣的是，孩子们在一起打闹时，谁想让大家安静，都可以喊一声"LABO！"效果也一样灵验。
有一件事，让我深深地记住了小川步。
当我们从黑姬山凯旋归来，受到全体营员列队欢迎。LABO营地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当众向登山勇士颁发荣誉证书。会后，我与女儿吃力地返回A2班，因为我们饿极了渴极了累极了。
突然，穿一身浅黄色运动服的小川步飞速迎了上来，一把抱住我的女儿，呜呜地大哭起来。我一下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经女儿翻译解释才明白，原来小川步忙于班里的事，未能赶到大会场欢迎我们，所以深感歉意。瞧她哭得泪如雨下，浑身抽搐不止，我被她的责任心感动了。其实，这本是一件多么细小的事情，这个与我女儿同龄的日本姑娘，竟如此严格反省自己。试想，这样敬业的年轻人，还有什么事情交给她不放心呢？
回到宿舍，早过了开饭时间。小川步取出给我们留的饭菜、饮料和西瓜，显然比平时多许多。刚吃过饭，她又马上安排我和女儿洗澡，并悄悄叮嘱其他营员不要妨碍我们。
初次参加日本的夏令营，会对一种现象感到新奇，那就是从来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几十个孩子，不论男女，个个像猴子，一会儿狂奔，一会儿爬高，这屋子里岂不乱了套？可是，两个班长就那么看着，脸上还总挂着微笑。有时候，小孩子之间闹起了矛盾，眼看要哭了。这时，两个班长走过来，一人抱走一个，紧紧地抱在怀里，极其温柔地安慰孩子，直到他们恢复了平静和自信。
夜深了，大小营员都入睡了。我起床下楼喝水，发现这两位年轻的班长还在商量工作。他俩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光着脚，轻轻地讲话。耳边响着营员们的鼾声。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很多人说日本青年都在追求西方生活，整日里纸醉金迷，怎么会有人肯跑到这野外受累呢？莫非可以挣很多钱吗？当我与芝田广幸成为朋友后，我坦率地问了他。谁知，小伙子眼睛直了，说："能当上这儿的志愿者可不容易呐！我们都是参加竞选的，因为优秀才当选。来这里不是为了挣钱，也挣不到钱。别人要交5万日元，我们志愿者不交钱，还有一点点补贴。谁不知道来这里开心喽，所以，大家都想来呀！"
我突然明白了：日本历来有大带小的习惯，低年级学生服从高年级学生管理。LABO夏令营以大学生带高中生，以高中生带小学生和初中生，不但成本低，更重要的是使夏令营充满青春活力，并且成为几代人共同成长的摇篮。
六.心中的问答
仅仅三夜四天，陌生人变成了亲人，陌生地变成温暖的家，这神奇的魅力来自何方？
三夜四天的LABO夏令营生活就要结束了。当这一时刻匆匆来临时，每个营员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暗暗吃惊：几天前还是素不相识的异国他乡之人，这么快就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吗？这神奇的魅力何在？
离别的前夜，LABO营地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750名营员列队向广场涌来。火光映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离别的气氛使每个人都变得庄重起来。礼花在夜空里绽放，把晚会推向高潮。
可是，真正的高潮却是总部大学生的演出。这节目十分特别，每次登台的不过一、二人，却总把每一个人都搅得热血沸腾。譬如，黑姬山登顶探险队队长森洋人登台了，这位大学二年级的志愿者，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用压低的嗓子声嘶力竭地喊叫，双手犹如搬巨石一般用力。结果，台下的日本学生全跟他狂喊狂叫。
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上场了，唱起了滑稽的爱情歌曲，一会儿摸摸脸拍拍头，一会儿又跳起舞蹈。底下的营员们马上模仿起来，而且模仿的十分认真，使气氛热烈又轻松。
应日方的邀请，北京月坛中学的日语教师赵笑燕在夏令营里教了一个拍手游戏，即俩人对拍双手五轮，每一轮都有所变化。我曾担心，由于语言的障碍，750人聚在一起怎么学得会呢？赵老师让中国师生一对一出场示范。我试了一下，连自己都糊涂了，无法与女儿对拍。不料，东京来的11岁小姑娘新谷香织在一旁看会了，一双灵巧的小手拍得又快又准。于是，我请她代我出场表演，她露出一对小虎牙，用中国话连说两声："谢谢！"马上出场与我女儿对拍去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的日本营员都学会了拍手游戏，全场一片劈哩啪啦的拍手声。
晚会结束时，一位女大学生唱起了LABO告别曲，优美而缠绵的歌声催人泪下。我的心里酸酸的，眼睛湿湿的，思绪在飞翔。忽然，我发现身边的几百人一下子不见了！原来，日本营员在告别曲中一队队悄然离开了，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一种强烈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日本人的团队精神靠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这来自于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
夏令营的一日三餐之前，每个人都在忙着，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有的支桌子，有的去打饭，有的分饭分菜，有的分筷子等等，几乎没一人坐享其成。
等饭菜摆放妥当之后，没有人独自先吃，而是与大家一起，跟随班长唱一支快乐的歌儿，又喊几句话才开始吃。女儿告诉我那几句话的大意是：感谢这些美好的食物，我要愉快地吃饭了！对于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我曾不以为然。但是，亲身体验几天之后，却感到妙不可言。这种方法对小孩子的心理调节与良好习惯的养成益处多多，使其与集体与他人产生亲近感，同时可以增强食欲。
也许与上述做法有关，餐后的孩子们劳动更为积极。来自千叶的小姑娘八木贵子，年仅7岁，是A2班最小的营员，却与我抬了四、五次桌子。她是那么兴奋，每抬一张桌子，冲我甜甜地笑一笑。
当然，年龄大的营员一直起着表率作用。年龄最大的可称奶奶的奥村三重子，总是双膝跪在地上擦地板。两位小营员的妈妈，也常常跪在地上洗杯子。她们默默地忙碌着，与在自己家里一样。
18岁的女高中生铃木希望来自静冈，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好几个小男孩总爱围着她，争着骑到她的脖子上。铃木小姐不但不生气，还与小男孩逗来逗去，嘻嘻哈哈。我夸她适合当老师，她笑笑回答："我当不了老师，但我喜欢孩子。所以，我花5万日元来参加夏令营。"
参加篝火晚会归来，芝田广幸用哽咽又沙哑的声音宣布："咱们A2班也召开告别会吧。今晚我们流泪，明天让我们笑着分手。"
大家立即围成了一个圆圈坐在地上。这时，小川步熄灭了所有的电灯，打开手电冲空中照着，又罩了一个茶杯在上面。我惊叹年轻班长的微妙感觉，因为这样处理恰到好处。果然，在幽幽的光线下，大小营员尽情诉说了许多心里话，表达了对这个家的深深眷恋。
开完告别会，铃木希望早已泪流满面。她招呼营员们站成一个圈儿，并请每人伸出手来，然后掏出彩笔，将大家的手用一条彩线连在了一起。她激动地说："这条彩线可以轻轻洗去，但友谊之线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专栏一：美好的回忆
时间使我们长大成人，面对明天，面对今后长长的路，我们的人生虽然还显得浅薄，但却需要用自己至今学到的知识、积攒的经验去敲开社会的大门，去面对社会的磨练。听说，在日本求职的时候，几乎每个公司都会问应聘的考生，你的自我介绍是什么？我想，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提起和LABO国际交流中心的民宿活动。因为通过民宿活动，我从中学时就结识了异国的同龄人，至今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并从中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得到了很多珍贵的体验。这些体验使我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从而使我有信心去面对今后更为国际化的社会。
回忆十几年前，第一次参加民宿接待活动是在我中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也是我同异国朋友面对面交往的开端。她是日本LABO国际交流中心的成员，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南家菜子。我父亲是一个好客的人，家里也经常有络绎不绝的客人。但是，这一次面对异国的客人，他也是第一次。想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不得不使我有些担心。于是，细心地观察和积极地同她交流便是我们那几天民宿生活的最大课题。
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见面了。开始的时候，彼此有一些认生，但这种心情很快就融化在我们的交流中。当我把她带回家，用事先在课本上背下来的句子向她介绍"这是厨房"、"那是客厅"、"这是你的床"时，她笑着用日语跟我说"明白了"。那一瞬间，我第一次体会到语言相通的美妙，同时也感到了平时所学到的东西在现实中得到应用的惊喜。也许，从那时起，日语对于我来说不再是那么陌生的东西，同时也增加了自己学好这门语言的信心。由于我当时日语水平有限，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得不用手势、用笔谈，用各种方式去让彼此理解相互的意思。但也许正是这样，我们更能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几天的民宿生活结束后，最后分手的时候，她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感激的话，而且是用中文写的。短短的几行，但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心情。想必那对于我父亲来说也是最好的回报吧！
两年后，我同我的家人又以同样的心情迎来了LABO的第二位客人。她就是今天在座的小曾根惠子。也许是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更能从一些细小的地方去关心和体贴对方。三天左右的民宿生活中，我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就像姐妹一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长大了，从高中迈进了大学。有一天，我接到了惠子的来信，里面还有一张简报。上面写道："我已经上了大学，现在在中文系学习，希望什么时候能够用中文和你聊天。"
随信寄上的简报好像是一份关于她所在学部的采访纪实，有一段话是她同记者的谈话。针对"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的提问，她的回答是："我高中的时候，曾经随着LABO交流中心的访华团去过一次中国，并在北京参加了月坛中学的民宿活动。他们的热情接待使我非常感动，可是我却没法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表示我的感谢，为了今后能用汉语和他们交流，我选择了中文系。"
当我看到这一段文字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不，确切地说是心里有一些小小的震撼。我从没有想到过，那短短几天的民宿生活会给她那么多的感动，甚至会影响到她的大学专业选择。从小到大，总是听大人说"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总是容易把眼光盯在别人身上，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但那段文字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并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行动也同时在给别人带来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段文字也成为鞭策我的话，它告诉我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不仅要真诚待人，还要尽量使自己的行动对别人负责任。
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和家里人谈起那段民宿生活，他们仍然记忆犹新。固然，通过几次民宿活动，使他们了解到了很多日本的风俗习惯，从中得到了很多新鲜的感受。但是，我发现比起那些两国的异同之处来说，相同之处反而给父母留下的印象更深。父亲至今提起来还总是说："你看，那些在咱们家住过的日本小孩儿和你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爱玩、好奇……"可见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孩子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长辈的尊敬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最为基本，最为原点的东西使家里人产生了亲近感。我父母从来没有学过日语，但通过接待活动，使他们脑海中对日本的印象立体了许多，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能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面纱，从人们最为朴实的、感情的一面去重新审视另一个国家，看待另一个民族。
当然，这种意识的转变是一点一点的，自然形成的。自然得可能连我们本人也很难觉察到。可是，我认为正是这种"自然"更显得可贵，更能代表一种观点上的进步。因特网和日益发达的信息产业革命将会把人们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化境地。我相信通过民宿接待活动，我们所看到的、得到的、吸收的，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上的变化定会在这种世界化的潮流中体现出它更为重要的一面。
――――--作者刘源，原北京月坛中学学生
专栏二：给教育一个机制保障
2000年9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全文发表了《千年警世钟》一文。这篇文章是孙云晓先生去日本民宿之后写出来的。孙云晓网站（www.sunyunxiao.net.cn）为此特别组织网友们进行了一次讨论。关于中日教育问题，网友们各抒己见。以下是聊天记录精选。
中国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机
孙云晓：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今晚，我们讨论《千年警世钟》所涉及的问题，这是《夏令营中的较量》的续篇。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香雪海：是什么原因让您几年后又一次写出了《夏令营中的较量》续篇呢？
孙云晓：首先是因为《夏令营中的较量》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的教育依然在束缚着青少年的成长。许多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上个月去日本登山探险感慨万千，所以写了《千年警世钟》。
中国人：您在《千年警世钟》这篇力作中想警示些什么？
孙云晓：中日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两国孩子谁强谁弱，而在于两国的教育机制不同，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不同。
中国人：您能说说两国的共识不同在哪里吗？
孙云晓：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吃苦探险，一旦发生意外，常常把组织者告上法庭，甚至高额索赔。日本的父母普遍支持孩子吃苦探险，出了问题自己负责，或者找保险解决，对把组织者告上法庭的行为不可理解，这就是两国国民共识的显著差异。
中国人：我很欣赏您的锐气，我看过您的许多报告文学。
孙云晓：《千年警世钟》也可以看做是一篇报告文学
Rawls：孙老师，你好！你主张用民族主义教育孩子么？
孙云晓：你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指什么？
Rawls对孙云晓说：过分强调民族危机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内容吧。
孙云晓：这好像是一个民族意识的问题。
Rawls：看了你的文章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感动，可是你认为一个人的力量够吗？
孙云晓：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够，但若干人都行动起来力量就很大。
Luodan 对孙云晓说：孙老师，我是luodan ，您还记得我吗？
孙云晓：欢迎罗丹，你是登黑姬山的勇士，对《千年警世钟》很有发言权。
Luodan：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爬一次黑姬山。
香雪海对孙云晓说：我也是！不过下次我想爬中国的山。
孙云晓：你是登山的女英雄，很让我敬佩，希望你登上中国的高山，并养成运动的习惯。
香雪海：谢谢！
Luodan：可惜我是您文章中说的那些打闹的学生中的一个。
孙云晓：打闹的学生不一定没出息，淘气的男孩是好的，淘气的女孩是巧的，这是冰心的话。
Rawls对孙云晓说：您认为当代中国在重视改革的同时是否忽视了很多本不该忽视的问题？
孙云晓：我认为中国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机，每个国家都应该重视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对全球的责任。
Rawls：你对中国教育的反思我是同意的，可你说中国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办？提出问题总是很容易，更重要的是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孙云晓：中国的教育危机是深重的，觉醒的人也很多，但谁也无可奈何，我写《千年警世钟》正是为了从机制上解决问题。
Rawls：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强调民族意识有利于经济交流么？
孙云晓：一个软弱无能的民族是搞不好经济交流的，只能是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机制比典型更重要
香雪海对孙云晓说：您觉得这次的夏令营中的较量算是对上一回的《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满意的答案吗？
孙云晓：不，这次发现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涉及到了机制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香雪海：但还是看到了希望不是吗？至少这一次我们并没有输给日本人。
Erer对孙云晓说：那您希望怎样改变这种机制问题呢？
孙云晓：我希望法律界和保险业都能承担起支持教育的责任，国际上大都是这么做的，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是我的建议之一。
Erer：我认为政府才是主要角色。中国的教育要靠什么"希望工程"是一个悲剧。
孙云晓：教育是政府行为，当然要靠政府，但"希望工程"毕竟也是一个贡献。
Erer：你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孙云晓：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但中国的教育正好倒过来了，这是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
Erer：我认为做人是一个人一生都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不是基础教育就能解决的。中国现在有太多的问题，而教育好像成为每一个问题的借口。其实，美国都承认中国的基础教育很不错的。
孙云晓：正因为是基础教育，所以需要打好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Rawls对孙云晓说：那么当代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做些什么来弥补呢？
孙云晓：上帝是公平的，你是弱者，自然会受到欺侮，谁让你不是强者呢？
Rawls：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强国，但法西斯主义不能不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
孙云晓：改革中国的教育，使青少年强悍起来，并不是准备做法西斯，而是成为世界的健康力量。
Rawls：您的愿望很好，我相信二战时德国也有许多象你怀有这种愿望的人，但战争还是爆发了，那又为什么呢？
孙云晓：追求强悍的动机是不同的，和二战时期德国的背景也完全不同。
Rawls：我认为教育孩子不能采取某种极端的思潮，这是很危险的。
孙云晓：我们的任务是把一切展示给他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而不是灌输某种思潮。
Erer 对孙云晓说：中国的父母也可怜，中国可只允许有一个孩子！万一有点事，是后悔莫及的。
孙云晓：独生子女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德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高于中国，日本也进入了少子女时代。
幽幽对孙云晓说：您认为日本的教育制度如果放在中国可行吗？？？
孙云晓：把日本的教育拿到中国也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拿到中国都是不行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外国的经验。
Erer对孙云晓说：你的"较量"能让人有紧迫感，这续集就缺乏点力度，你能不能换个角度报告一些中国青少年的光辉典型？虽然它可能不如写反面的东西影响大。例如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生存的现状就值得关注。
孙云晓：我觉得机制比典型更重要，这次在日本探险，七个中国学生表现良好，堪称光辉典型，但机制解决不了，依然难以放射出光辉。
我愿意做个呐喊者
幽幽对孙云晓说：您看过日本的动画片吗？
孙云晓：看过，机器猫很好看。
幽幽：日本的很多漫画，画的都很有哲理，也很有深度，但是现在的有些学校还有父母居然禁止这些书刊，说什么影响学习，您认为呢？其实我这里有几部日本的动画片，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中国却没有一家能买的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您想看我可以借您看看
孙云晓：很多父母不了解动画片对孩子有益处，所以禁止，但动画片确实有些糟粕，要防范，感谢你的好意，我能看到很多动画片。
Erer对孙云晓微微笑的说：我认为当代中国青少年最缺少的是责任感，青少年的德育工作很差，我很想知道孙老师你的高见。
孙云晓：完全同意，中国的德育工作是有许多误区，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
Erer：请问青少年德育工作要怎样才有效？国外有无好的经验？
孙云晓：德育工作要说实话，要符合人的心理特点，要从实际出发，给人以深刻的关怀。
中国人对孙云晓说：听说一些中国孩子在拉斯维加，因为不懂规矩而被人家赶出了宾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人竟然不懂规矩？
孙云晓：被赶出去非常正常，礼仪之邦是昨天，今天很多地方成了无礼之邦，这是中国的悲哀。
Rawls对孙云晓说：我认为孙老师的看法热情有余，理智不足，缺乏论证，随便拿一些未经证明过的命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这样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很严肃。
孙云晓：欢迎批评，我将一如既往的探索下去，做一个呐喊者，或许这是我对祖国的一点贡献。
中国人对rawls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是看着孙老师的书长大的，我觉得他的文章很有锐气。
中国人对孙云晓说：我很欣赏您的《千年警世钟》，但愿您以后能继续为中学生写作，那样他们就是有福气的。
孙云晓：谢谢，我将写下去，希望你们继续关注。
hit对孙云晓说：您觉得日本人的素质是怎样的？
孙云晓：日本人的整体素质比中国人高，他们独立性强，讲效率，讲环保。
幽幽对孙云晓说：怎么听着像有点贬低自己?中国人也不比他们差呀，中国差的就是教育制度！！！
孙云晓：不是贬低中国人，而是事实如此。
hit对孙云晓说：您觉得日本人为什么比中国在某方面强，比如工业，中国比日本大那么多！日本只是一个岛国！而且它的资源要比中国缺乏！
孙云晓：日本的明治维新奠定了一个现代国家基础，比中国早100多年，所以他们强就强在教育和科技上，值得中国人三思。
幽幽对孙云晓说：中国人三思有什么用呀？？大家都想了，可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您说呢？
孙云晓：不要悲观，这20年的变化不是很大吗？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都来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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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1 10:1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