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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曾经如此辉煌1
在北京，郭宝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芦秀珍在北京某绣花厂工作，是典型的北京人，她生性开朗泼辣，贤惠能干。也就是在郭宝臣编审职称的评聘被行政否决的那一年，女儿郭缨已26岁，早已参加了工作。
郭缨上的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她的性格像她的母亲，开朗活泼，干什么都不肯服输。中专毕业后，因为不甘满足于现状、为图谋更好的发展，她先后换了好几个单位，学过电脑，干过文秘。她最后选择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干的是推销。尽管她干得不错，薪水不菲，却还是不满足现状，她渴望继续深造，向领导提出要报名参加外语学习班，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不想这一要求得不到领导的认可。郭缨陷入了苦恼，一气之下，生性要强的她又辞掉了工作，在外面报了个英语培训班，专心学习起外语。
郭宝臣有两处房子，一处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是北京旧式的两居室，一大一小，没有厅，只有狭窄的过道，所以总面积不大，顶多只有四十来平方米。对于工龄很高、资历很深的郭宝臣来说，只居住这种面积的房子当然是委屈了他。按规定，出版社后来又在分配新一批职工住房时，为郭宝臣补了一间，格局也是两居室，但与别人合住，厨房、厕所与别人共用，地点位于朝阳区东二环路十条立交桥东北角的东中街。
有了这处房子，郭宝臣便将书房搬到了这里来，读书、写作、看稿、编稿、绘画和练习书法，这一切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与此同时，这里还成了与同事们聚会的好去处。闲暇时间，《当代》编辑部的许多同事总要汇聚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说笑打闹的，气氛十分融洽。同事们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得到了放松，思想与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交流。郭宝臣原本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潜移默化，稍稍地发生了变化，稍稍地活跃起来。他留恋这样的氛围，从中他充分享受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感受到了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切与融洽。
可自打编审职称评聘受挫，郭宝臣的性格一如点燃的火苗突遭暴雨，刚刚活跃起来就被无情浇灭了。不是自己资历、业绩不够，不是职称评审委员会未获通过，仅仅凭某位领导的个人成见而被否决——郭宝臣对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于是，他由愤怒而苦恼，由苦恼而陷入沉默，原本高涨的情绪一落千丈，原本已经开朗的性格又回归沉默。他郁郁寡欢，自我封闭。他不再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了，他再也没有心情与同事们一起说笑聊天、打牌下棋了。除了按规定必须上班，其余时间他都闭门不出，将自己禁闭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距离单位不远处的那套旧式居民楼里，默默地品尝自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和由此所带来的苦恼。
这段时间，女儿郭缨要抓紧学习外语。她见父亲心情压抑、足不出户，便提出自己要到朝阳区东中街的那处房子去住。女儿的理由很充分：其一，那里安静，有利于专心学习；其二，我已经长大了，该有自己独处的地方；其三，反正现在爸爸也不去那儿。这三条理由，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否决。毕竟，女儿已经26岁了，而且已经有了男朋友，她当然不愿意总挤在家里这狭窄的空间里。
于是，女儿的这个要求，做母亲的同意了。做父亲的由于终日苦恼，自顾不暇，也没有反对。
于是，郭缨离开家庭，一个人住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平时郭缨很少回家，至多是三天五天的往家里打个电话。一般情况下，她每周才回一趟家看看父母。
作为父亲，郭宝臣过去是很关心女儿的学习的。特别是她小时候，他教她写作文、辅导她学绘画，即使是她长大之后，他也时常与她聊天，过问她的工作与学习。女儿辞职学外语，也是事先征求了父亲人意见、并得到父亲支持的。但现在，因为职称问题受挫，郭宝臣自顾不暇，苦恼不已。 此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疏于对女儿的管理、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了。
问题偏偏就出在对女儿的疏于管理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郭宝臣对女儿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因为女儿长大了，潜意识中他对女儿也比较放心。何况女儿总是三头两天的打电话回家，询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现在这段时间，记不清是多少天了，却总不见女儿来电话，更不见她的人影。老伴芦秀珍觉得狐疑，她有些坐不住了，不断往女儿的住处打电话，电话却总没有人接；不断打女儿的呼机，也总是得不到回应。
一种不祥之兆倏忽间涌上心头，老俩口开始不安起来。
事实上，悲剧早已发生。时间是1997年3月25日。
自打郭缨辞职之后，她的心情也一直不舒畅。因为她本来是希望能在职学习的，现在辞职，她是被迫无奈、万不得已。毕竟自己已经长大了，辞了工作，自然没有工资收入。郭缨原本就有轻度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种病不应该喝酒。但那一天，心情不舒畅的郭缨偏偏独自一人喝了点酒。然后，她独自一人进安装有煤气热水器的公用厕所洗澡（那时候合住的邻居也不在屋里）。迷迷糊糊的她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迷迷糊糊的她于是在热气、雾气和一氧化碳交织升腾的世界中，渐渐地丧失了知觉……
阳春三月，金黄的迎春花、洁白的玉兰花已经争先恐后地在北京的街头上稍稍绽放。可悲的是，北京女孩郭缨——这朵正芬芳四溢、灿然开放的生命之花，却在1997年这个春天到来的时节，永远地凋谢了！
悲剧发生之后，首先是同住一楼的居民发现的。最初是有人上下楼经过郭缨住的那套楼房时，透过虚掩的房门，发现衣冠不整的郭缨趴在房间的过道上艰难地蠕动。但由于是衣不遮体的女孩子，路过的人又不明实情，不便上前看个究竟。后来时间久了，郭缨却仍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才知道应该探个究竟。可惜一切都已晚了，当人们从发现到报警，进而将郭缨送进医院抢救时，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济于事，郭缨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最初的时候，人们不敢将事情告诉郭宝臣夫妇，怕他们经受不了这种致命的打击。待到不得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时，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三口之家一如天塌地陷天旋地转，老俩口精神和身体全线崩溃、瘫痪，一下子都不省人事。芦秀珍的亲戚、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的那些好心的领导、同事，将老俩口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精神受到高度刺激之后，压抑和痛苦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一种半昏迷状态。
没有经历过的人，当然是很难想像出人在遭受这种悲剧发生的惨痛打击之后精神上的那种惨状的。
汪兆骞是文学界知名的资深编辑、《当代》杂志原副主编，当时是他与《当代》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一同将郭宝臣夫妇送到医院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比郭宝臣年长两岁、一直与郭宝臣在《当代》杂志共事的汪先生如今仍心有余悸。
汪兆骞说：“那情景确实太惨了，他（指郭宝臣）迷迷瞪瞪的，一下子变得谁都不认识了。而且不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一句都不回应。虽然不回应，可我心想他不至于听不到我说话吧？于是我安慰他，跟他说你现在要紧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搞垮了又会造成新的悲剧，毕竟事情已经改变不了……”这么说着，就听郭宝臣突然间“哇哇”地哭出声来，哭声异常凄凉，几乎是声嘶力竭。这么把年纪这么个哭法，汪兆骞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有些受不了。以致后来的日子里，汪兆骞都不敢去医院看他了，他承受不了那种凄凉的哭声。
哀莫大于临近晚年时丧女或丧子。
郭缨的死对郭宝臣夫妇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其精神上的惨状难以言状。那些日子，他们俩一直住院，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天。后来虽勉强出院，但精神的支柱全垮了。
那年，郭宝臣55岁，远未到退休年龄。可他痛不欲生，精神恍惚，已经无法上班。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他提前退休。原本还有5年的工作时间，原本还有5年的创造与奉献，就这样随着悲剧的发生而宣告毁灭。
那年，妻子芦秀珍也55岁，刚好退休。原本她开朗的性格、硬朗的身体，使她打算再找份工作做。但突如其来的打击，却无情地将她美好的一切彻底粉碎。她一病不起，身体出现半身不遂，而且终日以泪洗面，时至今日，日夜唠叨着要见女儿郭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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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7 09:3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