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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龙”的年轻父母们必看文章（六）
助长不拔苗 作者: [美]高燕定
帮孩子“助长”是应该的，只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理当让他在主动的环境下自主地学习，而不是在无法自我掌握的过大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美国小学数学的教学进度十分缓慢，打从女儿可以独立阅读开始，我就陆续买了一些数学参考书给她，到了三年级，已做了几本几百页共计几千道数学题。那些练习题，她已练到不费劲就能解出来。对此，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感觉。中国孩子，数学不好还算个啥？搞题海战术是祖传，从小重复性地训练，什么题型都做过了，能不熟练吗？没啥了不起。
我准备给她更大的挑战，打算在三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送她“上大学”。那年，她不到9岁。
我有位朋友，当时在数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的一位美国同学，那个夏天执教一门“大学代数”，我们讲好让女儿在他班上听课，所有进度都和大学生一样，一起上课，一样按教学进度交作业、参加考试。
我与女儿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谈论学校里发生的种种小事，但是，学习上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某一道题怎么解等，一般是不讨论的。我总是让她自己找答案，通过仔细研究书上的例题，再进一步独立思考，就能够举一反三，大大提高她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送她到教室，确实引起了一片轰动，我也很有面子。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
矮小细瘦的东方女孩，背个大书包，来到一个挤满比她高两个头的美国大学生的教室里。中国人数学好，这在美国是人尽皆知的，但是，教室里来了这么小的一个“天才”，想必还是让很多人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天，女儿在教室里接受了许多奇异、钦佩的眼光，她一定很得意，我当然也是啦。
后来，看到她写的这一笔记，让我读来至今仍感不安。
爸爸为了使我强过其他孩子，总是让我超前学习。在上小学的时候，要我一本一本地做中学的数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古典小说。这是他让我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
东部长途旅行回来之后，他设计精明的想法浮出了水面。他和数学系的朋友李先生商量，让我到A&M大学去上数学课。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学点数学。
我要上的是大学代数，作为一个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代数对我是个新课题。第一天上课，我心情不安地来到前一天爸爸预先带我来看过的那座楼。当我上楼的时候，很多人向我行注目礼。我挺不自在地走进教室，拘谨地坐在一张课桌前。虽然我努力装作十分自信的样子，但实际上很害怕。真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坐到这个全是大学生的教室里，这些大学生至少都比我大10岁。他们对我轻蔑的注视让我害怕。最后，终于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对我微笑。
没过多久，老师来了，他认出了我，并且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我都不敢对他报以微笑。
一开始上课，他就让我们跳过书的头几页。除了我以外，其他人跟上他的进度看起来没有问题，然而，我却大有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老师对全班都是二三年级小学生的慢速清晰的讲解。我真不敢相信老师讲得那么快，就像复习一样。而且这个班很大，不像我所习惯的小学的小班。这种种状况进一步困扰着我，让我更加难以集中精力于课堂上的内容。
上完第一节课，我走出教室，几位大学生陪着我一起走，两女一男忍不住和我讲起话来。他们出于好奇心，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几岁啦，为什么要来这儿上课啦，等等。我腼腆地一一回答，然后赶快溜走。
我们上课的楼和我爸爸上班的办公楼只隔几个路口，我紧走着朝他的办公楼而去，冲进他的办公室。看出来我有点害怕，他只不过笑笑，并不了解我刚才的苦境。他不顾我要打退堂鼓的想法，要我继续跟班学下去。
拉着我的手，他把我带到了大学的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他的办公楼后面。进到图书馆四楼，他为我挑了一张小书桌，安排我在那儿看书做作业，接着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我眼前的这本大厚书上，但是，精神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环顾四周，五六个大学生埋头看书写作，我的眼前，一座座书架像高墙一样耸立在我的头顶四周。
感觉呆的非常不是地方，精神上也有压抑感，我真想回家，但没人带我回去。我想，学习也许会让我的思绪从恐慌中摆脱出来，我开始专心学习。只过了20分钟，我就觉得需要上洗手间。我从座位上起来，开始在图书馆四楼徘徊，既羞怯又不好意思问别人，我决定自己找。最终，在电梯和楼梯旁边找到了洗手间，我在里面碰到一个年轻妇女，她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没理她，径直走进一个马桶间。为了避免她注视的目光，我决定待在马桶间里，直到她离去才出来。然而，她呆了很长时间，又是梳头，又是化妆，接着，又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好一会儿。终于，总算看她走出了洗手间，我才叹口气，钻了出来，回到桌前，继续学习。
我盯着书，把这一课重看了一遍，就开始做题了。每隔两三分钟，我就看看时间，每分钟就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似的。终于，到爸爸该来接我的时候了。
我坐在椅子上，把书小心地装进书包，再拉上拉链，开始等他。过了约定的时间10分钟，爸爸慢慢步入我模糊的视野。他快步走过来，擦掉我的眼泪，问我为什么哭。
“你……你说你12点来的，你晚了10分钟！”我一边说，一边抽噎。
爸爸止住笑，认真地对我说：“我办公室有点事，啊？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带着回家的期望，我抹去眼泪。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快就忘掉了今天这个创伤性的经历，我迈大步子，快步跟上了爸爸的大踏步。
午饭过后，我呆在家里继续学习，还要做爸爸给我布置的其他作业。这个不寻常的日程持续到了第二个星期。尽管每天都去上课，我还是不习惯那个教室和其他学生异样的目光。每天早上，我总想找个借口不去上课，但是我总是被拖起来去那个教室。
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说课程本身并不难，那些内容大部分我都能明白，因为我已经开始学基本的代数了，而且也学得不错。然而，第二星期以后，课程更深了。这是大学的课，课程进度非常快，再加上这又是暑期班，上课的进度要比正常学期还要快得多。虽然暑期时间短，但是也要学完同样课程的量。因此，慢慢地，我落伍了。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弄懂前一天学的内容，第二天学起来就更难了。这样，好像多米诺效应一样，我一天一天地落了下来。终于，有一次，在每天例行的课堂小测验上，我考了个不及格。这回，我不得不叫爸爸来辅导。到了月底，我们得到晚上一两点才能睡觉。
有一天，我起来觉得胃很不舒服，没法去上课了。一整天胃不停地痛，爸爸带我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了我的症状。检查之后，医生问了我的起居活动等问题。最后，她做出了轻度胃溃疡的初步诊断。
“为什么会得这个毛病呢？”爸爸焦急地问。
“心情焦虑、睡眠不足都可能引起胃溃疡，通常只有成年人或大孩子才会得这病。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在这个年纪是太忙了，她应该获得足够的休息。我希望你能让她长大以后再上大学的课程，目前得先让她做个小孩子。”
爸爸当时窘得赶紧一口答应，把我带出医院。他对我的健康很担心，一直大声唠叨着，说我的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不得不几百次地安慰他，只要吃药，我一定会很快好的。
我的病并没有很大的麻烦，不过，它也确实让爸爸停掉了我在大学的学习，他相信我需要更多的休息。其实，就我来说，当时我还是为我不能继续参加学习而感到十分沮丧。
在那两星期愉快的日子里，我被允许出去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这比什么药都有效，很快，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而，在我爸爸看来，两星期的休息似乎是足够了。我又被他拉回家。这一回，他给我布置另一个任务，在我初看来，这甚至是比上一个更难的任务。然而，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不是去大学上课啊。
每次读女儿的这一段文字，总有隐隐的歉意，挥之不去。但是，我没有后悔。
作为一个来到美国的中国孩子，既非天才，又不能指望撞上什么好运，要出人头地，还能靠什么？这是很无奈的！
有人以为，美国是天堂，什么都很容易得到。依我看，只有对“天才”和幸运儿来说，这种看法有时可能是对的。我在女儿教育中的这个曲折经历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失败。这个经验得出的结论不是不应该超前学习，也不是不应该给孩子“助长”，而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应该在主动和能够自主掌握进度的环境下学习，而不是在无法左右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怎么当“两面派” 作者: [美]高燕定
即使年幼的孩子，也能分辨出大人言辞的真伪。同样的，孩子也非常了解大人的思想行为和内心世界。父母的言行时刻影响着孩子，父母的“两面派”做法更是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
我在A&M大学中文学校当过两年多校长。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长，都一口一个高校长的叫我。有的家长把孩子拉到我面前说，这位高校长的女儿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云云。
有一天，一位刚从外州搬来的家长，带着四五岁的男孩来见我，母亲和我说话时，孩子不断打岔，手脚忙个不停，末了，莫名其妙地冲到我面前，对着我的小腿踢了两脚。孩子的母亲见了，一边道歉，一边笑着连连对我说：“我这孩子啊，真是拿他没办法，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男孩子就是这样，我实在管不了，没办法。”母亲的脸上充满慈爱，笑得挺自然，甚至还为孩子的恶作剧颇感得意。
母亲总是当着孩子的面说“没办法”，其他人当然更没办法。这个孩子后来没少给他父母惹麻烦。其实，这都是家长一手造成的。孩子有了“管不了”的问题，肯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家长在孩子面前一再地声称“管不了”，无异于助长不良行为，让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做了什么，父母都不会管，都“管不了”。实际上，这个孩子的家长平时也是唠唠叨叨地“管”孩子，但是，孩子最听得进去的，还是妈妈的那句“没办法”和“管不了”。我看，家长即使觉得“管不了”孩子，也千万不要那么“坦诚相见”，宁可当个“两面派”，做出管到底的姿态，好好研究一下，到底该怎么办，才“管得了”。
我当校长时有过刻骨铭心的尴尬。中文学校借用大学一座大楼里的房间作教室，大学校长办公室也在这座楼里。孩子们课间在楼道上追逐、打闹，上下开电梯玩，把这楼当迪斯尼乐园。为此，我几次接到校方的警告信，要终止出借教室。我一面表示立即改正，要求家长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哪知不少家长对我说，他们对孩子不是没有管，而是“管不了”，“实在是没法管”。
一天，一个家长当着孩子的面对我说：“你看，我这孩子是个笨蛋，大笨蛋。”我知道，家长所说多少有点玩笑的成分，但是依然令人惊骇。孩子是不是笨蛋，姑且慢说，如果孩子真的不幸成了笨蛋，我看多半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大可不必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他们，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有一次，我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配发照片的文章，报道一位获奖的优秀女孩，忍不住向女儿推荐。过不多久，女儿去参加一个荣誉学生夏令营，回来后对我说，真巧，她和那位女孩是夏令营的同学。女儿认出她来，对她说，我爸爸非常欣赏你。哪知，这位女孩满腔怨言地说，那都是她妈妈的“Bullshit”（ 胡说 ）。她说，记者采访时，她妈妈一再“抢答”，加入很多夸张不实之词，她在旁边不好意思插嘴，也不想让妈妈下不了台。报纸对她的极尽赞美，基本来自母亲的“自我介绍”。实际上，母亲平时总是唠唠叨叨的，对她很不满意，给她很大的压力。妈妈的“两面派”表现，换来女儿一连串的totally bullshit（ 一派胡言 ）的评价，实在可悲。
我曾听说某孩子作文得了什么奖，还有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可是，和孩子一见面，发现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思想，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作品，在发表或参赛之前，都已经得到了父母老师的“指导”，作品根本不代表孩子的思想和水平。
有的家长一手包办，帮孩子搞课题，拿出成果去领奖。也有的孩子写篇小文章，家长老师一起上阵，改得如花似锦之后，再找路子发表。接着，家长和学校又到处张扬，把成绩都归功于孩子。这种方法对孩子的成长实在无益，既有损父母老师在孩子心中的诚信和人格形象，对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自我思考能力和提高学业水平也无益。可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似乎还成为“正常化”。
高倩的《西方到东方》一书出版后，有的家长问我，你有没有帮着写？其中多少是你写的？20%？30%？可见，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一些人心里很是普遍。
《今日美国报》曾经报道说，不少儿童教育专家主张以“棒极了！”“了不起！”等夸张的赞美来教育孩子，以提高他们的自尊。实际上，即使年幼的孩子，也能分辨出大人言辞的真伪。
过分夸张的赞扬对孩子的培养是有害的，家长“贪得无厌”的过高要求，也会造成不良后果。家长对孩子的成就和表现应以客观的赞扬、准确的批评相结合。我在孩子的童年教育阶段，对她的赞美和批评既不含蓄，也不“两面派”，完全是以我设定的高标准，毫不含糊地表达我的看法。对孩子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给予无保留的赞美；有不足或者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绝对是拉下脸，不绕弯子地狠批。
有位学生告诉我，很多父母都以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孩子了解父母要超过父母了解孩子。正如上面说到的，即使年幼的孩子，也能分辨出大人言辞的真伪。同样的，孩子也非常了解大人的思想行为和内心世界。父母的言行时刻影响着孩子，父母的“两面派”做法更是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时不得不当“两面派”，有时不能当“两面派”，怎么当，如何掌握，真得靠家长的智慧和个人修养。家长们一定要认识到，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都将产生相应的后果。
全家克制爱好 作者: [美]高燕定
初到美国，我常与电视为伴，对女儿的学习难免造成影响。为了实现她的人生规划，不使计划的系统性遭到干扰，我只有克制爱好，忍痛割爱，“戒”掉了天天看电视的习惯，此后10年间基本不看电视。要成功就要合理使用时间，舍弃爱好。为了孩子，全家都要克制爱好。
1986年我来美国以前，很少有机会看到美国的影视节目，记得像《教父》这样的著名大片还是在外语学习班里，作为内部教学片看的。来美国后，看电视自然成了我的一大享受。
我们都相信，要想了解美国，要提高英语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看电视。刚来美国时，我每晚与电视相伴，当时正热播安吉拉•南斯伯利主演的系列侦探片《书写谋杀》，这个系列片极为罕见地制作了200集，从1984年开始，不间断地播出了近15年。我在来美最初的那一两年间成了这个系列片的俘虏，几乎一集不漏地看下来。
那时我们住的是单卧室带客厅的公寓，电视机和录像机放在客厅里，女儿的书桌放在卧室内，客厅和卧室间只有一道门。只要客厅的电视机一打开，女儿就从卧室里钻了出来。这个片子我是鼓励她看的，因为我认为看侦探片有助思维，能开发智力。那时她虽然只有七八岁，逐渐地已经能够和我讨论分析剧中的案情。和小女一起看电视，还能展开讨论，个中的乐趣真是无以言表。她小时候，我鼓励她长大学法律、当律师，看侦探片对于培养逻辑分析及推理能力很有帮助，就如立志长大当科学家、工程师的，多看科教片、科学家传记一样。
不过，我对电视节目的兴趣不仅在于此，我是什么节目都看，而她显然也是爱好广泛。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只要电视机一打开，卧室的门就像是被遥控似的，跟着自动打开。接着，她从门缝里悄悄钻出来，“没商量”地看起来。虽然看电视并没有很大害处，不过，我对她的人生可是有规划的，对她的时间可是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安排的呀。所以我总是劝她回到卧室里，回到她的书桌边去。我说：“进去吧，进去做你的事儿去吧。”她总是说：“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吧。”催急了，她会退到门边，手掩着门，眼珠子盯着电视机，眼皮都不眨，口里还是说着“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啦!”
真是没办法。我知道，只要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女儿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做她的“事儿”。我已经为她规划了让她做不完的事儿。为了让她集中精神，我只能忍痛割爱，舍弃看电视的爱好。
要成事，必须要下决心，有坚忍的自制力！
我毅然决定，除了对她确实有意义的节目，我们大家一起看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家里的电视都不开。实际上，后来可能是一两个星期才开一次。我也逐渐把兴趣转到读报纸和杂志上来。
这样的规矩一直持续了两三年，直到我母亲从中国来看望我们时才打破。我们相聚在美国，一家子过得很温馨，我也把给女儿安排的所有“事儿”都暂停了。
高倩对奶奶的感情非常深，虽然5岁来到美国，5年过去，她对奶奶的依恋不变。我想，这除了她继承了我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温情以外，和她读过很多高雅的经典名著有关。我相信名著对人的情操和人品的熏陶作用。
奶奶来到美国，白天一人闷在家里，到了晚上，一家子边吃饭边聊天。女儿是核心人物，聊起来没个完，一顿饭常常吃上两个钟头。
吃完了饭，再接着聊，她还喜欢拿奶奶开心，把奶奶当小孩子逗着玩。到了晚上八九点，往录像机里装入一盘连续剧，全家乐融融地围着电视机看起来。高倩从小精神就特别足，晚上故意和奶奶挤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一看就是好几集，过半夜才睡觉。
没过多久，我母亲开始不安起来，她总是对我们说，她来了以后把我们的生活全搅乱了，特别是影响了高倩，让她没法安心学习。我母亲望孙女成凤之心比我更切。她不安和内疚的心情与日俱增，每天都唠叨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中国 ），我在这儿对倩倩影响太大了，我在这儿，她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她也知道，孙女有很多“事儿”要做。
我母亲因为担心对高倩的学习造成影响，加之挂念还留在国内的我的父亲，在美国只住了一个多月就执意要走。她一再说：“只有我回去了，倩倩才能静下心来，过正常的生活，好好做她该做的 ‘事儿’。”
我母亲是个思维清晰、深明大义的人，很多对孩子教育非常挂心的父母都没能像她那样，保持理智的头脑，明白为了子孙自己该作什么样的牺牲。
奶奶走后，我们的电视机就再没有开起来过，我在此后的多年里一个月都难得开一次电视机。女儿也看出了我的决心，好好地回到她的书桌上做她的“事儿”去了。女儿来美后的最初几年里，她所做的那些“事儿”对她以后成长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在一位朋友的家里，我曾经受他的诚恳要求，介绍我的家教经验。那位朋友对孩子不专心学习十分无奈。但是，这位朋友自己每天都离不开电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之后接着上网，即使是“虚心”向我求教的时候，他家的电视机仍然还开着，眼睛不时瞄到屏幕上。我对他的唯一忠告是，只有当他自己有毅力把痴迷电视的习惯戒掉的时候，才有资格对孩子的学习习惯进行评说。他终于没能做到这一点，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对他孩子遗憾的结局，他总有一大套解释：人是不同的个体，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
很多人以为在美国只有多看电视，才能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这种认识很偏颇。十几年前从报上读到，美国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自述，她就是在不开电视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最后上了哈佛，成了白宫学者，30多岁就当上了交通部副部长，至今已连任两届劳工部长。了解文化和社会知识有很多方式和方法，电视上了解到的有时还是有限的，是经过过滤的信息。
成天在网上浏览的父母，别指望用大道理让孩子远离电脑、不痴迷网络和电脑游戏；常常呆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和坐在牌桌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无所事事、没有生活目标是很自然的。家长的榜样是重要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应该检点自己，要有顽强的自制力，对自己的爱好应有所选择，而且全家老少都要一以贯之。
该牺牲就牺牲 作者: [美]高燕定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大人不引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漫无目标、放任自流？大人难道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部分地“牺牲”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耽误了宝贵的童年，浪费了童年的时光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作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上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牺牲。
有人认为，孩子应该好好享受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快乐时光，而不是整天关在家里学习。女儿小时候，因为常被我关在家里而成为人们的笑料。
女儿当时写的一篇日记，记录了那一段从“野孩子”到被关在家里的“郁闷”。
我的朋友们经常跑上门来，叫我出去陪她们玩，爸爸却因为她们的干扰而总是不那么高兴。不过，因为我是爸爸的小宝贝女儿，我总是能说服他，让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那时候，琳娜、金子和我都不过六七岁，我们三个人都有顽皮好强的特质，经常玩一些小孩子的把戏，比如说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跑掉，或者躲在一个地方吓一吓过路的人。
我们那一伙有三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在一块儿玩得很融洽。每天放学后、周末午饭后总能看到我们在公寓楼路口的大草地上打球，这成了我们定点定时的活动。
我念三年级的时候，约翰从中国来了，我常笑他文静得像女孩，相反的，我自己却像个恐怖的女孩，经常折腾出一些麻烦事来。那时，我的很多朋友都有自行车，我也想有一部。然而，我的父母是很节俭的，（ 我的孩子：那是为了节省吗？ ）他们认为我并不需要自行车。为了买车的事我发了很多脾气，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一个是，约翰刚来美国就有了，而我至今还没有。我又是乞求，又是争辩。后来，我又提出，要买一部旧的，他们还是摇头说“不”。
有一天，约翰对我说，他妈妈已经帮他买了一部崭新的自行车，他可以把旧车给我用。我为得到一部可以骑着到处跑的自行车而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一帮人组成了一个车队，从此整个住宅区的人们都能看到我们吵吵闹闹，疯狂地骑着车，绕着住宅区冲来撞去，就像一群野孩子。
没几个月，爸爸对我更严了，我一星期只能到外面玩一次。我的心简直都碎了。不仅如此，爸爸还给我布置数学作业。接着，又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新计划，让我实在厌烦。
我不甘于这种现状，总是想办法出去。但是，爸爸一直在监视我，他是我的狱卒。我无事可干，只能忧郁地呆在家里按他的指示办事。由于对没完没了的作业反感，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娱乐，做我真心喜欢的事：读书。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鼓励我看书。当我还在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订了一个阅读计划，我总是让爸爸看我读的那些书，他也总是想办法鼓励我，一再问我书里的详细情节，如果发现我读得很懂了，他总要露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因此，我常常在家里苦苦地等着他，然后读书给他听。
他这种鼓励方式大大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使我远远超出老师的要求，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借书。很快的，我看完了图书馆里每一本书。没多久，我阅读的水平在班上已经是无人能比了。那时，我也许是少有的七八岁就开始阅读《傲慢与偏见》、《简爱》等名著的小孩。对阅读的挚爱使我忘掉了不让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的苦恼。我开始以一种无法想象的一天一本书的快节奏看起来。
朋友们常常来敲我的门，我总是对他们摇头说不。我知道，用不着问，因为不问也知道爸爸会说什么。过不了多久，谁都知道我是个不让离家的孩子。朋友们慢慢地也不再来了。
有一天，我终于憋不住了，要求爸爸妈妈让我出去，我甚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妈妈似乎对我尴尬的处境感到挺歉疚，她说服爸爸让我出去走走。
那天天气真好，有的家长也跑出来和孩子们一起玩。索亚的妈妈向我走过来，接着就开起我的玩笑。我知道她是个女强人，有时还很烦人，我有点怕和她讲话。不过，这会儿，躲也躲不开了。
“咦，高倩，你爸爸总算把你从监牢里放出来啦？”她笑着逗我。
我觉得很不自在，装作不在意地回答她： “监牢？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整天被关在家里啊！”她说。
“喔，没有啊”，我说，“我不是被关在家里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做，为了以后的成功，我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她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反驳我，就走了。虽然我不喜欢每天留在家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我要让别人认为是我自己愿意呆在家里，而不是被迫关在家里，所以我就脱口而出，说了一通爸爸一再给我说的那些大道理。
在那一段时间里，爸爸妈妈由于把我紧紧地关在家里而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每家人都笑我父母，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有他们快乐的童年，而不应该整天被关在家里学习。我父母也知道别人笑他们，但他们却从来不反驳什么。 爸爸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吧。”
没过几个月，我发现情况真的有了变化。现在只能看到极少的孩子在户外。学着我爸爸的样子，一家家都收紧了他们的绳索，孩子们被带回去严管了起来。
笑看着这个变化，爸爸又一次对我说，他的做法总是对的。
令我感动并且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被“牺牲”了童年快乐的时候，还能理解那些“大道理”，还知道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
许多人虽然身在美国，对美国的教育还是了解得很皮毛。他们认为，美国学校学业轻松，华人孩子很容易脱颖而出。这种看法至今还在麻痹着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华人，使他们自我陶醉，对孩子没有很高的要求，不好好“管”孩子，最终形成大人孩子都感到遗憾的结局。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顾，任其自由发展，享受快乐童年，孩子也发展得很好。也许很多美国家庭确实是这样的，但并不全都这样。其实，就我所知，美国父母，特别是很多中产阶级上层以上家庭的父母，对孩子也有很严厉的。
美国学校每年都有开放日，那一天，家长可以到学校，挨个与任课老师谈话，了解情况。我注意到，女儿好友贝迪的爸爸每到这一天，都带着纸和笔，一个个教室地转。他可能并不和每位老师谈话，但是，他要到教室门口，认真地看墙上贴着的，按学生社会安全号为代号的成绩表，不但把他女儿的成绩抄下来，还抄下每个班上的最高成绩。贝迪说，他爸爸就是根据抄下来的成绩，和她“算账”的。她爸爸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博士，对女儿有很高的要求。
女儿考上哈佛以后，我太太的一个美国同事心理很不平衡。当时她已预感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不妙，非常焦虑。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她见到我太太总是很冷淡，但是，还是旁敲侧击地向她了解我们的一些“秘密”。不久，她下狠心卖掉住了多年的房子，从邻城布赖恩搬到我们住的大学城，租了个公寓，让孩子上了我女儿读的那所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是按住址划分学区的，如同国内的划片招生。她为了孩子教育，下决心搬到比较好的学区，算个有心的美国“孟母”。后来，又听说他们家“发了疯”，把3台电视机全卖了！只留下1台收音机听新闻。全家铁了心，不看电视，奋力一搏。
美国人也这样？好像不可思议。下这么大的狠心，就是为了让孩子考上好大学！3年后，有一天下班，她站在公司门口等着我太太，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拥抱，很诚恳地道歉说：“过去很对不起。我要离开这里了，准备搬去加州住。我女儿高中这几年成绩很好，SAT考了1 500分，她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我确确实实要想对你说的是，谢谢你，是你们一家让我们学到了重要的东西。”
太太回来说这事，我一时感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这个孩子后来如愿以偿地上了斯坦福，这件事也成了他们公司一直流传的、人人喝彩的经典故事。多亏她妈妈醒悟得早，决心下得也够大，和有些事后懊悔万分的家长比起来，他们是幸运的。
家长的抉择常常决定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在人生的重要关头，父母的决策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一位以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他的3个孩子和我女儿年龄相若，从小在一起长大。久别重逢，我们都很兴奋。问起他的两个大孩子，多少岁了？一个19，一个21。我说，都该上大学了，在哪儿读书？不想，他吞吞吐吐道：“哦，还没有，该上了，是该上了。”一时涨得满脸通红，十分尴尬。他是一位典型的提倡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不该牺牲童年快乐的人。他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父母没有管，自己也能成才。他出身于纽约的贫寒家庭，父母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完全靠自己一步步努力，拿到博士学位。他可能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争论，所以觉得挺尴尬。
一位美国朋友回宾州的高中参加毕业10周年校友聚会，回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高中时代最“酷”的人，现在都不“爽”了。在美国高中，最酷、最讨女孩子喜欢的是那些能够赢得掌声的运动员。仅仅过去10年，当年能够呼风唤雨的英雄，如今在校友聚会上备受冷落；那些认真读书的人，现在却志得意满地侃侃而谈。当年的拉拉队员们，现在也都“移情别恋”，围着“书呆子”们转。10年时间，斗转星移，世道全变了。这是那位朋友发出的深深的感叹。
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孩子要不要管，每个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享受童年的快乐是应该的，个人自由绝对是需要的。不过，社会上的游戏规则也是存在的、公平的。孩子今后在这个规则下能不能顺利玩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长。家长如果糊涂了、疏忽了，可能就“牺牲”了孩子的未来。
不少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对父母没有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深感无奈。其中，最遗憾的是小时候父母没能有效地“管”好他们。我接触不少来美读书的留学生，他们都很感激父母在关键时刻“管”了他们，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骄傲。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送四五岁的孩子上幼儿园，送六七岁的孩子上小学，要求孩子读中学，希望孩子上大学，都是父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牺牲”孩子童年“快乐”的强制行为。
很多人对“童年的快乐”和对“人性化”的认识与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相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相违，在全球化的高端竞争中远远落伍。
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法”规定，6至16岁的孩子必须到学校上学，或者有计划地“在家上学”，接受同等学力教育。如果没有上学，父母要被起诉，这些立法都是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强行剥夺孩子“童年快乐”的体现。它并不考虑很多孩子根本就不喜欢上学、不愿意读书学习、不喜欢吃苦的本性。但是，这些“粗暴”的“强制”行为都被文明社会认为是合理合法的；甚而至于，不如此实行却是不文明、不合理和非法的。可见，强迫孩子接受大人的愿望，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并不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和不人道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明明知道孩子“不作为”的“快乐童年”将要导致终生的压抑和失败，要导致未来个人、家庭的长期痛苦，要导致社会整体素质降低，要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什么还要任其满足童年短暂的“快乐”呢？
大人不指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并且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牺牲”了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牺牲了宝贵的童年，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做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要牺牲。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 作者: [美]高燕定
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干什么，否则对孩子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调整要求，使之更切合实际。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不当的方式进行对抗。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女儿的书包里总有几本流行小说，我对女儿说，你还是少看那些东西吧，那些书看了没什么用，从现在开始，你只能看经典作品，因为看通俗作品对提高思维能力、英文水平意义不大。以后不允许书包里再出现那些书，只能是名著。
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她勉强答应，不过，看起来不服气，后来，她这样写道：
爸爸似乎什么都要从我手里夺走。他开始不让我看书，总是想给我布置别的什么任务。我很沮丧。我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我认定，我没有理由听他不合情理的指令。
我开始假装做数学作业，而实际上是在读书。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爸爸通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总是在书桌的抽屉里放一本书，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抽屉看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就急忙关上抽屉，装作是在做数学题。
这个骗局一直演到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虽然发生了几次他进屋来我正好把抽屉关上的惊险场面，却从来没有在“现行”时被捉获。
使我的这一骗局能够一直上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总是能按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约束自己，只要看了20页书，就一定要做十几道数学题。这样，我学会了快速地解数学题。爸爸从未发现我能那么快地做题，因为我仍然装作还是以前的速度。这样，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暑假来临，我高兴至极，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我更容易耍爸爸啦，因为他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在这一段时间，我大可轻易地看一整天书。
爸爸早上8点一走，我就起床。不过，我总是暗示他，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晚，这样我又有了多下来的几个小时可以看书。虽然爸爸妈妈认为我很懒，睡得太多了，我无所谓，也不想说明，因为我实在觉得看书比改变他们对我的歧见重要得多。
我对这种不诚实感到内疚，但还是不能摆脱。我只是想，至少要能够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对于要被人看管感到非常难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骗局一直没有被揭穿。因为一直以来，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爸爸总是会发现并指出的。
后来，也就是几年前，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诡计了如指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侦察我。因为他猜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那时，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我的反叛心理。如果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我也许会中断看书的热情。
一直到了几年前，当我告诉他那些年的往事时，他才说出真相。他听我说起那些诡计时，笑着对我说，他早已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就觉得好生气。只有中国的父母才会策划出这样的勾当。在好的美国家庭里，父母认为诚实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孩子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孩子就难免做出不诚实的表现，这也是我发现以后自我反省并立即纠正的原因。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也常逼我多练数学习题，他给我准备了练习本，要求我每次做练习前写上当天的日期以备他检查。我父母周末外出时把我搁在家里，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是做数学题。我常常不按他的要求做，而是在页首写上日期，将以前做过的数学题随便抄下几页，就去邻居家里玩，估算时间差不多，赶在他们到家以前躺到床上装睡。
那天，是个周末，我外出前，看到女儿正在做代数练习。也不知怎么了，我走到停车场上就站住了，心想女儿会不会也像我小时那样蒙她爸。我坐进车里，开车绕了一小圈，又回到原处，下了车走回自己的公寓楼下。
我住的是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方有一块水泥板。我上了几层楼梯，双手抓住这块水泥板，一个引体向上，跳了上去，再侧身翻过一堵隔墙，就上了我家二楼的阳台。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屋里望，高倩正悠然地看着小说。我观察了一会儿，不发一点儿动静，悄悄地循原路撤离阳台，轻轻地跳回地面，再“噔噔噔”踏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敲着门高叫：“高倩，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把门打开，面色略显尴尬。我告诉她忘了带东西才折回来，闭口不问她刚才在干什么。
她又坐回到书桌前认真地做起了数学习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拿一样东西离家出门。
傍晚回家后，我仔细检查她的习题本，发现她倒是规规矩矩地按书中的习题顺序一直做下来，没有像她老爸小时候那样投机取巧。看来为了能看她自己想看的书，她很注意效率。
这件事使我反思我对女儿的要求是否适当。其实当我在阳台的窗缝里看到她在看书时，随着瞬间的震惊，接着就是一阵忏悔。
我一直以为我和女儿的思想交流很充分，她是乐意只看经典文学作品的。我忽略了她毕竟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她的朋友圈子，圈里的话题当然不会是古典文学。她们之间的话题自然是电视、电影、影星、歌星、名人名流，还有男孩女孩。让她与流行图书隔绝无异于让她和朋友没了共同语言。
高倩自己从小有很高的抱负，然而，阅读通俗读物无论如何都是符合儿童的心理需要，是合情合理的。她的愿望被我制止，成为硬性的不合理规定，她就只好秘密对抗。
我很庆幸有这个“知”她的机会，我也是从小长大的，自己的经历帮我悟到孩子的心理。
几天以后我借机和她谈起看书的事情。我说：“其实爸爸以前说只许看经典文学是不对的，现代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是可以看的。现代作品离现实更近，描述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与同学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也更多。”
我只字不提对她的突击“侦察”。好多年以后，我才告诉她，笑她的诡计早已被我识破，只是没有揭穿而已，气得她直捶我的背。
通过这事使我感悟到家长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谎言欺骗和其他不当的方式对抗。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如果不清楚孩子的动向，对孩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之更切合实际，是很重要的。
为孩子创造机会 作者: [美]高燕定
一学期的中文学校结业了，我自己编印的中文学校校刊让学生们和女儿写的中文文章有了发表的地方。我创造的这个机会对孩子学中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大学城的留学生们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这可能是中国留美学生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之一。次年，我应邀当上了校长。我决定扩大招生，另加舞蹈班、美术班和竞赛数学班。大学城里人才资源丰富，我没费什么劲就找齐了教师，其中不乏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他们个个都表示不在乎报酬，其淳朴真挚，让我感觉回到了雷锋时代。
教美术的女老师已获艺术硕士，教舞蹈的老师曾在体育院校学艺术体操，“讲故事”班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博士生。我还请了声望非常高的施教授，让他教授“竞赛数学”。
施教授来美前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78年起就与“数学竞赛圈”打交道，990年第三十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举行，他应邀为中国国家集训队办讲座、选拔选手，并为该竞赛命题以及做竞赛期间的裁判。我请他教五至七年级学生的数学，只“一顾茅庐”，他就欣然出马。这个班最多时共有14个孩子，其中有两位后来在全美数学比赛中进入前100名。当年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不乏上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有的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伯克利、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还有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
中文学校暑期班开张了一个多月，我就忙着张罗举办一个结业典礼和出一本校刊。这本校刊可能也是祖国大陆旅美学人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校刊。
我布置各班老师请学生给校刊投稿，学生们听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兴致和热情非常高。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家长也不甘自己的孩子示弱，极力鼓励孩子参与，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学生、家长通力合作，没几天时间，我就收集到了足够编一本校刊的稿件。我又四处征集广告，凑够了印刷费用。接着，请美术老师设计封面、封底，我自己设计了所有的版面。孩子们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都保留了原样，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学习的过程。每篇作品旁边还配了作者的照片，显得很生动。
女儿嫌手写中文麻烦，用中文软件打字，以《我亲爱的中文学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期校刊上。到了秋季班结业，她特意手写了另一篇文章，以《另一个可爱的地方》为题，发表在第二期校刊上。中文学校为孩子学习汉语言文学创造了条件，我创办的校刊对孩子们使用中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刺激了女儿学中文的积极性。
另一个可爱的地方 ↑ 发表在中文学校校刊上的作文（12岁）
珍惜、欣赏孩子的成果 作者: [美]高燕定
——从日记到出书
高倩根据中国40天寻根之旅的见闻感想，写出了300页的文稿。我珍惜她的劳动结晶，把文稿装订成“书”给朋友们分享，并设法正式出版。这大大激励了她的写作热情，对她进一步奋发努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2年底，我们出国6年之后，酝酿第一次回国探亲。
对高倩来说，这是热望已久的寻根之旅。她出国时还只有5岁，来美这6年间，在我们有意识的反复提醒下，她对中国故乡还保留不少认识和童年的记忆。6年来，我对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已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
一谈起回国，高倩总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我利用她这种急切的心情，跟她讲条件：这次回中国，一路上要写日记，把每天的活动都记下来，回到美国以后，把它整理成文，打印装订成册，留做永久纪念。我们达成了“协议”，回美国后，要写个长达三五十页的总结报告出来。
我要求她把日记整理成文，既是为了让她了解中国，也是为了锻炼她的思考和写作能力。
她显得非常兴奋，写作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文学作品的熏陶、童年记忆中的亲人、寻根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交织成她炽热的激情——只要能够去中国，她就很高兴！我把她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那时候，笔记本电脑还很稀罕，我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了一台，让她带在路上写作。
回到美国后，她一开始写作，就一发不可收。通常是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先看看她的笔记本，有时查一查资料，甚至到图书馆借书参考，接着就在电脑上劈里啪啦打个不停。她写前面几页的时候，打印出来还让我看，我读了以后不断地鼓励她，也和她讨论其中的内容。不过，几天以后，她就不让我看了。她认为，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人对她写的东西说三道四，会产生干扰。她认为，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感觉和风格来写，那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她的性格是既开放活泼又十分倔强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肯让步。无可奈何，我只好按捺住好奇心，耐心等待。
终于，有一天她说可以让我看了，打印出来有80多页。那个晚上，我一口气读完，兴奋得睡不着觉，凌晨两三点钟翻身起来，找出我在这趟旅行中拍摄的三四十卷照片，从中挑出与她所写内容相关的，又把她写的日记打印出两份，凌晨三四点出门，开车往24小时服务的复印中心而去。到了复印中心，我把照片插到相应的章节中，再配上一张高倩站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照片作封面，装订起来，很像是本“书”。
回到家时天已快亮，第二天早上，送一本到我的朋友小陈家，另外带一本到办公室，给我的同事彼康博士和桑坦德博士看。
两三天之后小陈跑来，进门就喊“出版，出版，快出版！”他是学海洋气象的博士生。他把稿子给一个美国学生看，那学生虽然学的是海洋科学，却在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写小说。据说他把那册子一口气看完，就对着小陈大喊：“出版，出版，够出版水平了！”难怪小陈进了我的家门就喊。高倩在一旁微笑，她说在中国的时候，就想到要出版自己的日记。
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这本小册子他们是彻夜不眠地读完的。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留学生出国几年没有回国，通过高倩的日记，渴望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中国。
在美国出版女儿的英文日记，多遥远的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可是，高倩每天放学一回家，就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写作，到了1993年底，她已经打出了300页的文稿。如果不能出版，肯定会打击她的积极性。
我到书店买回几本有关出版的书，《如何快乐出书》、《作家市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原来美国出书不容易。在美国想出书的人成千上万，《作家市场》里列出的4 000多家出版社中，书稿的接受率大多只有10%多一点。
我要求高倩把稿子再润色一下，可是她说，不能再改了，如果年复一年地改，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十一二岁人的思想了。她说得也蛮有道理。到了1994年初，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我给在旧金山的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挂电话。
接电话的王编辑是个中国人！他让我把全稿寄过去。我赶忙回家打印出书稿，用快递寄往旧金山。想不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王编辑就挂电话来：“我们已决定出版高倩的书，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都行。”
真是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地买了机票。
旧金山和休斯敦有两小时时差，到达旧金山机场时，天还未亮。6月初夏，旧金山凉意沁人。我躺在宽敞冷清的候机厅椅子上，等着天亮以后乘车去出版社。身着单衣的身体贴在冰冷的椅子上，不禁打了好几个哆嗦。这个窘境不知怎么地，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那篇《梁生宝买稻种 》。与我现在的处境比起来，梁生宝进城还能“吃一碗汤面，再喝两碗面汤”，实在奢侈。
从旧金山回到大学城，整个晚上的话题都是有关出版社、出版社的创办人亨利诺依斯和他写的自传《生于中国 》，以及我从出版社带回来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英文书。以后好几天，高倩还刨根问底地向我了解种种细节。这次出书的经历确实让她很受鼓舞，对她以后的成长影响深远。
《西方到东方》出版后不久，休斯敦最大的英文报纸《休斯敦纪事报》在它的周刊 Yo! HOUSTON里把高倩作为封面人物介绍。她的照片显著地登在当天《休斯敦纪事报》头版右上角的报眼上。照片旁边的黑体字写着：“亚洲之根，小得州佬高倩计划写她第二本有关中国的书。”这份周刊封面以《青年作家在中国寻根》为大标题，用整整两个版面来介绍，内文的大标题是《传播她的根》，意思是传播她的中国文化传统。
高倩上了大学以后，她自己对这本书总是抱有羞于见人的想法，从不对人谈起她写过书。有一次我们和她的几位哈佛同学在北京的友谊商店里逛，有位同学在店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刚拿起来，高倩打个岔，一把就将那位同学拉到其他地方去。
我珍惜和欣赏孩子的成果，在高倩写作和出书的过程中，我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图书的出版，大大激励了女儿的写作热情，成了她进一步奋发向上的助推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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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9 17: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