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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辅导儿子做作业，我自己又有些恼怒......忽然想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
希望在将来你同样的对待孩子的时候，能够有所警醒——应保有相当的自觉和自我抑制力。
这首先是个人的警醒重点和努力方向。
扭曲的机制最终造就了扭曲的人性。
这句，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家庭。
从这一点来看，当她遭遇别人的暴力时，环境，当然，主要是身边的同学，会更加倾向于放任不管。
这句使得我确定自己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做些什么。
但是，永远要知道——主动从环境中撤出，尽量少给人带来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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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金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金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余下6名则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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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
今天重新回顾了著名的、也是颇受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Philip. Zimbardo，1971），距我第一次了解这个实验已经过去了11年。有助于网络的共享，这次的回顾相比于首次仅靠文字资料的了解，多了更加丰富和翔实的视频资料，其中包括对津巴多教授本人的一系列采访。而2004年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案（津巴多教授在该案件中担任专家证人，主要职责是为被告的士兵进行辩护），也在33年后再次证实了这个实验（实际上这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以至于津巴多教授在看到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惊讶地表示：我惊讶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对我来说尽是如此熟悉）的结论：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会产生莫大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这次的回顾涉及到了更加翔实和丰富的视频资料；或许是因为和第一次了解这个实验时相比，今天的自己有了那么几年的工作经验和更多一点的生活阅历；抑或两个原因兼而有之；总之，在再次回顾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让我有了一些从前没有过的启示。
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加深了对于环境影响力的认识。诚如津巴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面对着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件的被告，他觉得更加有必要批评的，不是这些出现非人行为的士兵，而是造就了这些行为的机制。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你在此之前是如何善良的人，一旦你进入到那样的环境中，不用多久，你在那个环境里的心理和行为就会产生足以令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变化。
工作多年，多少在过几个公司，也看到了不少身边人的经历和际遇；总结之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不论在何种形式或者性质的组织中（商业公司、事业单位或者公务机关，抑或NGO或其它民间团体），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处于权力层的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多少有些扭曲。当太多太多的普通职员在抱怨这些人的所谓“变态”的不合理信念和行为时，却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这些人在主观上有强烈的意愿想要扭曲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而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它的现实版本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揭示给我们的事实那样：扭曲的机制最终造就了扭曲的人性。所以，如果可能，与其去批判人性，不若去改善造就这种人性的环境。
而这一点，也给了众多如我一般正在从事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辅导的从业者们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体的心理问题或行为障碍，也许不是仅仅从个体入手就能解决的。尽管我们无力去改变社会或者大环境，但在实施咨询、辅导或者治疗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了来访者的生活环境对其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诚如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其中必然不会缺乏家庭环境或者学校环境的原因；而有效的咨询、辅导或者治疗，更不应该遗漏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环境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比如，家庭治疗的介入，或者教师、监护人的面谈等。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10年发生在昆明的，轰动全国的“云秀暴力”事件。虽然无法介入到事件当中，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把这种行为仅仅归咎于施暴学生的“道德问题”、“心理问题”或者“行为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当大众惊讶于这种暴力行为和施暴者年龄的巨大反差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之间，由于物理、生理以及心理条件、人际关系构成的环境因素对这次暴力事件最终成形的影响（据媒体报道，受害学生平时人际关系就不怎么好，经常与人斗殴。从这一点来看，当她遭遇别人的暴力时，环境，当然，主要是身边的同学，会更加倾向于放任不管。就如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模拟狱警对模拟囚犯施暴也不会遭到干涉类似）。由于无法深入了解，所以很难确定这次暴力事件的环境构成。但是，不论怎样，“云秀暴力”事实上也可以视作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个变体版本（在这里，模拟预警换成了施暴的男生；而模拟囚犯换成了缺乏人际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受害女生）。所以，再次理解：扭曲的机制最终造就了扭曲的人性。
其次，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事实，是作为一个从事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辅导的从业者尤为须要注意的（个人观点），那就是处于咨访关系中的咨询师，应该有相当的自觉和自我抑制能力。
在由相对封闭的空间、特定的时间、专业性权威等因素构成的咨询环境中，咨询师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这个环境的权力主导者（不论你是采取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行为矫正抑或人本主义疗法）的角色。这意味着，也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我们已可能经成为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模拟狱警。就像我们很容易在中小学的课堂上看到教师对学生表现出来的，旨在满足自己维护所谓秩序（根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这种“为了维护秩序”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性阴暗面的借口”）的攻击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体罚、精神性惩罚、隐私侵犯、财产侵犯等。而作为拥有咨访关系主导权的咨询师，也许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主导权的影响。
就像在接受采访时，津巴多教授提到了在1971年实验当时，在他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模拟囚犯在实验过程中邀请自己的亲属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室参观时，他正巧也在实验室（据津巴多教授说，一般情况下，作为实验的研究者他很少到实验室现场，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设置在实验室的摄像器材记录的影像资料进行研究）。而他的一个细微的动作恰巧被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就是，他走在了前来参观的人群前面，并且双手背在后面。
“这是军队首长或者政治领导阅兵时常有的姿势。所以，看到自己也这么做了，我就意识到，在不知不觉当中，我把自己当成了斯坦福大学鉴于实验的监管人。”津巴多教授是这样评价了自己的行为。事实上，即便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由一个“研究者”变成了一个“监管人”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这个实验，直到他过去的一个研究生来进行参观的时候。那个研究生看到了视频记录中模拟狱警对模拟囚犯实施的各种暴力行为后，表达了相当的震惊和愤慨。这时的津巴多教授才意识到自己坚持这样的实验是多么地不人道（事实上，这也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受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个实验已经触动了伦理的底线）。
正是因为身为整个项目的研究者，津巴多教授拥有了主导实验的权力，而这个实验环境中的权力，最终让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几近丧失人道的举动。幸而得到了提醒，并且由于模拟囚犯的要求，原本计划两周的实验仅仅持续了6天就宣告结束。
然而，仅仅只是6天的实验，却也足以证实人性的罪恶，受到环境的影响是如何之深，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抗拒。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心理咨询师必须充分自觉的问题：在以咨访关系为主体的咨询环境中，我们是否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违背了伦理道德呢？例如：（出于满足自己好奇心的需求）过度探究无关紧要的隐私信息，或者因为有额外的好处（例如自我膨胀的满足、虚荣心的满足）而对本应处理的移情放任不管，抑或对难以处理的阻抗（因为这可能严重违背了我们对来访者会表现出配合行为的预期，也可能违背了我们预设的咨询目标）表现出攻击行为等等。类似的情况在当今的医患关系中显得尤为普遍，当然，也包括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个人信息的出售行为（例如私人电话、私人电子邮件等“被外泄”）。
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者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已经无可置疑地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不论出于何种原理（一种比较具有可能性的解释是，潜意识的学习和选择，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意识层面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Robert Zajonc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John Bargh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以证明人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和有意识的），环境（事实上主要是构成环境的机制）对身处其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影响巨大的。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咨访关系构成的咨询环境中，心理咨询师更应保有相当的自觉和自我抑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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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用品德做事的。真正的高度和成功，是由品德决定的。靡恃己长。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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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7 22:3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