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诗与人的话题，我们很容易往大的方面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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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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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诗与人的话题，我们很容易往大的方面去思考

涉及到诗与人的话题，我们很容易往大的方面去思考，变成了诸如诗与读者、诗与人民、诗与社会、诗与时代等关系的谈论，有时，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谈论是多余的。只觉得，仅从社会层面和传播意义的角度去谈论诗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不能将这个话题往小里谈一谈？能不能往一首诗生成的时刻那种诗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想一想？能不能将这个话题放在具体的诗与具体的人上？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首诗的诞生是一个重要而神圣的时刻，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它。

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诗歌现象，我们被现象困扰，错把现象史当作了诗歌史。孰不知，诗人不是由现象来支撑、归类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更需要从大回到小，回到具体的诗与具体的人，从博尔赫斯所说的“人群幻觉”回到希门内斯的“广大的少数人”。

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时，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同时是一个忘却了时间与焦虑、得到了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另一个丰盈的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相遇的瞬间、诗与人的奇遇记，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精神振作、一跃而起。

诗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困惑、一个谜团，也是一种惊讶、一个奇迹。当一首好诗诞生时，诗人是吃惊的，这首呱呱坠地的诗对诗人也是吃惊的。如果非要拿诗歌写作与小说写作进行一番比较，我只想说，诗歌写作中有更多的奇迹，更多的意外，更多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而小说写作，更像是一场预谋，有时是一个“水龙头”，只要打开，就会流淌。这正是二三流小说家藐视诗歌而一流小说家敬重诗歌的原因。一首诗诞生了，诗人为他漫长的一千零一夜找到了一缕曙光。每一首诗都是迎向曙光的一扇窗户。

有一位西部的小说家曾劝我不要写诗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写诗是没有出路的。在这里，我想引用泰戈尔《孟加拉风光》中的话来回答他的“好意”:“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让我随时套上马头的飞马。”

我们常常谈到诗歌的出路问题，诗人们在谈，文学界也在谈(带着一种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口吻)。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这个问题是一种虚构，是不存在的。诗人们在写作，这本身就是出路；诗人与诗在一起，这已经是出路。再说，有了出路又能怎样？出路之后的路又在哪里？诗人们不是在寻找出路，因为诗已经在路上，当然是在一条困难的路上。

一个诗人过了四五十岁还在写作，并且越写越好，诗歌写作在他已是一种个人修行，同时有了更大承担。在今天，我们不要夸大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力，文学已经很边缘，诗歌更是边缘中的边缘。然而，正是这种边缘化了的“审美的孤独”，保证了诗歌的纯正性和毫不妥协性。诗歌永远走在各种文学的最前面，它是文学中的“探险队”。

诗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沉默。在一个喧嚣的充满了各种诗歌现象的时代，沉默往往是最有力的声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在沉默中微笑，并信任那些安静而有耐心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