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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灵魂拍手作歌》
1
连着四年,每到秋冬,我都去加拿大旅游。那真是个很大很大的国家,离我们最近的是维多利亚岛,岛上有一个雕像,是个瘸子,他叫TERRY FOX,面对太平洋,摆出一个奔跑的姿势。这小子1980年去世,死的时候不过18岁,他上高中的时候很有运动天赋,但查出来得了骨癌,不得不截肢,他做了个决定,要从加拿大最东边跑到最西边,大概5000公里,等于100多个马拉松,这么干是为了号召大家给癌症研究捐款。他跑坏了10多个假肢,还是死在半路上,后人就弄了个雕像,让他来到加拿大领土的最西头,面对着太平洋。维多利亚岛上完全是富人区,英式别墅,社区高尔夫球场,太平洋的海风吹来,气息宜人。雕像四周是一块草坪,这里就是加拿大一号公路的零公里处,这条公路有1万多公里。
我去了四次加拿大,一般的风景区算是都转了一圈,起初我觉得这个国家很乏味,但很快我就爱上了这种乏味,那里有空寂的山川河流,永远冷冰冰的。在落基山脉,我看见了七彩的湖泊,森林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绿色。在魁北克省,我看见了绵延1000公里的枫叶,在秋日的阳光下像幽暗的火,我看见了大块的乌云,有几千公里,从艾伯塔省的乡间一直通到北极。我想起了小说《简爱》的开头,小姑娘在阅读《英国鸟类史》,她从文字中想象那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阴凄凄的不毛之地,我也渴望再向北边走走,有两条路线很吸引人,一是从温哥华坐船到阿拉斯加,航行8天去看鲸鱼,二是去丘吉尔,哈德逊湾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能看到北极熊。加拿大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我再去。我还看了一个加拿大电影,叫《我的温尼伯》,导演坐火车要离开那里,却一直纠缠在故乡的回忆中。我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城市,也想去看看。我想尽可能去一些荒凉的地方,这里的大城市让人感到憋屈,它们太相似了,我在其中一个停留的时候,在西尔斯百货店给自己买了几条内裤,走的匆忙忘在酒店里,到了下一个城市,又看到西尔斯百货,在同样的位置买到了同样的裤衩。
在飞往卡尔加里的飞机上,一个印第安老太太就坐在我身边,她的手臂上全是刺青,面容苍老却看着比我还结实。飞机要降落时,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就冲她微笑。她不肯罢休,又说了几句,我只好跟她说:“我到卡尔加里来看我的一个朋友。我和她认识十多年了,我来看看她生活得怎么样。”从表情上,我根本不知道老太太是不是听懂了,她挥舞着手臂又说了好几句,从语气上我也判断不出她是激动了还是生气了,我忽然想恶作剧,就用中文大声说:“我这朋友叫史小杏,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来这里三年了。”老太太看着我,微笑,嘀咕了一句,听起来像一句祝福,也像一句咒语。
2
10月份的卡尔加里已经寒气逼人,我穿着在北京过冬的衣服,还是觉得冷冰冰的。这里冬天的气温会到零下30度,所以每栋大楼之间建有廊桥,免得行人在大街上挨冻。在酒店里安顿停当,想着是否要马上给小杏打电话。从北京出发之前,我就告诉了她我的行程,但真要和她见面却有些不安。酒店宽阔的大床上堆满了枕头,窗外飘着细雨,我想沉沉睡去。最终还是决定,按照旅游手册上的介绍,先到格伦鲍博物馆去。按照书上所说,那里应该有一个巨大的冰柱雕刻,我找到了冰柱,心里踏实了一些。很快我也看到了那顶印第安人帐篷,开口向东,意味着迎接日出和对造物主的礼拜,这里的陈列可能经久不变,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拿着一本旅游手册找到那个用96支老鹰羽毛制成的精美头饰。
博物馆里有一个小隔间,银幕上放映的是一个资料片,记录印第安原住民的生活,没有字幕,没有解说,也没有配乐,他们在一片平原上搭帐篷,缝衣服,做饭,彼此之间似乎也不交谈,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我如同在观看一群玻璃器皿中的小白鼠,但画面中呈现的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假设有一部摄影机,不被察觉的探入一间公寓,记录这间公寓中的生活,不论这间公寓是在卡尔加里还是在北京,我们将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睡觉、吃饭、看书、沉思?她自己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人和她交谈,她脸上看不出快乐或悲伤,她从客厅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大瓶牛奶,她喝了两口,又回到客厅,她关上一盏明亮的灯,又打开一盏暗黄的灯,她在灯下坐着。这就是我想象的史小杏的生活,似乎包含着某种同情的成分,但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也是这个样子?如果真有这么一台摄影机,要拍摄一堆素材留作未来人类学的研究之用,我希望它能记录下几年前在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吴胖子、史小杏和我,三个人放风筝的镜头。
当时北京正是SARS阶段,整个城市都空荡荡的,有一种末世的感觉。我天天躺在家里,准备了无数的速冻饺子、榨菜、方便面和罐头,有一天吴胖子忽然打来电话,说要找我去放风筝,他开车来接我,然后又接上小杏,我们直奔颐和园。车上,史小杏说她要回加拿大,去卡尔加里念书,吴胖子说:“赶紧走吧,过两天不走再死在这里!”
史小杏坚定的回答:“能和你死在一起也挺好啊!”
吴胖子立刻退缩:“别死啊!我们要活得更带劲!你先去探探营,听说那边的农场特别便宜,在北京买一破别墅的钱,到那里就能买好几十亩地。咱们到那边看看,买一个农场,种西红柿、土豆,养几匹马,养几十头牛,完全自给自足,天天吃土豆炖牛肉,吃西红柿炒鸡蛋,等我干不动了就到那里养老,咱们一块儿,喝点儿酒,退隐山林。”
疫区北京让所有旅游者回避,颐和园里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似的,我们带了三个风筝,我的是沙燕,小杏是一个更大的沙燕,吴胖子是一只夸张的老鹰。那阵子,北京很多单位放假,市民爱上了户外运动,有人迷上了打高尔夫球,更多闲人选择了放风筝,我们站在十七孔桥上,旁边有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红色袖章的巡逻员盯着我们。沙燕和老鹰腾空而起,掠过昆明湖的水面,直飞到佛香阁那边,戴口罩的巡逻员走过来,对我们嘟囔了一句,我们听不清楚,他又重复:“你们的线都缠在一起了,很容易磨断,你们得分开。”风筝线都已经放了出去,线轴是空的,能感觉到绷得很紧,瞬间,那股张力消失了,远处的风筝摇摇晃晃的坠落。这是我们最为欢畅的一个下午,那天之后,我买了好几个沙燕,它们陪着我度过瘟疫流行的一个月,而小杏早已跑到卡尔加里。
吴胖子退隐山林的说法真激动人心,我一直想实现它。我希望我们真的能拥有一个小农场,我可以经常去看看,经过漫长的飞行,经过长途汽车的跋涉,沿着路标,走向一个农场,推开栅栏,看见吴胖子坐在门廊那里,叼着一根烟,他的左手拿着一副手套,脚下的靴子沾满了黄色的泥土,他可能刚给牛添了饲料,或者刚给一头小牛接生,尽管我怀疑他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但他脸上的确洋溢着劳动之后才有的幸福笑容,他看见我,更加明朗的笑起来,一条大狗在他身边狂吠,史小杏推门走出来,张开双手。我甚至做梦,梦到了这样的场景,但从未能在梦中完成这个拥抱,它因为不可实现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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