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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钱都哪儿去了?
我们的钱都哪儿去了?
作者:子非 编辑:高健
话说这些年,咱国家的GDP像坐了神舟飞船上天一样,拦都拦不住。国家财政收入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现在就仅次于美国了。
国家富裕了,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底气也越来越足了。可是回头想想房贷,想想孩子上大学的学费,想想失业大军,心里顿时又凉了一大截。
这不禁让人纳闷了:我们财政收入的钱都到哪儿去了?为啥国家越来越富了,我们的日子还是这么难过?
(一)
1960年12月27日,日本池田内阁会议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在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国民收入翻一番。
当时没人能想到,不到十年这个计划就实现了。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翻一番的目标,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目标数字的41%,国民收入翻了一倍。
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战败之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当初推行这个计划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民富然后国强,有学者评论,日本像是换了一个国家。这恐怕就是日本能够成功的秘诀所在吧。
(二)
关于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孔子在春秋时就提出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呼吁国家从政策上保障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
到了汉武帝时,穷兵黩武,国库很快就撑不住了。于是汉武帝想出个敛财的好方法:把有着巨额利润的盐业和制铁业,归到政府的垄断之下。
此外,他还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这样以来,国库又充裕了,于是继续北打匈奴,南征百越,“大汉”的国威让四方诸国纷纷拜倒在他的龙袍下。
可是这样百姓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渠道,手里的银子越来越少,还要硬着头皮吃着又贵又苦的官盐,用着粗糙难用的铁器。
这样与民争利,最后只会国富民贫。难怪董仲舒忍不住跳出来大声疾呼“官不与民争利”,建议“薄赋敛,省徭役”、把盐铁“还于民”。
这便是后世历代都有贤人倡导的“让利于民”。
(三)
国富民贫固然不好,可民富国穷也不是什么好事。
有明一代是典型的国穷民富。仅17世纪初流入明朝民间的海外白银就达3亿多两,明朝一年的国内贸易量在4亿两左右。
但明朝的财政过于依赖“田赋”,且税率一直不高,低税收刺激了纺织业、娱乐业、餐饮业等产业的全面发展。这造成政府财力吃紧,但同时民间却极富的反常现象。
这样的税收模式不出问题才怪。到李自成打来时,国库空虚无力,兵败如山倒。崇祯皇帝伸手向大臣们要钱,大臣们个个如丧考妣舍不得掏腰包。最后落得个亡国剃头的下场。
(四)
看来既不能夺民之利,也不能完全放利,这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宋朝可算是国富民强。北宋不抑兼并,鼓励生产,国库里钱币满盈,连穿钱的绳子都霉烂了,贩夫走卒都穿丝履。
至于宋朝运气不好,遇上“蛮族”丢了半壁江山,那是后话了。不论如何,宋朝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从这点来看,百姓对政府的满意程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五)
据说当今中国人的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就是由高税收来维持的;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有45%以上用在社会保障上,美国财政也有1/3以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
可是中国的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只享受到可怜的一点点福利。
一方面是税付高,另一方面GDP中工资比重低,结果国家越来越富,老百姓自己却依然拮据。
(六)
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也难以幸免。物价上涨、股市套牢,人们紧紧抓住手里仅剩的微薄的票子像抓住最后的稻草。
日前,财政部提出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增加财政补助规模,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促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年中的时候,广东东莞就已经运作着开始给民众发红包。年底的时候,四川成都也开始向市民发消费券。
天上掉money,人们自然喜笑颜开。
可这究竟是政府因为陷入经济增长之困,所做出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之举,还是长久之计?
想当年,1998年时,中国面临相似经济下滑局面时,也实行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可是未见下文。
希望这一次真正是个“还利于民”的起点。因为只有民富了,国才会富得更坚实。
转载自明宗网:www.ming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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