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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华尔街白领 今朝餐厅服务员
以前的卡洛斯·阿瑞亚,经常在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带的棕榈饭店吃饭,他点的菜不是龙虾就是菲利牛排,外加200美元一瓶的红酒。
如今,他是棕榈饭店特丽贝卡分店的楼面服务生。
阿瑞亚先生今年38岁,原先在纽约期货交易所从事原油贸易工作,但2007年这份工作就丢了。他到过不少大公司总部求职、碰运气,可是运气实在不好。 2008年,他不得不在棕榈酒店当一名服务生,否则很难养活老婆和两个幼小的女儿,更供不起房贷。当然,他的年薪也从原来的20万美元缩为2.5万美元。
如果把这次金融危机比作一场洪水,那么阿瑞亚一家就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属于葬身于洪水过后留下的大水窟里的人。以前华尔街的一些高级雇员,都受过高级培训,且早就习惯了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可如今他们的特殊专业却难以转变成其他高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面对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的工作。现在,阿瑞亚先生甚至有可能连这样的工作都保不住。至于有没有重归华尔街的希望,那就遥遥无期了。
别以为他是绝无仅有的倒霉蛋。据纽约州劳工部门统计,从2007年8月至今,纽约市金融系统已减少工作职位25000个。另据一家公共资金赞助的信息机构 ——“独预办”(IBO, Independent Budget Office)预计,从2007年底到2012年初,纽约金融业工作职位将减少56800个。
约翰·卡尔博耐罗原先是美国银行营业大厅的职员,2009年1月也下岗了。尽管他费了不少力气四处奔波找工作,但现在还是个“住家先生”。乔·莫尔隆,美国保德信(Prodential)金融集团的业务员,从下岗到现在两年了,也找不到事做,还得供养几个女儿和外孙子。这期间,他先后干过几份临时工作:熟食店售货员、看门工、酒吧保安员。莫尔隆说:“以前我有三辆车,现在是一家几口合用一辆。”
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前这些华尔街公关宠儿,反过来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而且像他们这样的求助者还源源不断,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昔日华尔街竟有今日。
鲍勃·唐利是曼哈顿青年俱乐部特丽贝卡办事处的负责人。这家机构曾经从经济上帮助过阿瑞亚一家,以便大人在外上班时,小孩有人照顾,费用就由这个机构帮助支付。唐利说:“什么大公司的员工我没帮过?——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这些公司以前的员工都来找过我帮忙。我可以从他们作为家长的口吻中听出来他们的生活确实遇到麻烦了。其他人则太过于顾及面子,不好意思来找我们帮助。”
现在来寻求帮助的家长们,以前曾赞助过唐利先生的事业,可如今则反过来求唐利帮助他们支付孩子的托管费用。阿瑞亚先生有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7岁,现在都在唐利先生的托管中心参加校外补习班。
这段日子里,每当阿瑞亚先生在棕榈饭店值夜班的时候,还时不时能碰到他以前的那些同事,令他不禁想起过去那风光的日子。有的老同事还能说几句鼓励他的话,和他拥抱一下。其他那些老同事,则多有蔑视之神情。他说:“从他们看我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肯定不会往好处想的啦。”还有一些老同事,则都和他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问他这家饭店是否还要雇人。
做为一名服务生,阿瑞亚先生整天得穿西装打领带,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得站着干活,不是引领客人就座,就是在饭店前庭的台阶上恭候客人,或者接听订座电话,同时在电脑上登记和安排座席,或者跟一跟服务员及楼面经理递给他的菜单。
在棕榈饭店有份工作,已经得谢天谢地了。可是,到了发工资的那些日子,心里总是甜中带苦。阿瑞亚说:“到了周末,我终于可以拿到工资了。可是我会想,要是在以前,我一天就能赚这么多。”
阿瑞亚先生的太太丹奈丝,也得出去打工,她现在做的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行政助理,每天早上6点钟就得出门。而阿瑞亚先生本人常常得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到了周末,也没多少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他只是在上班中途休息的时候才能用手机打电话,向女儿们说声晚安。
阿瑞亚先生和别的家长一样,都到了准备送孩子入学的时候了。他已学会了如何给女儿扎辫子,学会随手把皱巴巴的汗衫放进洗衣机里,也知道哪家超市的牛奶最合算了。
阿瑞亚一家已不再在外面吃饭了,俩女儿也从芭蕾舞学习班退了学,家里也看不起有线电视了——虽然他们刚搬进新居时所买的平板电视机还静静地立在客厅里。
上个月,阿瑞亚一家已开始还不起房贷了,这是他们买房以来第一次出现断供的情形。他们的储蓄已几乎花光了。他们现在住的这套公寓套房,每月的各种税收和杂费就要6200美元,而他们俩口子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4000美元。三个月前,他和妻子就开始申请调整还贷计划,可银行方面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申请还在研究中。他们很担心自己的房子会成为法拍屋(foreclosure)而变得一无所有。
前不久,大女儿竟懂事似的问阿瑞亚先生是不是得搬家了。他告诉女儿,他也不知道。大女儿甚至问:“咱家到底需要多少钱?”
阿瑞亚先生说:“看着女儿说话的神情,我可以判断孩子正在打她那个小猪钱罐罐的主意了。”他躲进了浴室,偷偷地哭了。几分钟后,他擦干了眼泪才敢走回客厅里。
阿瑞亚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皇后区(Queens)附近,那里是属于工薪阶级居住的地方。后来,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纽约人一样,借助在华尔街的一份工作,迅速享受到了舒心的生活方式,包括房子——四年前用96万美元买的,地点就在曼哈顿的电池工业城附近,度假不是去卡波圣卢卡斯,就是迪斯尼乐园或拉斯维加斯。
阿瑞亚一家2005年购买的是预售房,首期只需房价的20%。房子有两间卧室和两间浴室,离他所在的交易中心也很近,这样阿瑞亚先生不但可以多给家人一点时间,上下班路上也可少花不少时间。而阿瑞亚太太也善用Excel图表对家里的一切开支进行精打细算,以防止信用卡透支,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她甚至还能预留一笔长达5年的救急资金,可这笔救急资金如今也用完了。阿瑞亚先生说,如果能找到买主来买他的房子,即使只是把本钱捞回来,也就很幸运了。
1992年,阿瑞亚先生中断大学学业,在曼哈顿的这个交易中心谋到一份工作,并从一个跑堂工迅速晋升为专职交易员。期间他还换过不少工作,从摩根大通这样的大公司到阿仁经纪公司这样一些小一点的企业,他都干过。他最后就是在阿仁经纪这里下的岗。
阿瑞亚先生上高中时就是一名摔跤好手,他在商品交易中心几乎得手脚并用,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对他来说,所谓的夜晚就是凌晨,而早上4点半,又得开始一天的忙碌,困了累了,就用咖啡提神。
阿瑞亚先生说:“你每天都得准时打卡上班,然后就是一天的忙碌,那样子简直像要置对方于死地似的,一直到下班铃声响了才能收手。”
他似乎有从事期货交易的天份:从交易商所发出的吼声中,他能够判断市场行情见长;他有一帮忠诚的顾客,能够十分自信地在电话里和他们进行掏心窝式的大喊大叫。阿瑞亚先生现在还能梦见那些交易商用来表示下单的各种手势,他的衣柜里还挂着期货市场开市时必须穿著的交易背心。
现在他每天很晚的时候都还要用两小时上网浏览各类求职网站,如Monster.com,还给以前的同事发发电子邮件。不过很多联系渠道都中断了,因为很多老同事也都下岗了。他也接触过不少猎头公司,这一年半以来,至少也面试过十几家,可最后一家都没谈成。
他说:“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以前也见过一些失业的人,还认为,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造成的。可是今天,这一切却降临在我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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