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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朝为何要三番五次攻打高丽?
乾封二年（667年）十月，在辽东战场的军营中，一支唐军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迅速集结着，从他们整齐划一、严肃紧张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平日训练有素的善战之师。为首一人须发苍白，体格强健，身披白色战袍，端坐膘壮战马之上，手持方天画戟，表情凝重，若有所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正密切关注着高句丽军的动向。他就是唐朝第一猛将薛仁贵。
这已是薛仁贵身负皇命，第二次率领金戈铁马踏进辽东这片土地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那时的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以单枪匹马取敌将首级而一战成名。
此刻，唐太宗已经带着生前未能平定高句丽的终身遗憾去了，而薛仁贵也由昔日的少年战士成为年迈将军。由于高句丽人的反复无常、恣意挑衅，这位年过五旬的老将军再次回到这片熟悉的战场上。
不久前的新城一战，唐军虽然取胜，却遭到了高句丽军的夜袭，若不是他早就有思想和战略准备，关键时刻率军神兵天降，把处于劣势的局势瞬间扭转过来，并杀敌数百人，解救了新城之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眼下的金山战役，高句丽人会不会旧计重施，参与战斗的唐军会不会重蹈覆辙，这都让他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未雨绸缪，绝对没有错。
果然，高句丽军又杀过来了。不过，这次遭遇的不是小股军队的袭击，而是10万高句丽大军的伏击。唐军将领庞同善和他率领的部队，突遇强敌，措手不及，全面崩溃，落荒而逃。高句丽军见形势大好，在后面穷追猛打，企图逆转整个辽东战局。危机时刻，薛仁贵率本部兵马像一把尖刀冲杀出来，将敌人大军拦腰截断，敌军顿时大乱。经过一番奋力厮杀斩敌首五万人，大败高句丽军，挽回了溃败的局势。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三城，最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巨大胜利。
金山之战，可以说是唐初用兵辽东中罕见的大规模遭遇战，是平定高句丽四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此战基本消灭了高句丽精锐部队，为唐军彻底平定高句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听到获胜的捷报后，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敌，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
“宜将剩勇追穷寇”，薛仁贵并没有陶醉在香浓的庆功酒和将士的欢呼声中，而是选择了继续进发，彻底平定高句丽。十一月底的辽东地区，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四处白雪，万里冰封，薛仁贵命令全体将士身穿具有“保护色”的白衣，迅速出兵扶余（今吉林四平），仅用了14个小时，就斩杀俘虏敌人万余，剩余敌军四散溃逃，据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利用保护色的战役。乾封三年，素以坚固著称的扶余城被薛仁贵的2000人马攻下，其他40余座城池相继向薛仁贵投降。
薛仁贵的大军一路急行，兵不血刃地抵达平壤城下，与行军大总管李绩等诸路大军会师，并攻破平壤。薛仁贵亲自接受高句丽国王投降，史载，高句丽国王高藏在向薛仁贵投降签字的时候，连抬头看薛仁贵的勇气都没有。自此，自西汉王朝后期即立国于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唐王朝将高句丽活动地域纳入了直接管理的统治体系，高句丽正式成为中华版图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这种一统天下的硕果，也让薛仁贵老泪纵横，如释重负。因为平定高句丽，是隋唐四代帝王的梦想，如今终于在唐高宗这一代，在薛仁贵手里得到了实现。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12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40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人，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70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 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二
那么，隋唐皇帝为什么要灭高句丽呢？
自高句丽建国后，就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文化、贸易往来。北魏时期，高句丽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高句丽将“句”字去掉，自称“高丽”（仍是高句丽，不同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12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40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人，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70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 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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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3 11:5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