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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18日《检察日报》报道，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向检察机关举报是举报这一制度形式的表现之一，举报还广泛存在于公安、税务、环保等领域，相较于这些领域，检察系统的举报更多体现在对职务犯罪的查究，因而也就往往涉及权力行使问题。举报是有风险的事情，直接针对权力行使问题的举报，风险尤甚。因此，约70%的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一方面说明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尚显乏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权力本身仍然缺乏有效制约。
本月早些时候，在“中国2010年检察举报工作论坛”上，检察机关还公布了另外一个信息，即目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群众的举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立案的案件数占全部立案总数的70%左右。在正常情况下，职务犯罪的预防与发现应建立有相应的起作用的机制，社会举报只是查漏补缺，作为补充或辅助。目前检察立案对群众举报的依赖度这样高，要么是因为举报热情极其高涨，要么是因为固有的、主要的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对比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来看，问题出在哪里是显而易见的。
大多数职务犯罪非常隐秘，在一些场合，检察机关也表示查处起来有难度，那么普通群众掌握情况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事实上，从曝光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有些案件来自于家人、情妇甚至是小偷的举报，有些则是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反水”，还有一些基本可以视作是权力内部斗争，比如江西国土资源厅三名副厅长遭厅长举报同时落马的案件。
举报人有时也称作证人，在司法程度较高的国家，一般都有证人保护法。如美国有《证人安全改革法》和《被害人与证人援助守则》，英国和澳大利亚有《证人保护法》。这些法律不仅严格保证举报人的安全，还明确了国家应尽的责任，为举报人提供系列国家服务。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作为线索来源，还是保护举报人安全，举报制度都需要纳入法治轨道，从法律上对举报概念及其制度、国家与举报人的权责关系等加以明确。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固然有相关规定，纪委、公安以及其他一些执法部门也都制定有各自的举报规定，其中一些仅是内部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举报”是法律概念、行政概念还是政党纪律概念，是执法机构的内部事务还是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如果不加以明确，极易在现实中造成混乱。此外，法律规定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那么国家应向举报人承担何种责任，举报人与受理机关之间是什么关系，乃至谁来保护、怎么保护、保护不力需不需要赔偿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法律予以明确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举报的依赖程度、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等局部反思自然必要，更重要的是，要从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角度，将举报制度与如何制约权力一同进行整体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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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1 14: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