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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杜光东
对话杜光东：
“这个判决来得太迟，我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
本报：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提起国家赔偿？这两年在忙些什么？
杜光东：我不太懂法律程序，总以为法院会给我一个说法。出狱后，我的公司什么都没有了，但我还有很多学生，我们一起做一些科研，帮企业做软件开发，一直等到现在。如今，诉讼时效要过了，如果我们再不闻不问，那等于错就错了，一辈子永远窝囊。
本报：这个事件对你的事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杜光东：法律是公平的，尽管这个判决来得太迟，但它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即便如此，我的人生也已经被彻底改变。让我感到最痛心的是，国家培养我到博士毕业花了20年，可我只为国家工作了9年时间。信控机项目是集成了当时863计划许多关键技术的一个国家级项目，所主持研发的信控机项目当时本来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几年过去，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研发工作现在早已突飞猛进，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本报：失去自由三年多的时间，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杜光东：很难一句话说。进看守所后，我看法律方面的书，试图讲道理，但没有用。三年时间，时间越长越绝望，最后只想能活着回家，虽然现在回家了，但直到今天还是很恐慌。
本报：说说你的家人吧，他们经历的苦困一定不比你少。
杜光东：我第一次被羁押，女儿才出生八个月，当时还在哺乳期。我的妻子每天只要有票就去北海，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是去打听消息。就这样，第一次被拘留的33天内，她一共飞了29个来回。
本报：最困难的日子过去了，生活必须继续，有什么打算？
杜光东：从2002年到现在，一晃八年折腾过去了。想当年，我38岁做了国家863计划的组长，那时候多年轻啊！可是这几年我的研究几乎中断，我现在都50岁了，人的一生也就这样了。（信息时报 记者闫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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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6 19:3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