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孝道（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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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孝道（修改稿）

“孝道”是汗儒文化的核心，它产生于农耕社会并服务于农耕社会，当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他又是固守农耕社会宗法专制制度，拒绝现代文明的一种文化制度安排或约束力量。

“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早期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人们生产能力低下，全社会大多数人都在饥饿与温饱之间游荡，每个人必须依赖家庭、家族血缘关系来抵抗饥饿和灾荒并筹划“养老”“医疗”等未来风险问题，讲究“孝道”就成为保证这种社会成员之间执行这种“隐性契约”安全性的内在道德约束力量。早期欧洲家族的兴旺，印度的种性制度的发达，都足以说明讲究“孝道”并不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优秀传统”（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问题在于，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多民族纷纷抛弃了“孝道”（如欧洲），而中华文明还一直恪守着“孝道”，成为“家训”“祖训”“国训”教条贯穿始终。
最近我看《非诚勿扰》电视节目，很多80、90后择偶标准里，都有要求对方“孝顺”这一条件，最近我还听说，现在有很多幼儿园，让不懂事的孩子背《三字经》、《弟子规》成为了孩子的必修课，新儒学试图用“儒家文化”来整合世界文明，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不吝与人类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如果是也，真当引起我们每个人的警惕！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孝道”教育的结果，使多数人只意识到，“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父母等亲人而活着”，“我长大了要挣好多的钱，孝敬我的爸爸妈妈”。而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追求。在中国，大多数人的个人的幸福是以父母、亲人的幸福而幸福的，也就是只意识到作为集体中一份子而存在个体，忽视了作为一个纯的个体（没有任何强制力压迫）而存在的价值。在汗儒文化的价值体系下，过多地强调个人的“义务”，而忽视了个人还拥有诸如言论，思想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在讲究名分、等级的纲常伦理之下，弱者的权利，几乎总是被家庭和国家遗忘。

崇尚“孝道”价值体系的恶果很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以“孝”治国，即用治家方法治国，必然产生腐败。在传统中国家庭中，依靠血缘，亲情进行经济利益交换和抵御经济风险，当一个家庭中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需要用钱的时候，总是在亲友之间“办事”----实际上是周济互助行为。在传统中国（包括现在），做父母的最大指望，就是在众子女中能出一个做官的子女，那样父母就可以孝的名义让做官的子女去周济其他兄弟姐妹或者亲友，而当官的子女因为从小就接受了这种文化，也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事情很荣耀，能赢来社会赞誉，体现个人价值。当遇到灾荒，这种家族之间的习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降低了自然风险，也代替了政府职能，做了本该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但是，当自然灾害很大，靠亲情，靠家庭也不能调剂时候，政府又不作为，老百姓必然三五成群开始闹事，成为匪徒，最后汇聚成河，向首都进军，把皇帝赶走！（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开始新的轮回。

政府官员都心怀“孝道”，家族成员内部的亲友也必然会不断来索要，官员的工资不够用，必然就要向家族外的委托人索贿，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崇尚孝道，成就了一支2000年来亘古不衰的贪腐的公务员队伍。

从另一个角度，家庭、家族的经济利益调剂功能的过于强大，也必然成就一个不思进去、忽视民生的贪腐政府，很多事情，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自然灾害等大事不用政府去做了，政府的财政就只需用来豢养军队和贪图享受，而政府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当政府不干正事，只干贪图享受的时候，必然要来扰民，必然要侵害老百姓的权利，中国政府历来是税收最高的政府之一，在乾隆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存款（库银）是世界上最多的（高达7000万两白银），这些民脂民膏基本是用来给皇帝和贪官挥霍的！几乎不会用在民生上面。全社会资源，过度地配置给了政府，而政府又用来不干正事，要么，办“千叟宴”、要么“修长城”、盖“大楼”。而用来干正事，比如发展生产和商贸的资源配置所剩无几，中国社会后来不贫困落后都是不可能的。
当代中国，面临着同样问题，政府税收增长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养老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长极为缓慢，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触目惊心！

由于“孝道”过分强调家庭、血缘之间的经济利益交换关系，那么这种利益交换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随着家族的扩张而增大，父母生得孩子多，未来的利益回报就大，
“多子多福”是社会普遍现象，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则是鼓励古代中国人多生孩子的“刚性”要求。“父母在，不远游”要求成年的子女们守在父母的身边尽孝-------即保障父母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如果子女们都“远游”了，那么“养儿防老”的经济功能将无法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口众多，重农轻商，人民长期在温饱以下徘徊的真实原因。

由于“孝道”过分强调家庭、血缘之间的经济利益交换关系，而表面上又以所谓“温情脉脉”礼仪、礼节渗透人民的生活。儒家表面上的“不言利”之下，培养了中国人虚伪的民族性格，在家族之外，欺骗与谎言是生存的技能（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我观察中国古现代的家庭结构，对比西方家庭功能结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温情脉脉的情感交流，在尊重个体利益文化的西方家庭中，我们没有看到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看到的是更多的代际之间交流。而在崇尚儒家“孝道”的中国家庭中，到处可见因扯不清的“孝道”债、“亲情”债，“人情”债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家庭之间没有这种经济利益交换，如果，作为儿女，特别出色的成年儿女，过春节回家，不给父母钱财，从父母亲的脸色中，大体可以体会出这种经济利益交换功能，如果你有钱了，不去周济你的兄弟姐妹，在你的父母中，你永远不会是孝子！

反对“孝道”是我们每个人的历史责任，因为通过观察中国150年来的曲折现代化过程，只有摒弃了孝道，汗儒文化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获得生机，那种主张用儒家文化拯救当代中国乃至拯救世界的想法，就如同当年热血知识份子试图用“公有制”解决中国人近1000年以来的贫困问题一样不靠谱，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世界上很多民族为我们作出了样板，他们共性只有一条，那就是都彻底抛弃阉割个性的等级文化，代之以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文化价值，都摒弃了家庭功能中的经济利益交唤功能而代之以感情交流和爱。“血浓于水”不再是信任的尺度，信任必须来自于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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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3 16:4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