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随迁子女高考的争论，我再叽歪叽歪，其实子女高考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我反对的是整个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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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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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近随迁子女高考的争论，我再叽歪叽歪，其实子女高考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我反对的是整个户籍制度!

观网上有许多人强烈的反对对现有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想给大家介绍几篇文章，让大家更详实的了解，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几篇文章都比较长，希望大家能有耐心的看完!
1、秦晖先生的《从南非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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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摘录如下：
几个“术语”的比较

1，“二元体制”（Dualism)：学者常常用这个术语来称呼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黑人与白人的不同待遇。[6]而在中国，人们形容城里人与农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说法是“二元结构”。有趣的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南非的“白黑二元”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当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动工人”(migrant labors)：南非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黑人劳工，当局要他们在城里只打工不安家，把户口留在“黑人家园”，因此给他们的官方称谓是“流动工人”——不称为“黑人劳工”也有掩盖种族歧视之效。而我国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农民工”，最近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说这个称呼不好听，郑重建议改称“流动工人”。migrant一词有“移民”和“候鸟”、“往返迁移动物”二义，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义，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鸟型工人”。按照南非种族隔离理论家W. W. 埃塞伦的说法：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言之，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13]我们的“农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吗？他们不也有“候鸟”、“两栖人”之称吗？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 urbanization)：这个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医学界人士对黑人移居城市带来流行病和性病的问题提出的迁徙管制建议。[14]但后这个概念来被无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贫民窟、脏乱差、治安问题等等都归咎于黑人进城，从而对黑人厉行管制，并且成为种族隔离时期的重要“国策”。而在中国，类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动”。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简陋棚屋叫做“违法擅占”，中国则叫做“违章建筑”，姚洋先生认为贫民区“侵犯产权”，这与南非说的illegal squatting是一个意思。提出“有序流动”就是要禁止所谓“盲目流动”，对此赵树凯先生有个尖锐的批驳：“即便是盲目流动，难道农民就没有‘盲目’的权利吗？流动既属于基本人权，……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盲目流动’又有何不可？”[17]南非进步人士对“有序城市化”也有类似批判。区别只在于：南非排斥“无序城市化”总拿美国的“贫民窟”做靶子，而中国批判“贫民窟”则喜欢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为美国的贫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国没有“黑白问题”，而且羡慕美国富裕，就拿更穷的印度来说事了。

两个“经济奇迹”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如何解释这一“奇迹”则众说纷纭。对此，看看另一个“奇迹”是很有意思的。

许多中国人对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矿和布尔山羊，但其实南非早已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今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厂”之称。该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采矿业成为国家最大经济部门，1965年制造业产值更超过了采矿业与农业之和。使南非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南非的铁路与电话均占到全非洲的一半，[18]发电量更占全非洲的57%，人均用电水平与英国相当。

南非的经济“奇迹”还有两个堪与中国相比的特点：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数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国的农民）消费能力低下，南非与中国一样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两国“奇迹”的共同特征。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中国居民有车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却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国学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说：由于印度国家在“征地拆迁”方面太无能，她想修建中国那样的高速公路网几乎绝无可能。

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诸多原因”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与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矛盾：流动劳工素质不易提高，绝大多数人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27]

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样有“诸多原因”，但没有“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廉价劳动力”）和“圈地运动”（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当然，上述关于“南非模式”的弊病与其最终结果的论述，相信也会使中国人浮想联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28]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经济之外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这就像中国的“农民工”：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这能掩盖他们在城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吗？

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由于收入数额变大，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而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行业中“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实际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里也在明显扩大，而且与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对率缩小、绝对量扩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上述两项收入差距无论是相对率还是绝对量都在扩大。也就是类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况，而要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晚期的情况更糟。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32] 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市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采取好斗行动”来维护种族隔离，以至于直到1970年代末，种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资本家与白人工人的政治联盟”。

这种体制与中国的体制类似。只不过南非的黑白之别对应于我们的“市民-农民之别”。应该指出，中国自1950年代以后的“农民”既不能以聚落类型定义（很多农民实际上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我国的县城，改革前往往多数居民都是“城关公社”的“农民”），也不能以职业定义（很多“农民”并不务农，从而形成“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之类概念），甚至不能以阶级定义（不仅有“农民工”与“农民企业家”，而且还有干群的对立），“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改革前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1978年我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在城市内部只有0.164, 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 但若计入城乡差别，则全国的吉尼系数却达0.331, 已经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40]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

改革30年来，中国城市与农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应该说相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中国的体制对“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特殊城市）户口”的穷人还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对“穷白人”也还不错。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

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

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呢？而面对外部世界的批评，一些人也与南非布尔人一样从历史上受外部欺负的经历中获取“正义感”，认为欺负过我们的外国人没资格批评我们。然而南非民主化的过程已经证明，这样的逻辑是无法面对历史潮流的。
内容太多，后边只转贴出一些标题:

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

“暂住证”与“通行证”：

孙志刚与沙佩维尔之痛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1）：

南非的索韦托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2）：

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

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

索菲亚事件与深圳大“梳理”

只许官“圈”，不许民卖：

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下篇

何去何从：前景的比较

“低人权优势”的可比性：

中国与南非都“不是”什么？

全球化背景下“低人权优势”的改变：

“福格尔影响”与“沙利文影响”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

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中国与南非的不同：

中国能避免民主化以后的“类拉美化”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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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8 14: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