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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傅军: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措施或带来滞涨
(2011-10-01)
● 杨保安 报道
中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人民币财政刺激措施,让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充裕的资金,对民营企业则产生了挤压的效应,并为经济撒下了滞胀的种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昨天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不是“单纯的商业银行,它们是政府的延伸”。
傅军现年49岁,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在市场投入大量的钱。但国有银行是向国有体系倾斜,受惠的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因此受crowding out(排挤)。他说:“民企活得很累。”
傅军指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在负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环境下,资本的获得几乎没有成本,只要能借到钱,“不用聪明的人也能发财”。然而,能获得资金的是一小部分与权力接近的人。
他说,中国的民企对中国的经济贡献是:出口,70%;国内生产总值,60%;就业,80%,但是它们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只占总贷款约20%。
在这情况下,加上通货膨胀加速,他担心中国经济会有滞胀的风险。
谈到中国的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傅军指出,中国商品市场化,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则还是滞后。他举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为例说,中国的农民到城市工作,但他们的农民身份没有改变,他们无法成为城市人口,无法享有城市人口的福利。因此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滞后“系统地把农民该有的收入给压低了”。
他说,商品市场化但生产要素滞后,权力掌握了生产要素,与权力接近的人更容易致富。
傅军在2009年出版一部学术著作《国富之道》,提出了“BMW”的命题。他说,一国的财富(Wealth)是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纵向科层制度(Bureaucracy)和横向市场制度(Market)的函数,两组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决定了国民财富是否可以持续发展。
纵向科层制度包括人才遴选制度及权力的制衡,而横向市场制度则包括人格化的激励、产权的保护及反垄断等制度的安排。
问及中国目前的发展,在纵向及横向制度安排是否有缺口,他说:“目前我们学的是物理层面的比较多,也就是‘山寨版’,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但是,社会要发展,后面必须有个制度安排,他称为制度技术(institutional technology)。
例如,在纵向的层次,中国通过考试制度录取人才,考试制度是不错的,但是考试的内容还是有问题。大学的教育侧重培训,而缺乏独立思考;培训意味着还有外在权威的存在,而要达到权威内化,则只有通过独立思考的培养。此外,权力的制衡应该是来自客体,而不是自我制衡。
在横向的层次,要明确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而不仅是物体的产权。同时,也要发展完善的反垄断体系。
在回答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富国,傅军表示,两百年前中国人口占全球约三分之一,中国当时的生产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占全球生产总值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0%。他说,中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生产总值也应该达到全球的五分之一。
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搁在历史的角度,我们脑子要清醒,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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