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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析八旬老人跌倒事件：群众真是“不敢”救人吗？
重析八旬老人跌倒事件：群众真是“不敢”救人吗？
方玄昌
提要：“不是不愿，而是不敢”的理由，不足以解释民意调查中“愿意出手帮助”者所占比例在武汉事件中的完全失效；悲剧或许源于围观行为形成的群体效应，这一效应还可能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9月2日，武汉一88岁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终因窒息而死（下称“武汉事件”）。事件发生迄今已有一周，与国内时常出现的死亡十数人乃至数十人的矿难、车祸相比，这一死亡仅有一人的“小事件”，在网络、电视及平面媒体中引起的反馈却丝毫不亚于前者。
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导致舆论汹汹的主要原因，是此事关联到了之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及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两者均在有罪推定下做出令人心寒的判决——而今，两起判决的负面效应显现，“终于出人命了”。
武汉事件发生后，法学界及社会学界人士发出声音，认为“法律应该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甚至提议重新审理“彭宇案”；大众中一些人士发出声音，谴责袖手围观者；政府相关部门则给出具体建议，让公众往后遇到类似问题时先收集好证据，然后出手救人；还有主流的电视节目，则开始播放与“无人敢扶”情况相反的正面案例，力图挽回这一案例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这些呼吁、建议及正面宣传的努力，在往后出现类似武汉事件的情况时可能会发挥一些正面作用，但它们能否从根本上召回民众匡扶正义的信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或许重新分析事件发生时围观者的心理。
乍一看，有了“彭宇案”“许云鹤案”的前车之鉴，武汉88岁老人摔倒后一个多小时中，围观者“不是不愿，而是不敢”的心态似乎可以解释其结果。但我们或许还可以再追问一句，他们袖手围观真的全都是因害怕摔倒者倒打一耙、自己陷入官司并且被判承担民事责任吗？
可以肯定的是，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摔倒后被扶起的老人反口状告帮忙者并获得胜诉的概率，将远远低于乘飞机遭遇空难的概率（“彭宇案”“许云鹤案”都缺乏目击者，事实真相迄今未明）。民意调查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公众实际上也认同“帮扶跌倒老人并没有那么危险”。
在南京“彭宇案”发生之后，有网站做过民意调查，对于“你以后遇到此类事会出手相助吗”这一问，回答“会毫不犹豫的出手相助”者超过了一成，还有约27%的人选择“先确定旁边有人作证，再帮扶”。按照这一调查结果，武汉88岁老人跌倒后，选择救人者应该接近四成。武汉事件发生后，又有网站做了类似调查，选择无条件出手相助者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这一选择救人者比例，在武汉事件中却完全失效。很难想象，闹市区一个多小时内经过的众多围观者，碰巧集体胆小怕事或者极端自私。因此，以“不是不愿，而是不敢”的理由来解释这么多人的一致行为，很难令人信服。
或许，我们需要为武汉事件提供另一种解释：这是一个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的加和。也就是说，老人跌倒后一个多小时内，假如这些路过者均是单独行动而没有形成围观场景，那么其中很可能会有人愿意出手相助；而在围观场景形成之后，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个群体效应。
这个群体效应，一方面表现在群体环境中个体易产生“不做出头鸟”的心态；更糟糕的是，个体间相互提醒、感染，让“彭宇案”“许云鹤案”的恶劣影响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酿成悲剧。
也就是说，武汉事件在围观群体形成的那一瞬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人们是带着本次事件之外的情绪在围观这个88岁的跌倒老人；这种情绪，不仅仅来自对此前两桩案件判决结果的潜意识抵制，还可能融合了公众对于司法系统乃至于整个政府机构过去行为的种种不满。那一个多小时，现场人们围观的，不仅仅是一个跌倒的老人，更有司法系统及整个政府机构此前的不合理行为，跌倒老人只是很不幸地成为了这场围观行动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武汉事件的围观行为及其形成的群体效应还没有结束，它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人们哀叹“终于出人命了”，所带有的情绪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此前两桩案子判决者的愤慨，认真去体会，会发现大家心底深处还有一种原本不应该有的快意：悲剧了吧！你们（司法者，乃至整个政府）“终于”要受到更多谴责，谁让你们老干坏事？
假如这一解释成立，则很令人担心，随着这一群体效应蔓延，下一次如果再出现与武汉事件类似的情况，悲剧重演的可能性还将增大。电视正面宣传、法律纠偏、以及道德重建的呼吁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建议重审“彭宇案”“许云鹤案”，如果真的这样做（事实上不可能），庶几可算是给公众一个实质性的交代；但要彻底中止这一群体效应，就需要平息公众心底深处的种种不满，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长远而艰巨的工程。
有人把武汉事件看成是民众道德沦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未必——这一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激烈反应可反证大家依然认同基本的是非观。问题是，政府行为（司法机构不恰当的行为）让道德渐趋丧失基本的社会教育作用，其长久的引领效应，确实可能会让道德逐步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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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7 12:2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