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论孝道----请小逆，小黎，小阿，小寒，小全呆呆虫等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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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论孝道----请小逆，小黎，小阿，小寒，小全呆呆虫等阅

罗素在上世纪初来北京大学讲学一年，写了一本书《中国问题》，他以为中国辩护的口吻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其中很多问题和今天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不为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折服！他关于孝道的认识比我们中国人清晰，小逆，小啊，小黎，小寒，小全、呆呆虫你们不妨学习学习。

罗素反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孝道文化。儒家的孝道认为，“因为家里穷、父母年迈而不去做官是有悖于孝道的，因为做官高官厚禄，就可以供养双亲。而不孝中最为严重的情形就是没有子嗣而断绝了对祖先的祭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概正因为此种信条，中国人的生育才较频繁，多生子女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第30页）但是，罗素认为孝道文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曾经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有过，但是，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而不是文化优越性所在。
一般来说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族关系为依托的孝道文化便逐渐淡漠，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仍然保留了这种落后丑陋的文化。（这个判断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关于孝道文化与金融学分析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维护与中国的立场，罗素还是站在辩护的立场为之辩护说：“中国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自然，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
“因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受贿和耍阴谋。所以，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得小。”（第30页）罗素认为，相对导致军国主义与战争的爱国主义而言，孝道对世界的危害性要小一些。但是，孝道文化为谋家族谋私利，常常不惜耍阴谋诡计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因此，这种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利益为核心，无视公共精神与严重缺乏公平正义感的教道文化价值观，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祸患。只要有这种东西存在，那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清廉，不可能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效治理贪污腐化的社会现象。
因此，罗素对孔子及其儒家基本持反感与厌恶的负面态度。唯有对儒家的礼节赞美好加。罗素以为孔子的礼节是阻止战争的利器，其实他错误地理解了孔子及儒家的礼的涵义。那就是与孝道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礼，常常就是根据上下尊卑利害关系来进行的送礼受礼，也就是变相的行贿受贿，这种礼并不是英国绅士所行的那种彬彬有礼的礼，而其实是一种疏通人际关系，表明权力与利害关系的方式。
罗素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一些形势。”
罗素也说到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特别表现在满清入关之后，在满汉在男子蓄辫子与女子放足问题上达成的妥协上。满清的风俗习惯原来是：男子蓄辫子，女子放天足。但是，这个风俗习惯遇到了汉人男子蓄发，女子缠足的习惯。博弈之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男人蓄辫子，女子缠足如故。满人与汉人互相作出让步。因此罗素说：“这样等于在原来的陋习之上再加陋习。”（第50页）有意思的是，罗素把这样中庸妥协比附为英国的政治妥协从而与英国十分相似。这也是为了英国人理解中国人的写法。
出于对中国“爱之深，恨之切”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罗素很有节制地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提出了三个批评意见，说中国人的主要弱点就是：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缓解。”（第165页）。中国人没有人权观念，也没有人权意识，政府及社会都没有赈灾意识。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第165页。）罗素早在近一个世纪前所看到的现象，现在的中国当然有了不少改变，但是，类似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关于赈灾腐败的事情，仍然是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现象。
另外，“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因为在中国“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在中国如果不欺诈，不贪污地诚实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这就是罗素当年遇到的中国生存困境。
罗素尽管同情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为中国辩护，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实在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绝望的情绪。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对权力的特殊嗜好及用权力甚至武力弄钱的巨大习惯，这意味着中国人即使获得独立、自由、拥有了财富也不会知道自己终究将要走向何方。他这样评论中国人：“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的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受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第160页）。罗素当年这个不经意的观察与判断，竟然预言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官员生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升官发财”之梦的顽固。用当今在中国官场流行的话说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如今中国的贪官污吏，携巨款外逃西方国家定居安享人生，与罗素当年所见所闻不是更加变本加厉吗？一种核心文化价值观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也不要奢望会有其他根本性的改变。
(此文由我就是代目在2011-11-30 15:23:3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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