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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不卖，至少农民有了选择的权利！笑话，土地问题是为了保护农民？这和南非的“穷白人”说，黑人就应该回到他们部落，回到他们的土地上，不应该到城里来，这是为他保护他们，保护他们黑人的文化！
只许官“圈”，不许民卖：
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而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所谓“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群己权界”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而自由体制下界属个人的那些“私权”（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国家”会把管制土地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的“被集体化”以适应“圈地运动”、“卖地财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的冲突。17世纪布尔人在南非最初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名义下的租让农场制，即政府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后，按种族身份特权“租”给布尔农场主使用。这种制度完全无视黑人的土地权利，特别便于白人国家圈占黑人土地，它与当时的黑奴制并行，成为布尔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但是它也造成地权不明晰，妨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在推行废奴改革的同时也试图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就宣布废除任意圈地的混乱制度，国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价高者得。拍卖后土地即为私产，可以自由交易。这种“以买卖代替征用”的私有化土改主要有利于拥有资本的英裔，但其只认货币不论身份的私有制逻辑如果延伸下去，则黑人也将有可能购置地产，而白人国家将不便强征。因此这一改革受到布尔人的强烈抵制，一直难以推行。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又颁布“关于改善霍屯督人和开普其他自由有色人处境”的第50号法令，规定黑人可以自由迁徙，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这一举措更惹恼了布尔人，他们因此大量离开开普地区向北迁徙，并建立摆脱英国统治的两个布尔共和国，最终引发了布尔战争。[71]
但是英国战胜后为安抚布尔人，却不再坚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后来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战前布尔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国家圈走的情况下，该法伪善地在余下的黑人地区实行“平均地权”，规定部落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每份不超过10英亩，一家不能拥有多份，份地不能买卖。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给黑人。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仍然在土地问题上博弈，并在争论中通过1913年、1936年两个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南非白人国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取消了1813、1828年英国人土地私有化改革时许诺的黑人购买、拥有土地的权利，严格禁止黑白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白人农场主可以雇黑人劳工，但不能向黑人出租土地。在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放弃了农牧业而转变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转给其他白人农场主，或流转给国家用于项目开发，但决不能流转给黑人。而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
同时，即便是对这些黑人部落区保有的土地，国家也可以随意征用来搞开发。使用份地却没有所有权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国家安排的黑人家园自治机构也好，都不能对白人国家的意志说“不”。[72]
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结构”给南非白人当局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当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即便黑人长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权利，同时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内拥有份地为理由，把所谓保障的责任推卸给黑人部落，否认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他们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73]以此一次次地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国家以防止“黑人无地”为由伪善地维持黑人部落集体所有制，但国家却可以凌驾于“集体”之上，利用不承认黑人土地私有权的方便，任意廉价征地，把黑人从一块又一块的故土赶走。因此，南非一方面从来不存在所谓黑人内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造成“土地兼并”的问题，但白人国家“兼并”黑人土地的问题却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国家都严重。当1936年南非土地关系最终定型时，占总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统治的“国家”）却拥有全国土地的87%[74]。
这样的土地制度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背景，也就与中世纪差不多，不会比自由化的土地制度更有优势。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水平下，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流动却使南非成为当代世界上“圈地运动”的典型地区，除了后来的中国，大概全球没有哪个地方像南非那样，一旦哪个投资项目取得了政府的同意，就可以随意拿到土地、进行低成本征地拆迁、赶走原住民。可以任意划拨的廉价开发土地与任意驱使的黑人劳工成为南非在全球化背景下“招商引资”的两大“优势”。由于既没有“钉子户”，所谓的“交易费用”也很低，南非的城市化用地与基础设施用地都比民主国家阔绰很多。她的大城市美轮美奂，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十分“超前”。如前所述：南非尽管白人普遍有车，但由于多数黑人贫困，全国平均私车拥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南非的高速公路建设在1960年代前后就迅速发展，到1980年代这个高速公路系统规模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比英、法、日等发达国家都多。[75]
民主化以前南非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土地关系，在今天世界上最为相似的大概就是“经济奇迹”年代的中国了。我国改革前靠“人民公社”这种“被集体化”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改革后农民可以退出土地集体经营，但仍然无法退出地权“集体所有”，这种“被集体化”因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又发挥了更大作用。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只许官圈，不许民卖”。官府可以任意圈占土地，而农民则不能处置他们的“份地”。尤其在涉及改变用途时更是如此。笔者指出这就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尺蠖效应”：如果“保护耕地”之说得势，上面就会更加严禁农民自愿售地，但官府圈地仍然是想圈就圈；如果“无需保护”之说得势呢？那官府就会更加狂圈土地了，但农民却仍然不能自愿售地。[76]南非的土地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这样。只是他们的黑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民，而他们的强制性“部落所有制”相当于我们的强制性“集体所有制”。
当然有人说，白人南非规定黑人必须保持“部落所有制”而不许私有土地是用心险恶，是要抢黑人的土地。而中国官府规定农民必须保持“集体所有制”而不许土地私有是出于好意，是怕农民不知惜地、胡乱买卖沦为“无地农民”。我曾指出对于这种说法最好的判断就是：假定你真的关心农民竟然胜过农民关心他自己，担心农民鼠目寸光可能会自断退路，我说农民没你想像的那么傻，也说不服你，那么好吧，你可以管制农民卖地，也就是“农民如果想卖，未必就可以卖”。但你能不能至少把地权归农实行一半，同意“农民如果不想卖，就可以不卖”呢？如果做不到这一条，遏制不住“圈地运动”，又何谈什么防止“无地农民”？假定你真的希望农民在涉地事务中增加“集体谈判能力”而害怕他们一盘散沙受人欺负，那更简单：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自组农会？其实制度的逻辑要比那难以猜测的“用心”更重要。一种官府权力不受制约、而百姓权利不被承认的制度安排无论初衷多么良好，结果都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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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2 19:4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