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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第六篇
“科学家”方舟子
在最初，我除了注意到方舟子的好名和好掐之外，另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此人的胆子真大。说一个人胆子大，属於中性的说法，往好的方向理解，叫敢做敢为；往不好的方向理解，可以说是胆大妄为。我当时是往好的方向理解的。
我为什么会有“方舟子胆子大”这个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在我结识新语丝之时，方舟子已经“弃科投网”了：即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科学训练，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对当时多数人来说都属於未知领域的互联网。
应该承认，在20世纪末，生物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就业前景不好，而网络经济却如旭日东升，前途无量。所以，在美国，有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改行学电脑和网络技术，以求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但是，方舟子的“弃科投网”与这些人显然不同：第一，那些生物学家们改行，基本上都通过以下程序：先接受一段时间的重新学习和训练，然后再寻找雇主、重新就业。而方舟子似乎并没有寻找雇主就业的打算；第二，那些改行的生物学家们在改行之后，一般都不愿重提自己以前的经历。而方舟子则把自己的生物学资格宣传得满世界都知道。
在新语丝的“方舟子作品”链接之下，有一个“自我介绍”栏目。在其中，方舟子把自己定位为“生物化学家”（A Biochemist）、“诗人”（A Poet）、和“网民”（A Netizen）。也就是说，尽管方舟子自称从高中时起就开始写诗，并且，根据他的自我介绍，他作为“诗人”和“网民”的成就远大于他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成就，但“生物化学家”这个头衔却是列在第一位的。换句话说，方舟子最引为自豪的头衔，就是这个“生物化学家”。
根据方舟子自己的介绍，他在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就读细胞生物学专业，1990年毕业。同年，方舟子进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学系，师从Dr.Z.
F. Burton，方舟子大约在1995年底获得博士学位，因为他在1996年1月就开始到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 Dr. Martin A. Gorovsky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1997年5月，方舟子离开罗切斯特大学，到位於加州的“索尔克生物研究院”(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作第二任博士后研究。1998年底，方舟子离开“索尔克生物研究院”。从此以后，我们这位“科学斗士”与科学实验室彻底诀别。
现在大家当然知道，方舟子这十三年左右的、半途而废的科学生涯，乃是他打假的一个最重要的本钱。你看他，先以福建省高考语文状元身份进入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中国科大生物系，然后得到美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即使是在摆脱了科学研究之后，他还能够一会儿是分子生物学博士，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科学家，一会儿又宣称自己是“生物医学出身”。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变万化，不仅令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文科傻妞”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就连专业与之相近的亦明兄，也不禁暗生仰慕之意：看看人家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何祚庥语），就是不同凡响！
【我在写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就料定麇集在“虹桥科教论坛”上的某些“方舟子的夥计们”又要猜测说，亦明与方舟子曾有“断背”情缘、我对方舟子是爱不成转生恨了。对于他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全部都是出於私心、基於私利，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和公愤。这真是一帮卑鄙龌龊的“科教败类”！关于虹桥诸人，以及他们与方舟子到底是些什么关系，本人将在后文详细分析讨论。】
确实，对於方舟子来说，他的这些科学训练、这个博士头衔就相当于一件“科学”外衣，披上了这件外衣，方舟子真个是“战无不胜”。（《何祚庥：为什么我总是支持方舟子》）。也就是说，没有了这件科学外衣，方舟子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方舟子的文章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阅读，方舟子的那些什么《科学成就健康》啊、《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啊，就不会有几个人去掏钱购买，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邹承鲁、何祚庥就不太可能给他当后盾，“总是支持”他。
那么，这件美丽的科学外衣之下，到底包裹着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和躯体呢？作为“科学家”的方舟子，其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呢？这就是我在下文所要分析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文字中的观点和见解，虽然在几年前就已经具有了雏型，但只是在动笔撰写本文之时，它们才得以逐渐的明确与清晰。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本人不宣称自己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作为一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今社会的人，我更重视自己的“后见之明”。第二，我不为自己曾经在新语丝网站发表过文章向任何人道歉。实际上，我相信，以亦明为笔名发表的文章，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1 方舟子在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
方舟子的正规科学训练，开始于中国科技大学。而熟悉方舟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他提到这个本科母校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提及那个授予他“美国博士”母校的次数。这种人情冷暖淡浓薄厚的差异，当然不太可能是因为方舟子更热爱中国、更热爱中国科技大学。因为从他的言论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方舟子的是非观念、价值标准、行为取向，几乎全部以美国的文化为轴心。实际上，方舟子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他对东方文明的蔑视和仇恨，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而他所表现出的对美国的热爱，也远远超过他对祖国的感情。因此，方舟子之所以屡屡提及中国科技大学，而极少提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其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读书的时候，中国科大在中国的地位远较密歇根州立大学在美国的地位为高。提中国科大，能为方舟子脸上增光添彩；而提密歇根州大，他会觉得灰头土脸。如此而已！
那么，方舟子这位语文状元，是如何进入中国科大的呢？在作于1993年年的《我的理想》中，方舟子是这么说的：“除了写诗，我那时还对生物标本制作有着狂热的兴趣〔后来知道大诗人歌德也有这种兴趣〕，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别人去打球，我却躲在实验室里制作植物标本；而到野外捕捉蝴蝶，几乎是我在夏天周末的唯一活动。诗与生物学，如鱼与熊掌，难以割舍。后来之所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却去上没有文科系的理工学校中国科大，乃是因为知道诗歌创作可以业余玩玩，生物研究却必须有专业训练。那一年科大生物系在福建只有两个名额，招生的老师先去的闽北，已把名额用完。到了闽南，便劝我改学计算机。我坚决不干，宁可到别的学校去。这位老师只好把计算机系的名额给了生物系。科大生物系开系至今，只有八五级有三个福建人。而现在，对计算机的兴趣日隆，恐怕不下于生化，那是当初万没想到的。上了科大，学的是现代生物学，并不需要制作标本，从此我也就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
2000年1月，方舟子在与人争论“谁是千年第一人”时说：“我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时，脑海里达尔文的形像多些，所以学了生物。”这年7月，刘菊花在《网络奇才方舟子》中写道：“上小学时，读到了已故遗传学家方宗熙撰写的科普著作《生命进行曲》，‘初知生命进化的奇妙’。1982年国内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方舟子首次接触到了达尔文的著作，‘激起作为中学生的我对一代科学伟人的敬仰，促使我选择生物学做为自己的专业。’”
到了2001年1月，方舟子在《关于中国科大的现状和未来》中说：“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为什么选中了科大？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后悔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青春？就因为那种曾经有过的科大文化，或者说环境。”方舟子总结了当时科大吸引他的三点“科大文化”：“第一点，是独立、自由的教育环境。”“第三点，是关心学生的生活环境。”显然，这两点是方舟子在进入科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方舟子选择科大的主要理由是“第二点，是竞争的学习环境”：“科大曾经被民间视为‘状元学校’，谚云‘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一个小环境中集中了一批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一起互相切磋，对其他好学生，就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们或许可以从“对生物标本制作有着狂热的兴趣”中，窥探到方舟子对达尔文崇拜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出从“立志献身科学”到“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的过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它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它所说明的就是：方舟子对生物科学的理解和热爱，不论是在中学时期，还是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期，都是极为肤浅的。
确实，2000年2月，方舟子在回答他的“前友人”刘华杰的电子邮件采访时，是这样回答刘华杰的“当初你到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时为什么选择了‘细胞生物学’，出国留学时又选择了分子生物学，这是你最喜欢的专业吗？抛开可行性，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科大的生物系只有三个专业：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其中‘分子生物学’相当于美国的‘生物物理’或‘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则相当于美国的‘分子生物学’，所以到美国留学，我就选了分子生物学。我从小就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至今兴趣不减；但在这三个分支中，生物物理和神经生物学其实离传统的生物学颇远，所以我就选了与传统的生物学较接近的分子生物学。但现在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常规化了，在我看来越来越无趣。我们将分子生物学实验称为‘实验台工作’（bench work），并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花一天时间就能把一年要做的实验全都想好，而且换个人来做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最想做的，是对生物学的历史、方法和思想做点思考。我一向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感兴趣，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物理科学方面，因此科学哲学界对生物科学普遍存在偏见。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从生物科学入手，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
方舟子的这个解答，对於不懂生物学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云遮雾绕，高远飘渺。其实，说穿了，它们不过是方舟子为自己最终放弃科学事业而找出的托辞而已。方舟子说他选择中国科大的细胞生物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是因为“生物物理和神经生物学其实离传统的生物学颇远”，而他又因为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不需要制作标本，於是他“就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也就是说，方舟子在中国科大不那么热爱生物科学，是因为那里教授的东西，不是他的所爱。假如方舟子说的是真话，那么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完全可以重温旧梦，找回自己的旧爱，去读那些“传统生物学”专业。事实上，在他就读的MSU这样的“赠地大学”，搞“传统生物学”的专业非常之多，如植物学系，昆虫学系，动物科学系，园艺系，农学系，林学系，等等。MSU还可以满足方舟子对达尔文的思慕之情，供他研究进化论。而方舟子在中国科大时就已经嫌细胞生物学太现代、太不传统，但他却到美国选择了比细胞生物学离传统生物学还要遥远的“分子生物学”，这又是为什么呢？(方舟子说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的生物学较接近”，纯粹是欺世之谈。)
根据上面的疑问，我们又产生了下面的疑问：方舟子说，“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北大：论生物学的师资、条件，中国科大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根本无法与北大相比。更何况，中国科大所没有的、方舟子所喜欢的“传统生物学”专业，在北大则实力相当雄厚。那么，方舟子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北大呢？对於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假如北大的招生老师在1985年也象科大那样，极力争取方舟子入学，但最终被方舟子“毅然拒绝”——以方舟子喜好自我吹嘘的秉性，他能把这个“秘密”一直保存到今天吗？
所以，方舟子所谓“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云云，不过是他后来给自己的脸上贴的金，就象他后来说自己是“生物信息学家”、“生物医学”专业出身一样。至於什么传统生物学呀、现代生物学呀，以及什么喜欢制作标本呀、崇拜达尔文呀，也都不过是方舟子为自己没有能够学好生物学所找出的体面借口：在1993年，那是为自己在本科时代所荒废的学业；在2000年，则是为自己永远地告别了科学研究。
那么，方舟子在中国科大的学业到底荒废到了什么程度？以“二门心思”来学自己没有兴趣的“现代生物学”，方舟子是如何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的？
方舟子对“现代生物学”到底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他在2000年底挑起的“人体革命”辩论中得见一斑。当时，一个名叫吴柏林的留美博士写了一本科普读物，名为《人体革命》。此时的方舟子，借打“基因皇后”的余威，已是名气大噪。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之后，方舟子已经无法忍受平静。而此时另一个“美国博士”吴柏林继陈晓宁之后在大陆扬名，这显然是刺激了方舟子的某根神经。他於是对吴柏林大打出手。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因与后果，本文在后面将有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在此，我们只要看看方舟子在“打吴柏林的假”时，不小心露出的生物学根底。
方舟子的“打吴”文章，《虚妄的“人体革命”》，发表在2000年11月1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发育生物学的一个常识是：人类的性别决定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阴阳平衡’的过程。人类胎儿将自动发育成女性，而要发育成男性，则需要存在Y染色体，位于该染色体中心粒附近的一个基因调控性腺发育成睾丸，睾丸分泌的激素再促使内外男性器官的发育。……”
对此，吴博士在《究竟谁“虚妄”——驳方舟子〈虚妄的“人体革命”〉》（发表于2000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中反驳道：“方舟子还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指说别人的‘常识性错误’，但恰恰是在自己写的这一段短短的‘常识’文字中，竟有3个错误：一是把SRY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搞错了（应在短臂近端粒处），并且还把‘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二是忘记了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三是把早期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中，首先是从男胚开始的，说成是‘女性更为基本的’。”
对於吴博士的反驳，方舟子又作《再说虚妄的“人体革命”》一文（只发表在新语丝上），其中说：“我说的‘中心粒’，乃是对英文术语centromere的直译，我又不象吴博士那样通过二、三手的中文资料写科普文章，而主要阅读的是英文资料，对某些术语采用直译，而一时忘了中文的叫法，没什么奇怪的，许多在国外多年的留学生、学者都有同样的处境，扯不上外不外行。我所说的位于着丝粒附近调控性腺发育的基因指的是编码H-Y抗原的基因，吴博士却以另一个基因位于近端粒处指责我将基因的位置搞错，岂非风马牛不相及？人类胚胎的缺省状态是女性，这是胚胎学的一个常识，吴博士却将此一常识当成咄咄怪事，不知当年是怎么学的胚胎学，现在又是怎样从事胎儿诊断的研究和临床？既然是常识，翻翻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就可以找到依据。我那一段话，在有关条目中就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说法，摘译如下：……”
其实，方、吴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於“细胞生物学”之内的问题，因此方舟子这个中国科大“细胞生物学”专业的学士，实际上要比吴柏林这个美国分子生物学博士，还要占有“地利”之便。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所暴露出来的“常识性错误”才更让人惊讶。首先，方舟子竟然不知道centromere的中文标准译名是“着丝点”，而把它翻译成“中心粒”。其次，从方舟子的第一个错误，我们又发现方舟子并不知道“中心粒”是另一种细胞器官。第三，方舟子在《虚妄的“人体革命”》中口口声声地说，“我以前一再强调，科普著作应该由专家撰写，因为只有专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学科知识，并能阅读原始论文，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但实际上他所看的材料，也不过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这种第二手材料而已。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方舟子对自己错误所作的辩白：他把“centromere”翻译成“中心粒”没有错，因为那是“直译”。
所谓“直译”，实际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对原文本义不懂而做出的“望文生译”；另一种是根据已有的知识而做出的直截的翻译。而方舟子对“centromere”的直译则属於前者。这么说的理由是，第一，他所直译的名称早已被另一种细胞结构所使用，因此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和规范，这个译名都是不可接受的。第二，centromere虽然位於两条姊妹染色单体（sister chromatids）“之间”，但在绝大多数染色体中，它们的位置都不是在“中心”，而偏上或偏下。例如，在人类细胞的23对染色体中，centromere位於“中心”的染色体勉勉强强只能说有两对（第三和第二十）。而这样的染色体，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metacentric chromosome。也就是说，“中心粒”并不位於“中心”。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会把centromere“直译”为“中心粒”呢？原来，在动物细胞之中，有一种细胞器，位於细胞核附近，英文称为 centriole，中文译名恰恰是“中心粒”。由於这个“真中心粒”与“打假英雄”方舟子的 “假中心粒”都参与细胞分裂，而方舟子在中国科大读书时“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他显然没有搞明白这两个东西到底谁是谁。但在他的头脑中，似乎还存在有“中心粒”这个词汇，因此他就望centromere之文，把它“生译”为“中心粒”了。
至於吴柏林博士指出的另一个细胞生物学“常识性错误”，“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方舟子在答辩中连提都没敢再提。
问题是，象“中心粒”这样的“常识性错误”，能否代表方舟子生物学知识的真实水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细胞的结构虽然复杂，但其细胞器的总数也就几十个。而染色体的细微结构虽然极为精致，但其外观结构却相当简单——着丝点更是其最为明显的结构特徵。方舟子在中科大学了五年细胞生物学，就算他在进入本专业之后的三年内一周只记住一个细胞器，也不会在十年之后出这样的大丑。方舟子说他的误译是“一时忘了中文的叫法，没什么奇怪的”。其实，如果方舟子仅仅忘记了centromere的“中文的叫法”，人们也许会接受他的“没什么奇怪的”的解嘲。但是，“值得奇怪的”是，方舟子怎么连“中心粒”的存在也“同时忘了”？细胞生物学中最基本的两个名词术语，一个被他“忘了中文的叫法”，另一个则被他根本取消了存在的资格——这对於一个在中学时就立志献身科学、高考时“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中国的“状元学校”里“不要命的”学了五年细胞生物学的“高材生”来说，怎么会是“没什么奇怪的”呢？
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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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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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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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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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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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4 16: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