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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崩溃”前夕的雅典》
2月7日,星期二,早晨,反对政府采取紧缩政策(Austerity)的希腊主要工会在首都雅典市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据法新社(AFP)报道,从早上开始,雅典市内的公交、地铁、船舶、学校、医院等基本陷入瘫痪。这是进入2012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反政府游行。
为了获得来自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的第二次金融援助资金(约1300亿欧元),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必须向欧盟、尤其是向德国总理默克尔展示崭新的经济改革方案,紧缩案则是其中的核心。
希腊会不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联合政府各政党领袖之间的磋商会议本打算2月6日召开,后来又拖延一天。倘若政府无法实施紧缩政策,希腊就无法享受由欧洲最大国家——德国来主导的金融支援对策,若无法享受,就等于债务不履行(default),希腊经济很有可能陷入大危机。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假如政府实施紧缩政策,希腊人民一定会表示反对,继续罢工。
这就是自从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希腊社会始终陷入的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两难处境,缺乏领袖能力与魅力的帕帕季莫斯总理也要最终做出决定:要么使自己的国内支持率降到谷底,要么放弃金融支援,从而使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2月7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克鲁伊(Neelie Kroes)甚至提及“希腊脱离欧元”的可能性。
2月3日,星期五,早晨8时,我从雅典卫城(Acropolis)附近的住宿出发,跑步跑到国会、雅典大学等机构所集中的Syntagma广场。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雅典很平静,我遇到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妻,他们俩带着微笑,手拉手,正牵着狗散步。
我问他们:“二位早上好,天气好啊,很浪漫的早晨。”
她们回答说:“你好!你在跑步啊,不错啊,雅典是很浪漫的城市,你好好享受,只是要注意小偷哦。”
我接着问:“不过,现在希腊很不景气啊,您们觉得呢?您们怎么看待总理帕帕季莫斯呢?希腊经济会不会崩溃啊?”
丈夫回答说:“是啊,很不景气,就是政府做得不好,太腐败了,帕帕季莫斯就是垃圾,根本不考虑国民的事情。”
我再问一句:“阿姨,您觉得,政府该实行紧缩政策吗?如果不实行,政府就不能得到欧盟的金融支持,希腊经济就有可能崩溃啊!”
妻子回答说:“No!No!绝对不能搞紧缩政策,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更差了!就是政府的问题,他们太腐败了!”
我继续溜达溜达,雅典市内还是很平静,一点不令人感觉到市民们的愤怒和不满,城市本身的压力也不大,无法跟中国的北京、上海等高压力的社会相比。市民们走路的速度很慢,很多人面带微笑,我一边跑步,一边竖起大拇指,向市民们打招呼:“Hi,good morning,man!”,他们气色良好,表情阳光,开开心心地对我回应:“Yeah, Good man!!”
我心里想:“难道这就是正被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其国家经济快要崩溃的社会吗……”
我跑回雅典卫城后面的普拉卡(Plaka)地区,看看手表,已经快中午12点了。该地区有不少餐厅,古老、壮观的雅典建筑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正是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包括我所崇拜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讨论民主的场所。
蓝天白云,天气寒冷,年轻或中年一代的市民们纷纷走进河边的餐厅,朋友之间聊着天,喝着啤酒或红酒,显得一点压力都没有,带着彻底无辜的笑容。
我问一对年轻恋人:“Hi,你们好吗?今天是周五啊,你们不去上班吗?”
自称在银行工作的一位男士回答说:“Yeah,周五啊,好好玩儿才对啊,你也来一起喝吧!”
我因还要跑步,便谢绝了喝酒,接着问他:“哦,你在银行工作啊,现在希腊经济很崩溃啊,若不采取应有的对策,真会无路可走的啊,你还有时间在这里喝酒,应付女朋友啊?”
这位男士大笑起来:“哈哈,没事没事,都是政府搞的坏事,与我无关。”
那位女士则在旁边抽着烟,向我挥挥手。我悄悄地离开了他们。
我跑了很长时间,基本上跑完了雅典市内。雅典市民虽然对政府的政策、尤其是腐败现状感到强烈的不满(我问了大约50个人:“你怎么看待帕帕季莫斯总理?”所有人都回答说:“他是垃圾,国家经济的罪犯。”),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言谈举止来看,我根本无法感受到希腊国民经济的衰退。
我带着疑问,回到了雅典卫城地铁站附近的住宿“Athens' Backpackers”。我与这里的老板Nikcolas Geronimos先生建立了良好关系。他来自澳大利亚,曾经做过经济学家。我走到前台,直接问他:“老板,雅典市民过得很好啊,既平静,又浪漫,根本看不到危机。目前希腊的失业率高达24%,据说一般年轻人都在失业状态,这些数据与生活表层之间似乎存在着鸿沟,您怎么看待呢?”
老板回答说:“哈哈,市民对政府是不满的,但他们又不肯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即使希腊经济陷入国际媒体所说的‘崩溃'状态,市民的生活将依然继续,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我接着问:“原来是这样,不过,市民们对政府的表现确实不满,您觉得,希腊陷入这次债务危机,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回答说:“腐败,就是腐败。希腊人口1000万多一点,其中超过100万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等于十个人当中一个人是公务员,再加上公务员的家属与亲人,这样大概人口的三分之一都与政府有关。政府隐藏坏账也是政治腐败的老做法造成的。如果不削减公务员的数量,希腊经济是无法上去的,因为它才是根子。”
我惊讶地回应:“哦,是这样啊,难怪希腊政府被迫宣布2015年之前削减公务员15万人。十个人当中一个人,这比我所在的中国的共产党员比例还高呢。”
老板大笑起来:“哈哈,是吗?政府腐败的最初原因就是公务员太多,其次是隐藏信息和数据的风俗习惯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最后是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与不透明。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我颇为失望地说:“老板,您瞧瞧外面,从这里走几步就到雅典卫城了,它是世界民主的起点,希腊在历史上是最有资格讲民主的,难道现在的政府与市民不要它了吗?
老板说:“不要了。”
我问:“没有民主,希腊还能走下去吗?”
老板答:“能,民主与发展无关。政治体制不过是政治体制。”
我问:“希腊还有希望吗?”
老板答:“没有希望。”
“希腊人民呢?”我接着问。
“人民没事,各忙各的。”他回答说。
第二天,我就要离开雅典了。从地铁站,我望着雅典卫城,向它发问:“你告诉我,民主的未来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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