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民意何在的一个视角：日本市场化媒体为争取读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战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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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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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民意何在的一个视角：日本市场化媒体为争取读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战争的程度！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不妨以报界为例说明。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述词中，曾有这样一段陈述：

“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对币原外相及所属外务省官员来说扰如晴天霹雳，受到猛烈冲击，一时竟不知所措。按照对待突发事件的惯例，政府决定了不扩大并迅速地实现现地解决事件的方针，并随即将此会布于众。我主管的情报部奉外相之命，全力开展了支持和平解决事件的舆论动员。但连过去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同情外务省的报纸，此次亦与伦敦裁军会议时迥然不同，未与我们保持步调一致。伦敦裁军会议时，在报纸的支持下，政府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仍得以在条约上签字，这种气氛的变化几乎发生于一瞬之间。由于报纸及舆论站到了强力政策的一边，所以外务大臣及其部下深感运用外务传统极为困难。”——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满洲事变”，因而展开舆论动员，报界却完全倒向民意，不与政府合作；民意如此，怎能说国民没有战争责任？

再如：《朝日新闻》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始终主张裁军。但事变发生不久，即主动放弃了裁军立场，转而拥护军部。10月19日大阪宪兵队向军部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可以证实此种转变完全出乎自主和自愿：

“大阪朝日新闻社此前于社论及其他报道中，从国家财政经济立场出发，常强调裁军论。特别是编样局长高原操、论说委员兼调查部长藤田进一郎、经济部长和田信夫等，此色彩最为浓厚，备受注目。而日支冲突事件(即九一八事变)局面展开、国家面临重要时刻之际，暂时搁置裁军主张。为决定对时局之方针，自十月十二日午后一时至夜八时，召开该社主要领导大会……经各部长集体协议，作为大阪朝日新闻社今后之方针，虽如从来强调裁军，但当国家处于重要时刻，作为日本国民，支持军部、统一国论乃为理所当然。故决定抑制对军部及军事行动的发难批评，而应积极支持之。”

该社记者森恭三则如此解释报社的立场转变：“满洲事变爆发时，大阪朝日新闻社内的空气是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但不知不觉就减弱了，我们下边的人不知报社方针是否改变了，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我的朝日新闻社史》）——要让这样一份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报纸改变自己的立场，所谓的“潮流”，即民意基础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九·一八事件爆发时，日本报业早已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如何抓住更多的读者，是报纸赖以生存最关键的前提。报界在九·一八事件后迅速转向，变成军部的支持者，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各阶层的战争狂热空前高涨，在“惩膺支那”的呼声中，报界集体使尽浑身解数，争取读者，扩大销售量。因为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许多报纸销量猛增，仅从事变爆发到次年的2月29日，《东京朝日》发行增加20万份，《大阪朝日》则增加27万份。当然，稍后一些时候，日本政府完成了对报界的严密控制，但九一八事变前后报纸的这种变化，已足以说明当时日本民意何在了。

至于那种说民众支持战争是受了某些势力的蒙骗的辩解，不妨听一听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反思：

“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被欺骗也是一种罪，从古至今这也不是值得吹嘘之事。……而那些若无其事口口声声称‘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再次上当受骗。不，现在他们就肯定已经开始被其它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了。”（《战争负责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