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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去,一位朋友曲折的回乡路
大学时代的笔友,一位非常可爱的贵州女孩。她的父亲,一位上海知青,支边到贵州,后来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她这样描述父亲刚到贵州时的心情:它出乎想象的贫困,让爸爸被疲惫折腾得想安静一下的万丈豪情,不由地打了个盹。"女孩从小在上海奶奶膝下长大,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直到上学回到父母身边。她说汽车绕着山好几圈,山里面居然是个城市。她思念上海,每每收到奶奶给她捎来的连衣裙和糖果,就觉得自己又要回去了。等啊等,上初三时上海出政策了,知青子女可以落户上海了。她爸爸兴冲冲地跑到上海,结果大失所望:他属于内知。知青办的人冷冷地说:我们内部有文件,你这样的子女暂不落户。他父亲激动地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知青办的主任过来助阵:上海出去的人多了,都回来,上海受得了么?怎么不替国家想想。她的父亲后来说,当初我们走时,也是夸我们是为国家着想的好青年。
只有考学回上海了。厂里很多上海人,她们激励孩子的方法如出一辙:回到上海去。有个最聪明漂亮的女生,报志愿时老师劝她报北京,她竟然悲情地说:我一定要回到上海去。
朋友也想考回上海啊,可是贵州的教学质量太差了,他们上的都是厂里的子弟学校。朋友连考两年,最后信心不足,还是没有敢报上海的学校,去了离上海很近的杭州。就这样她父亲都高兴了半天,她也高兴啊,因为离奶奶近了,她觉得回家就像一步之遥。
上大学了,认老乡了,她惊讶的发现贵州老乡有一半和上海有着亲缘关系,他们的父母是这样要求:“上海留不下,去江浙也行,离上海近些。”这些在历次运动中或因单位外迁,或因在政策蛊惑下志愿或被志愿支援边疆,或因夫妻团聚的父母,想到一起去了!
可惜,大二刚开学,奶奶突然去世了。她在打击中苏醒过来,觉得上海已经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大娘(大伯的妻子)总防着她争房子,奶奶在世还好,奶奶不在了,回回给她脸色看。大伯家的堂姐看他如看乡下人。所以她很少回上海了,只有大伯非常疼她,总是来杭州给她送好吃的,送钱,给她买衣服。她大伯说了他的钱要分给她一部分,因为如果当初不是弟弟下乡,他就得下乡。
1998年,上海的政策有变了,内知子女可以落户了,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她的姐姐,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只有中专文化,而且已经工作,所以她可以回上海了。父亲兴奋极了,好像看到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她的母亲,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贵州妇女,操心的只是女儿的住房。
她毕业了,到了一家还不错的上海钢铁企业。父亲的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上海小伙,他们觉得当务之急赶紧找人嫁了,在上海有个家是正理。上海小伙也三十开外了,但是人非常不错,脾气也好,家里有三套房。两套出租,一套是复式,他们和婆婆一起住。但是问题来了,朋友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婆婆仍然觉得不入耳,不明白为啥儿子找个外地人,什么籍贯老太太听也不要听。朋友脾气大,婆媳矛盾随着孩子的出生到了顶点,婆婆不看孩子不说,还冷脸对她的贵州阿姨。但是公公很好,总是背后给小两口塞钱。
朋友决定自己过,但是婆婆的房子一套也不给她。她熬到孩子上幼儿园,终于豁出去到了一家外企,一步步升到了部门经理;老公虽然懦弱,但理财有了起色,他们终于在房价窜上月球之前买了自己的房子。
我上次出差,她约我喝咖啡,我说你终于回到上海了,生活也很好,如愿以偿。她的回答是这样:“我觉得我是替我父亲回来了,我如果真像娇生惯养的上海女孩,怎么承受这一切,一步步走过来。况且上海现在只剩下影子,我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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