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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地权六论 目录
文章目录：
之一：关于地权的真问题
现在有些人号称是为农民讲话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农民说得如此不堪，似乎农民根本不懂得珍惜土地，地权一交给他们，就会给喝酒赌博败光了，只有官府才会替他们看住土地，不让他们挥霍掉！难道这些年来人们看到的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真正挥霍土地、胡圈乱占的是谁？难道是种田人？有人说农民要靠土地养老，所以不能把地权交给他们，以免他们挥霍掉了，失去“保障”。照这种逻辑，如今许多农民在种地赔本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靠打工挣钱、存钱养老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以不能允许“贫民窟”为理由阻止他们移民城市，只许他们在城里出卖青春，从而形成“农民工返乡”的所谓“35岁现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的官员是否也可以以“养老钱是最后保障，农民不能私有”为理由没收农民的存款？更有甚者，自古以来（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农民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请问按上面的逻辑你是否要把他们的儿子也“收归公有”呢？
之二：评“无地则反”说
铁的事实表明：在包括印度、拉美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也包括传统时代的中国（我曾有专文论述），导致地权集中的主因都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而不是“小私有者自由买卖”。“无地则反”是否如此我们姑且不论，说“耕者有其田”就必然会导致“耕者无地”，进而造成“无地则反”，我以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之三：“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也确实不像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样子。不仅农地常常在承包期内被“调整”，农地转为非农业用途，无论是公益性建设还是开发商的赢利项目，基本都是按“征地”（“土地征收征用”）的模式进行。既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所有权，也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使用权。如此看来，今天农民在维护其“佃农”权利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佃权”没有保障，“永佃”又从何谈起，更不用说争当“自耕农”了。
换言之，在地权问题上如今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许多机构权力不受制约，因而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意识形态禁忌的还是不禁忌的，纸面上许诺了的还是没许诺的，都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之四：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说绝对的土地私有权有弊病的话，那绝不是什么农民自由卖地造成“土地兼并”和“无地则反”，而是相反，由于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难以被赶走，一些特殊区位的地权私有如果绝对化，确实可能影响公共设施建设与国土整治。正因为如此，如今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还是比对其他财产私有权的限制为多，而公共干预的保留也比对其他私有财产的干预大。原则上只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真正证明是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西方政府也是可以“征地”的，亦即在以合理价格达不成购地协议时，国家为公益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以免区位垄断者无限要价。只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他们行使这种权力的制约条件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很“苛刻”。因此滥用这种权力大搞“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这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曾说：限制农民地权如果说有理由，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在缺少此种前提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应该比西方的条件下更有必要，或者说强调农民地权在中国当今条件下比之在西方，肯定是利更多、弊更少。
之五：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这样，地权归农如何实现就比当初复杂了。如今不少人说调查表明相当比例的农民不赞成“土地私有化”，我觉得至少在上述过程发展得比较典型的地区，出现这种调查结果并不奇怪。但是这就跟国企改革的情况一样，农民与其说是反对“私有化”，不如说是反对不公正的私有化方式。这就像改革之初，如果取消人民公社不是以平分土地的方式，而是把公社宣布为社长的私人庄园，赶走农民或令其给社长打工，你说农民能干吗？实际上，如今不少农民不仅不赞成固定现状的“私有化”，而且反对“公有制”下的“30年不变”，要求进行土地重分。
之六：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
如果地权能够归农，或者更广泛地说，如果农民的各种现代公民权利能够在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得到实现，那么无论在“农户所有”还是“社区所有”的基础上，农民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利形成各种联合，包括左派朋友的各种建议也都有了一试的基础：从“欧文村”到“喀拉拉邦”，从蒙德拉贡到罗奇代尔，从基布兹到莫沙乌，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人民公社时代南街村一直贫穷落后，而农民有了分田单干的自由后，坚持“公社选择”的南街才异军突起。那么将来地权若能归农，我们又何愁没有更多的南街村（假如它的确反映了农民意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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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8 00:4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