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是应该“放开二胎”还是应该“阶梯生育”？
中国在漫长2000多年的发展中，迟迟不能如欧洲一样实现由农业社会至商业社会，最后至工业社会的进步，顺利完成现代转型。其原因乃是由于古代中国人口过多，人地紧张关系的周期性导致了社会发展周期性恶性循环的怪圈，战乱之后，人口减少，由人口减少至人口增多从而导致人地关系紧张的阶段一般是和平时期，各个朝代的盛世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动荡时期人口减少-----和平时期人口增多----人地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动荡又重新开始。
最早指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周期性循环、停滞现象的是18世纪的著名经济鼻祖亚当斯密，斯密指出：“中国文明很快就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中华文明在这个程度上停滞了，人口也不增不减”。中国社会发展循环性怪圈的现象，没有证明儒家文化“多子多福”是正确的理论，反而最恰当地证明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的正确性。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灾难、饥荒与战争伴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的周期性增减的事实，会让我们阴差阳错地感觉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哪里是再叙说欧洲的事情，这分明是在说中国的事情！在马尔萨斯晚年，当他为他的人口理论没有在欧洲应验而嗟叹不已之时，他哪里想到在遥远的中国，他的理论却丝毫不差地应验了。他应该感到十分欣慰！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理论提出者）和马尔萨斯后来都注意到，由于劳动力的工资限制，劳动力的生育能力同样在特定的工资之下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人口不会“成几何级数”无限增长，从而将人类裹挟到“世界末日”。
但在中国，劳资关系却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其一，汉文化的孝道伦理将中国人生育活动作为头等大事，不生育就是不孝。康熙有50多个子女，乾隆有30多个。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拥趸马寅初也与他的洋大爷在处理个人生育问题上大相径庭，欧洲的马尔萨斯身体力行，只生3个女子，而马寅初却讨了好几个老婆，生了众多儿女。
其二，在中国，由于人口一直过剩，人多命贱，劳动力不值钱，没有人看重个人尊严，生个孩子，在很多家长看来，就是添一双筷子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欧洲，小手工业者，通常坐在家里就能等着客户找上门来，而在中国，却必须要走街串巷才能找到活干。”劳动力便宜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人多命贱、工不值钱、游商遍地，破坏的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的商贸活动，“有游商的地方必然有欺诈”，这些地方的消费者绝不会有健全的消费心理和安全感。
中国的孝道伦理，让中国人在遇到养老困惑时，没有人去问责政府，责成政府如何构建一个普惠性的养老机制。从而走出“养儿防老”的陋习。使老年人活得更有尊严，活得像人。“养儿防老”就其内部伦理机制和历史沿袭来看，他就是一个仅使少数达官显贵老年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而大部分普通百姓却老无所养，农村老年人“照顾留守儿童现象”、“老年农耕图现象”、“老年人的失踪和自杀现象”都是老无所养的各种表现。
“阶梯生育”与泛泛地“放开二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带来中国人口的爆炸，使中国人劳动力价值永远低贱下去，从而永久与“人权”“尊严”无缘，它更强调控制增量、改善质量、重视抚养和教育。阶梯生育政策，简言之就是给生育者设定一个门槛，比如学历的、健康的、经济条件的、家庭收入的非意识形态的门槛，鼓励能够给孩子良好生活和教育环境的父母多生，限制无能力给孩子良好生活和教育环境的父母少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贫穷无疑不会鼓励结婚，但是并不能阻止，它甚至有利于生育后代，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生育20多个子女，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或者一般只能生两三个。”
但亚当斯密同时指出：“贫穷不能阻止生育，但是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我常听说一个苏格兰高地常有一个母亲生下20个孩子，活下来的却只有一个。”
亚当斯密也同李嘉图，马尔萨斯一样敏锐地看到：“各种动物的繁殖自然与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文明社会中，在下层人民中因生活资料的贫乏限制了人的繁殖，其途径就是摧毁他们的婚姻所生的大多数子女。丰厚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能够改善他们对子女的供养，但是人口增加必须和劳动力需要的程度相适应。”
最后我要说明，所谓“养老金缺口”其实是伪命题，正如马尔萨斯担心人口爆炸导致世界大饥荒一样荒唐，众所周知，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而关键是人口的智力理性情况，工业革命使世界在同样的土地之下养活了超过过去数倍的人口而并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世界末日”现象。仅就年轻人减少而诳言“老无所养”的现象同样不值得担心。事实上人类理性和科技飞速发展已经解决了很多我们担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当下中国，如果通过有效的抑制官吏的贪腐，省下的，就够了！
(此文由学而思乐无穷在2012-11-03 22:05:59编辑过)
『声明：以上内容为本站网友《学而思乐无穷》原创，转载需征得原作者同意并注明转载自www.hlgnet.com』 |
| |
|
|
2012-11-03 21:5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