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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区伯“几乎比市长更有名”。他的名气来自于长期监督公车私用
在广州,区伯“几乎比市长更有名”。他的名气来自于长期监督公车私用,迄今他所监督公车已逾百辆。微博时代,“广州区伯”更是活跃,他还炮轰广州水价上涨方案,到市环保局申请调查猎德涌污染事件,为白血病少女募捐,甚至跑去佛山三水帮助失地农民讨说法。
区伯本名区少坤,生于1953年,常年穿衬衫白西裤,讲究仪表,形体瘦削。如今,他蓄起山羊胡,抗议政府停发其与88岁母亲的低保金。2012年10月11日,海珠区民政局发出停保通知书,认为申领低保时,区伯曾瞒报儿子的工作收入。
租住的廉租房小区内,区伯与举报他骗保的街坊势同水火;微博有人质疑他常去茶楼消费,并曝出他诸多隐私。
区伯怒气冲冲逐条反驳后,说:我不过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头,有人想让我闭嘴。
在一个不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区伯是一名充满争议的公民。
“因为我动了特权的蛋糕”
2012年11月10日,名为“广州区伯”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布一条微博——“区伯很清楚,如果区伯不是‘多管闲事’和监督公车私用,区伯也会像其他老人一样,带带孙子、逛逛公园,与家人安享天伦之乐,就因区伯这一监督,动了特权利益人的奶酪与蛋糕,令既得利者恼火了。”
一个月前,区伯接到了海珠区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经调查核实,2006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你在申领低保时,瞒报了家庭成员的收入,存在隐瞒实情骗取低保的行为,共计骗取低保金21252元。”
民政局指出,区伯儿子区某明在2006年1月至2012年4月,部分时间有工作并有工资收入,但区伯在每年申请低保救助(或低保复核)时均称其子失业,没有收入,并提供失业证,存在隐瞒实情骗取低保的行为。
“没如实报,民政上是知情并默认的,我一度肾积水病重,他们同情我。”区伯说,6年间,他也只是与八十多岁的母亲两人每月领取四五百元低保金,儿子儿媳并不享受,即使儿子有工作,他与母亲也有资格申请低保,只是会发得少点。
区伯户籍所在的海珠区江南中街街道办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底低保救济条件年审时,区伯的儿子已有工作,在一家酒楼做厨师,月薪2000元,但考虑到其母八十多岁,且区伯本人身体不大好,所以继续为区伯母子办理了低保,一年为限。街道办也曾电话通知区伯办理低保领取变更手续(扣除其子工资收入,减少发放),但他不同意。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近日见到区伯,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骗低保,而是真困难,无法接受低保缩水。自从2000年不再做海珠区农贸市场管理员后,区伯一直无业。
停保次日,区伯带上母亲到海珠区民政局一问究竟,情绪激动的区母在民政局晕倒被送医院。随后,区伯“做出更激进的行为”。他穿上一件白衣去广州街头乞讨,衫上有4行黑字:“阳光在哪里,无饭吃;公平何处寻,断低保。”
当区伯把乞讨照片放到微博上后,网友反应两极化。名为“太一小屋”的微博用户质疑区伯在利用名气作秀,“完全脱离了乞讨的事实了”。更多网友则提醒区伯保重身体。
“不去监督是在行尸走肉”
区伯几乎得了强迫症,每晚都要把微博上@他的逐条看完才去睡觉。
采访期间,区伯兴奋地向本刊记者展示@他的微博,“又有人@我了,一百多条。有些找我解决问题,有些是在鼓励我,有些是有冤屈。”
区伯的微博有4万多粉丝,名字后面带了个黄色的大V,认证理由为“广州监督公车私用达人”。2011年8月,区伯参加广州某电视台节目录制,编导打趣“区伯该开个微博”,于是他有了自己的微博。
有了微博后,随手拍,随手发,区伯监督公车私用方便多了。他有两部手机,一部用来拍摄被私用的公车,另一部专接电话。两部手机价格都在千元内,区伯还研究了神州行流量套餐,“我每个月先订10元的200M流量,再加5元的流量包,就刚好够发微博了。”
区伯曾做统计:在举报的百余辆公车私用中,最严重的处罚是全单位通报,当事人作深刻检讨,并扣3个月奖金。有网友说:“区伯,鸡蛋碰石头,没结果的。”区伯回应:“不要总说公务员做得差,这个差里,也有你没负起公民责任的因素。”
监督公车私用的起因是愤怒。他自述,2005年,因病住入广州芳村人民医院。傍晚,去散步,突然听到一声吆喝,“喂,老东西,怎么叫死你都不走?”转头一看,发现车子里坐着一个穿警服的人。区伯很生气,“有没有搞错,这是人行道来的,你这么凶。”他拍下车牌到市纪委投诉,荔湾区公安分区受理案件。一周后,派出所负责人致电区伯,“公车不能私用,会让警察检讨。”区伯说突然知道了,“哇,原来公车是不能私用的。”从此,他开窍了,开始监督公车私用。
“车牌上写着‘粤O’、‘粤警’的,是公车;‘粤A’之后全是数字的,是公车;‘粤A’之后有英文字母的,可能也是公车,要分情况。”如今区伯辨别公车颇有心得,几乎每次经过酒店门口都会驻足查看一番。
监督公车私用不是口上功夫,常有肢体冲突。区伯说,曾被骂“死老野”,“小心安全”。有人冲他吐口水,有人打恐吓电话。更有被抓现行的司机,试图驾车离开时把区伯碰得腿部流血。最近的一次,是左脚骨折。
区伯的家人也遇到不寻常的事。今年6月1日早晨,区伯母亲刚走到门口,一捆冥币从小窗口丢进来。他的母亲吓得浑身发抖。区伯后来赶到母亲家中,报警,最后不了了之。
6年的监督公车私用了,区伯说较真好像有了回音。
2011年8月31日,广州市纪委书记接待了半夜3点排队来访的区伯,两人谈论广州公车管理30分钟,还一同观看专防公车被私用的监控定位系统。广州八千多辆公车开到哪里将一目了然,书记还派发名片:“区伯,欢迎跟我提意见。”
“我想唤醒更多老百姓的公民意识。每天行街喝茶,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有什么意思呢?” 区伯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让他有存在感。
“他是虚伪的影帝”
区伯和大多数广州人一样,爱喝早茶。
网络上有个传闻,身为低保户的区伯常常出入酒楼,见到经理会说:“我是区伯,认识我吧,有没有折打啊?”在区伯家附近的366酒楼,士多店老板娘和酒楼服务员证实了区伯出入酒楼的说法,“区伯挺常来的。”
区伯很不服气,“领低保就不能去喝早茶?我姐姐和朋友请我喝行不行?”网络上有人质疑有老板封红包照顾区伯喝茶,区伯坚决否认,说自己身患胃病,胃口寡淡,常早上11点钟到小区附近茶楼,一个人茶位费两元,点个包8元,10元钱早餐午餐一起解决。“我姐姐女儿、女婿是做生意的,也会照顾我的生活。”区伯说。
区伯居住的广州海珠区聚德花苑共有七千多户人家,二十多栋住宅楼中的3栋为廉租房,其余则为经济适用房。区伯是低保户,以每平方米1元的月租费用租住在聚德花园。区伯和部分街坊的冲突爆发在小区是否设置门禁上。
“租户是没有发言权的,买了房子的业主才有。可他偏说他就要管,”聚德花园原业委会主席萧河质疑区伯的出头有人指使。
一旦设置门禁,陌生人不得随便出入,小区内的店铺生意难免会受影响。聚德花园西区门口一百米处的一楼房子多是商铺,有超市,有水果店,也有复印店,还有一家叫金蝙蝠的房地产中介。萧河和其他街坊据此质疑,区伯站出来反对门禁,是在帮金蝙蝠的老板范文城等人说话。“最近区伯每次监督公车私用,都是范文城用车载过去的,他都在场,不然自己能出那么多交通费?”
本刊记者近日见到范文城,他自称与区伯相识不到半年,否认和区伯有利益往来,平日有时帮忙车载区伯到各处,“只是支持正义行为”;且即使小区设立门禁,其房屋中介业务主要针对小区内租售,影响不大。
区伯则对本刊记者表示,他并不反对设立门禁,而是反对门禁卡物业按10元一个收费,据他调查成本价仅1元左右;且小区内多栋楼很多防盗门都坏掉,物业方却搁置不修。
“丧坤是影帝来的,监督公车是要坤钱(骗钱)的啊,捞起啦!”“丧坤”、“傻坤”是和区伯同住聚德花园的一部分住户对他的称呼。他们说,区伯监督公车私用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见媒体,二是私下解决。“私下和解的公车监督是怎么和解的,谁知道?”区伯坚称自己一分钱没收过,“要是贪钱,我早就收网友的钱了。”
萧河和一帮街坊从去年开始调查起区伯。“在残联那里还可以查到他是精神病二级患者,这个很明显是假的,为了骗低保的。他以前还被劳改过,品行不正。”
区伯的户口本上写着一行字:1979年9月10日于广东省第三劳改队释放入户。这是一段让他不愿回忆的往事。“我不是十恶不赦,我不是奸淫掳掠,我只是好胜斗强,打群架,”区伯挺直背脊,面容痛苦,声音带着哭腔,“我年轻时候和人打架是敢动刀的,后悔啊,现在总被人翻老本。”
2012年8月,萧河等人又去举报了区伯残疾人身份造假。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书面回复称,“区少坤于1990年8月入广州市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该人员依照相关规定领取了残疾人证。”
区伯说自己是癫痫,“治好了”,不是精神分裂,“残疾人证是居委会送给我的”,对于2009年复领残疾证,他不愿多谈。
10月,萧河和一些聚德花苑住户到民政局上访,反映“区少坤家庭骗取低保问题”。其中一个质疑是,为符合低保条件,区在2007年与有工作的妻子离婚,但未分居,且“感情恩爱”。对此,区伯很愤慨,“这和我监督公车是两回事”,“我和我老婆的离婚不是感情上的离婚,而是五毛的攻击,她怕”,“他们和老婆做爱多少次要不要告诉我啊?”
“不发微博,我还能做什么?”
区伯的手机每天响个不停,求助的个案很多。“前段有个低保家庭病人,癌症晚期,求我关注。这个病人年纪大了,也没得救了,我只能放弃。如果是小孩,能帮助他救活;或者弱势群体被侵害权益的,就可以去做。”
区伯烟瘾很大,一天最少一包香烟,经常熬夜看微博,有时凌晨四五点才睡。2003年至今,他陆续被检查出严重肾病、胃病,心脏也不好,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随着他声名大噪,近日,先后有维权网站请他代言,甚至广州性文化节也拉他去做评委。在咨询朋友后,区伯都拒绝了。“如果收了钱,跟经济挂了钩,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就不好了。”
区伯也不大愿意做人大代表,理由是,有个光环给你扣在头上,讲话不如老百姓方便有力,而且按照相关导向去讲,更讲不出具体的实际情况。做老百姓讲出的话更真实。“如果让我做,我宁愿不做。”
区伯的儿子媳妇不愿意搭理区伯监督公权力的“神经病行为”。平常在家里吃饭,他们没有共同话题。饭桌上有时静悄悄的。儿子不止一次劝区伯,“年纪大了,收手吧,顾着条命”。而区伯依旧倔脾气,“我不监督就是行尸走肉,还不如去死。”
区伯似乎有一种证明自己的欲望,面对记者的疑惑,他会掏出两本法律书籍证明自己懂法律,掏出3本见义勇为证书证明自己能抓贼,掏出十几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病历单证明自己没有工作能力。
区伯五十多平米的家有着面积不大的墙壁,上面贴的一张黑色地藏王菩萨的神符煞是抢眼。“这是我从庙里求回来的”,“我经常会去烧香拜佛。”区伯说自己信因果报应。
接到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后,区伯第二天去了母亲家中。母亲埋怨,“他们恨你就打你嘛,为什么要把我的低保也停了。”区伯点起了烟,抿了一口,吐气,没有说话。区伯母亲也拿起了烟,示意区伯给她点火。
采访最后,区伯突然向阁楼瞅了一下,“我应该把破烂的楼顶拍下来,发微博。”
母亲盯着区伯急急上楼的身影,嘴里含糊不清,“拍了又有什么用?”区伯声音突然提高几度,“妈,我不发微博,又能做什么呢?”
突然间整间房子安静了。只剩下一盏摇摇欲坠的老电灯吱吱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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