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还有无知者为收容遣送制度招魂？那让我们来看看收容遣送制度的罪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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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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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还有无知者为收容遣送制度招魂？那让我们来看看收容遣送制度的罪恶吧！

改革后搞市场经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增，中国才出现了类似南非“通行证”的“暂住证”制度。这种证件同样起着“流入控制”作用。没有此证的“盲流”一经查获可以被“收容遣返”。而且被“收容”者必须支付相关费用和罚款。在市场经济的赚钱狂潮中，许多人又发现“收容”还是一桩大有油水的“创收”事业。于是就有靠“收容”发奖金、靠“收容”“盖起了极为气派的宿舍楼”，乃至广为“委托收容”并按名额给回扣的事。再后来腐败严重了，有人又发现“收容”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而且更有助于自己乌纱帽的“稳定”，于是“非法”告官、“越级”控诉的“上访一族”又成为强制“收容”的重点对象。如此愈演愈烈，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三证俱全而且有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

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20]而中国仅广东省2000年被强制“收容”者就达58万人次。北京同年仅上半年就强制收容18万人次。[21]广东人口比南非多不到一倍，但被拘留者却3.6倍于南非。北京市的人口只有南非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被拘留者却比南非多一倍多！收容中经常发生恶性虐待事件，如：

“1999年7月26日，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收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结果被多名暴徒强奸。后来，苏萍丈夫来领人，要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降为500元。

1999年10月27日，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造成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显然，收容所这200元不会白出的，还要赚一笔，但最终羊毛还要出在羊身上。

广东韶关坪石收容站，每年只有20万元的财政拨款，那里却盖起了一座极为气派的宿舍楼。对此当地的一位领导一语破的：他们是在搞创收。”[22]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农民工有两怕：一怕不给工资，二怕收容遣送。“没有违法的人走在大街上却会被抓走，关到条件极差的收容遣送站；尽管连《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规定最长只能拘留15天，但依据各地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被收容者‘留站待遣时间’最长竟可达６个月甚至无限期；被迫关进收容站的人，还要支付自己被收容遣送的食宿费、路费等。”[23]一位打工者回忆：“2001年毕业我就到了广州，那些日子就不是人过的！白天好好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跑过来拦住你要查什么‘三证’，如果你没带在身上你就完蛋，你会被带回居委会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叫你给老乡同事打电话，你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你只好用他们的电话，4块钱一分钟，享受国际长途的待遇；到了晚上，半夜里会有人踢你的房门说要查‘三证’，迟点开门，你的门就报销了，还不得讲理。谁叫你是外来人呢！办一个暂住证的费用够你一个月的工资了！……如果你的三证不全，你就惨了！这辈子算毁在这些龟孙子手上了。说是把你收容，其实就是把你放到某地的一个石场义务采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3-5年不一定能回到家。”[24]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南非并无“严打”、“运动”的传统。而中国却常有这类行动，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就会发动对“外地人”的清理，到时即便三证齐全，照样会被“收容”。如1999年国庆期间北京警方见着农民工就“收容”，“有人把三证齐全给他们看，说‘我有暂住证’，谁知警察抓着一撕，往旁边水沟一扔，慢条斯理的问：‘你现在还有吗？’....”[25]

南非曾有一段时间对黑人妇女不实行通行证法，[26]1957年当局决定对妇女也要查通行证，曾经引起强烈抗议。[27]即使白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而在中国，对进城农民实行暂住证制度从一开始就是“男女平等”的，苏萍、黄秋香和“604次列车上跳车身亡的女民工”都是这一制度的著名的女性牺牲品。

如此贱民待遇令人痛心疾首。在南非，《通行证法》一直是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者开枪，打死69人。举世为之震惊。黑人为反对这一恶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而更激进的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而在中国，由于“进城农民”在严厉管束下难以形成组织，不可能发动抗争。但是由于中国的“农民”与市民不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样容易分辨，“收容”因而会“扩大化”到了“非农民”头上，终于激起公愤。2003年中国发生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中国的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的，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警方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其实此前真正的“进城农民”遭到类似厄运、并经传媒报道的已有许多。但“农民工”的呼声无人理睬。这次市民也愤怒了，“收容”制度因而遇到了严重危机。

2012-12-07 17: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