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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三论之二：关于高考平权的几个谬误
引起异地高考问题的是户籍制度，但家长们寻求的解决之道却是让自己子女上特权之船。虽然可以批评这种对特权的质疑只是因为自己不能特权，但笔者认为，质疑特权，不必反问诸己的道德和动机，即使出于私利，也能促使社会走向更好，但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满足价值观的合理性和程序正义的逻辑自洽性。
前一篇关于异地高考的文章指出了异地高考这种方式的不合理性。异地高考在手段上，以家长的工作、经济状况来决定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权利——即一个成年人的法定权利却追溯到另一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同时，在目的上，异地高考追求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平等，而是少部分随迁子女和其就读地区学生的平等，这种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其原本户籍地区的学生，就成为一种特权。于是，在结果上，异地高考在削弱一些地区的高考特权的同时，还有可能进一步伤害到另一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权利。所以，异地高考具有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模糊性。
但是，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论，有分歧的是采用何种方式去实现平权，对于中国各地区高教资源的平等，则没有任何异议。目前，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合理的，其理由主要是：资金来源、地方关系、生源质量。
根据我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不过有人提出，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并不平等。比如，一个愿意出20万接受MBA教育的人可以接受到MBA教育，但不愿支付这笔费用的人则无权强迫他人提供这个教育。所以，按此逻辑，一些人以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为由论证本地考生的高等教育优先权。这看似有道理，但在逻辑上却是断裂的。
首先，高等教育在中国有着特殊意义。中国存在城乡居民，除了在公共品配置等经济方面外，在政治权利方面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高等教育则是转化这一身份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权利，一国之内公民政治权利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否则，就会固化阶层，积累社会矛盾。
其次，即使教育作为一种经济权利随个人愿意支付程度不同而变化，但这也仅仅限于个人自愿支付而和个人纳税无关，税收是个人和国家间的义务和权利关系。再退一步，即使和个人纳税有关，这也仅仅和纳税人本身有关，最多涵盖其未成成年子女，但高等教育阶段已经针对的是成年人。
最后，在现实中，一方面高校虽是国立，但也是建设在地方，需要地方的经济支援。另一方面，依据纳税以及由纳税支付的地区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同来作为凭据论证教育的地区间不平等，实际上隐蔽的进行了概念的转化，偷换户籍人群和地区人群的概念。可以不夸张的说，任何集体性概念都暗藏别样用心，在这个例子上更是如此。按照中国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情况，发达地区的税收，不管是个人所得税，还是增值税，都是由来自祖国大江南北不同户籍人群贡献，这个税收缴纳之后，却由户籍群体概念转变为了地区概念，变为地区财政，最后再次转化为户籍概念，变为当地户籍人群的福利，在这个概念的三次转换中，完成了“本地人掠夺”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户籍概念的美国，一些高校对州内学生，收取更少的学费，对中国并不具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所以，如果要庸俗的以财政资金来认定受教育权利的优先权，那么，是否需要测算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的贡献人群的户籍分布?从技术上而言，这是非常好测算的。顺着这个逻辑，督促地方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投入，而在于对应于纳税人的权利，这最终指向户籍制度。
另一种形式的地域理由就是，高校的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土地、政策、环境设施保障等多方面要素，后者主要就来自于所在地的支持，从市、区，甚至到街道。而一旦“公平招生”，高校就会失去来自地方的支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举了一个“时不时给你来次电路检修或者道路养护”的例子。不能不说，这种方式的观点还停留在供给制、计划经济下国营肉店的“屠夫特权”时代。在市场经济下，市场化的资源自然无需担心供给，不用担心肉店屠夫刁难教授，即使供电、供水企业，一方面他们也要赚取利润，而来也有严格的政府监管，即使有极端情况下被刁难，只要搞好和极少数实质性人物的关系，即可一切万事大吉。难道，在今日，一个管道工还能难住复旦和同济？
用历史观和整体观看中国的地区差异，中国经济有今天的布局是贯彻“允许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发展逻辑的结果。那么，现在“先富帮后富”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而教育平权则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而且，高校对于地方有着想而易见的外部性，对地方的作用也绝非多招几个本地生那么简单，得全国英才而育之然后留之，既可促进经济发展更加均衡，也能使地方得益。从这个角度，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是有着充足的动力的。
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生源质量问题。常见的说辞就是大城市的生源好，素质高。这表面上看是顺应素质教育的改进措施，实际上，在地区高考中，包括现在兴起的自主招生的评价体系中，却存在对考生各种素质的有选择性的系统性偏见。和冷冰冰的分数相比，才能、素质、能力这些概念显然是模糊的：该如何比较应试中体现出来的智商和周游全球的见识；又该如何比较优雅的谈吐和背着背篼去割猪草，各自背后的性格和人生？
实际上，多才多艺、见多识广、琴棋书画、国际视野，往往来源于资本性投入及父母人际关系的代际传承，而面对困难、勤奋、坚韧，这些令人受益终生的东西，往往源于自我苛求的结果，是一种非资本性的投入。但现在很大程度上，长久形成的素质教育概念中，对素质的定义更偏向人力资源的资本性投入和父辈人际关系积累，而轻视源于自我投入的那些素质——反应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具体操作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两者所需的资本要素量不同。通俗的来说，高分只需要数叠纸，几本书，高智商，以及，汗水，而素质教育却需要密集的资金投入。
但是，相比柔软的素质评价体系，冷冰冰的分数更难达到。应试教育的60分差距意味着的智商和勤奋的差距，一个成绩稍差的城市孩子花3年时间都无法改善，而出国旅游、见多识广、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只要有充足的钱和社会关系支持，一个农村孩子可以在半年之内游刃有余。
以上海高中课改的DIS（数字化信息系统）为例，该系统本身基于简单的“模——数”转化。模数之间的转化，是现代数字科技的基础，DIS系统的引入很好的结合了物理知识和生活实际。同时，DIS所需的投入资金相对那些习题集显然是大很多，其他地区难以模仿。这就形成所谓的素质教育的独特优势。但DIS反映的意义却由多面性，但从思维难度而言，却是大大的降低了。一方面，DIS系统向高中生介绍的模式转化、采样等概念并不深入，所涉及的思想本身，并不困难，赋予其过高的考核权重，实质上是减少了思维能力的考核，而偏向了资本性要素的考核——只要有设备，背和记忆并不难，但物理教学中重要的是思维的训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始于思想实验；另一方面，模数转化知识作为地区教育改革的内容，本身反映的是全国物理教育体制的僵化和落后。
再换个角度，影响无数人的《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的素质，在现有的素质教育评价系统中，显然是极低的。那么，去伦敦当志愿者、见多识广是素质？还是背30斤猪草走30里山路，这种“孙少平”式的勤奋、坚韧、宽容、努力、自我控制、奉献是素质？换个场景，把这些素质放到科研、学习，或赤裸裸的商场、职场上，哪种素质更能得到同事、上司、市场的极高评价，并获取更大的成功？答案不言而喻。
那么，何谓素质，又何谓素质教育呢？为何在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中，后者的权重很轻？虽然这有测试成本的问题，但为何又把高考成绩中那些由汗水和勤奋构成的因素，一言蔽之以题海战术？同时，却夸大素质、甚至误用素质概念？拿情商概念为例，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高考更能考出情商，题海战术本身正是对智商和情商的极大考验。但现实中，情商却成为游刃有余的圆滑。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这种系统性偏见无处不在。所以，有理由认为所谓素质，本身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教育系统的评价系统偏重于人力资本构成中的资本性要素。而这本身不但不利于挑选更具资格、更富有潜质、更高智商、更高情商的人才，同时，也以阻止阶层的流动，窒息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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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4 11: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