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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三论之三：回归统一高考
呼吁异地高考的家长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出于亲情和教育孩子的需求，他们把孩子留在身边，在工作所在地接受当地教育。相对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各地区相对友善，即使需要一定的费用，都可以得到这种教育资源。这也就造成了路径依赖：在各种名目的改革下，统一高考制度不复存在，不同地方不仅试卷难度、科目都不相同，所以，在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的学生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法短时间适应当地的高考，而在父母工作所在地，他们又无法参加高考，就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对于他们，参加高考的唯一途径就是高中期间就骨肉分离，回家乡读书。和父母分离的三年，缺少照顾和监督，成长的风险无疑加大了，而父母放弃工作回家陪伴，不管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是有很大损失的。
仔细分析家长们提出的异地高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要求，考和招，或者更精确的说包括三个诉求：当地读，当地考，当地招。从家长们最想达到的状态来看，“当地读”，“当地招”是两个目的，前者是为了亲情、家人团聚，后者，毋庸讳言，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有更好的优先权。“当地考”则是手段，是参与当地一视同仁招的前提。
从这个种意义上而言，家长们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对设立不同地区不同高考背后某些意图的一个“逆向工程”——如果以最坏恶意来揣测各种改革名目下的高考地区差异化，不难得到这个结论：
高考各地差异化改革使整个中国一盘棋的高考招生制度变得复杂，从这个意义上看自主招生，更是在复杂之上的复杂。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过于复杂的规则不但使人难以遵从，增加服从成本，也直接造成了寻租的条件。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现在盛行的自主招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乱花迷眼的“北约”、“华约”、以及各种复杂的规则。
在各地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复杂情况下、各地不同的高考，不但利于局内人的操作，而从地区来看，其利益也在于教育资源的当地化——很大程度上，通过复杂的（不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可以掩盖不同地区间巨大的录取优先权的差异。考试各地差异化和招生特权是整个不平等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中的两个环节，在前者的掩盖下，后者变得不明显，更易寻租。
正是在这种各地割裂的高考制度下，“当地读”和“当地考”被绑定在一起。要想高考，则不能当地读，家长们以此为诉求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这种诉求进一步扩展到“当地招”的时候，涉及到的道义、权利逻辑却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出现了很大争论。那么，退而求其次，当地学，当地考，回乡招，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一种改善，起码，可以在不骨肉分离，更好的监管子女的情况下，让孩子在身边读完高中。而在当地参考，回乡招生的一个前提就是，全国统一高考。实际上，当全国统一高考时，读和考，之间的绑定就已经解除，什么地方读和什么地方考已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首先就在于简化、统一招生考试，它能在不触及地方户籍特权的情况下立竿见影的解决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但同时，统一考试简化了制度，因而对地区特权是富有进攻性和瓦解性的——从更大范围上解决高等教育平权的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平等考核基础，这种一视同仁的平台会凸显招生过程的地区差异，而凸显差异，是解决差异的前提。
多年来反对全国统一试卷的观点，捆绑了素质教育和高考差异化，认为一旦全国一张卷，北京、上海的孩子必将花费更多精力用于应试，多年的素质教育模式，将在应试冲击下毁于一旦。
高考制度，本身只应该负责智力以及学力的鉴别，而不应该负担过多所谓素质鉴别。用摸不着的素质来冲抵摸得着的分数的做法，本来就是对所谓素质教育的一个嘲讽。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言，目前高考招生中的素质不过是一些软性的、易于弥补的资本性投入，而真正的坚韧、勤奋、自控等高情商反而能体现在高考中。这类观点的谬误前文已详细阐述，不在累叙。
还有观点认为，统一高考不利于边远地区教育资源不足的学生。实际上，按照原来全国统一高考时的情况来看，由于更为勤奋，高考分数较高的地区不是教育资源充足的发达地区，而是山东、湖北、四川等省份，湖北的黄冈更是全国有名。如果按区域划线是为了照顾新疆、西藏，那为何这成了为教育资源布局较多的北京、上海的户籍特权辩护的理由？依照这个现实，中国的教育平权，根本不用像美国那样给予黑人、少数民族更多优惠，而只要剥离户籍中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并统一划线招生，就能达到事实上的平权——形式上的公平就能达到实质上的公平！
在现在的考试制度中，自主招生考试出现的理由是，担心全国统一试卷会影响到特殊人才的选拔。这种观点实际上就让高考制度软化，以免让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显然，自主招生在高考从全国统一软化为地区不同的基础上，朝着更加差异化、更加软化的方向迈进。那么，该如何看待非标准化，或者说市场化的弹钢琴、运动、文学才华？该如何看待高等教育招生标准软化，弯下身躯，朝着特殊才能俯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各种才能并不都需要国家高教体系的帮助和认可，市场会通过各种形式认可、报偿各种独特的才能。如果你会弹琴、可以去开演唱会；如果会体操，可以得金牌、做广告、退役后当教练、做演员；如果会写小说，畅销书作家当可名利双收；对市场化的才能的资本性投入，有着巨大的潜在收益，同时，也有着风险，并不一定会有市场认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投入必须得到标准化高考的承认。如果得到承认，当一个人不遵守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大多数学子循寻的高考制度，在别人投入高考时，选择向畅销书作家、演员、运动员努力，争取潜在的巨大名利，同时，却毫无风险，因为“弯下身子”的高校招生制度会为他们的风险进行了兜底担保。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人生成名需趁早，成名不成上清华”——当然，这种兜底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真正决定人的成就的是一生的努力，市场自会认可人的才能。即使高考非常重要，机会也并不是只有一次。那么，高考制度有必要为了这些所谓的“更有才华的人们”打造一个安全网么？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新概念作文比赛，以及蒋方舟降60分进入清华。如果全国只有一个蒋方舟，或者100个，这都是个案，但现在自主招生降分录取已经成为一个群体。在给定国家招生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每一个“蒋方舟们”，“每一个降分10分、20分”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比他高10分、20分的落榜寒门子弟。
那么，为什么严格遵守规则，按国家高考制度去自我奋斗的考生，考了600分，反而被只靠了540分、580分的蒋方舟们挤下去，为什么“不守规则”的“偏才”就该比“遵守规则”的“通才”优越？为什么几个教授商量一下，就能完全否认国家严肃的对几百万考生的承诺？这种柔性的招生制度对公平性的伤害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它侵蚀的是国家的威严和信誉，而同时，许多人鼓吹的实际效用又如何证明呢？与之相反，今年初以来，著名的、相反的证明却在网上沸沸扬扬。
实际上，政府保持公平，而效率自然有市场去完成。市场化的才能就留给市场去承认，而标准化的才能就留给高考去承认。高考作为严肃的国家考试，背后有着以纳税人为支撑的巨大的教育补贴和资源，所以，不能要求面向全国的考试为少数特殊人才而改变，高考是严肃的，标准化，着眼最大范围的公平，而这种公平最大的来源则在于唯一的统一考试。
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在酱缸之中，任何对坚硬高考制度的弱化，最终伤害的都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从某种程度上看，高考的寻租来自于高考的软化，如果前面说的高考地域差异化是一种地区性、制度性的软化，带来地区利益。那么，自主招生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这种寻租、利益化更普遍，更具体的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科层组织中的各色人员。现在的高校并非产权清晰的私立院校，缺乏西方校董的那种历史传承和对名声的珍视，更像一个国有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更加糟糕，因为它缺乏企业那样清晰的利润目标。所以，内部人控制的管理风险，使透支高校声誉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很难察觉的集体共谋，自主招生无疑让这种共谋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全国统一高考并不排除进行富有效率的调节，但在全国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调节各种利益就成为一个清晰的游戏：可以考虑地方的投入，可以考虑地方教育水准，可以对教育落后地区倾斜，甚至可以考虑所谓的素质。但无论如何，全国统一考试也可以清晰地量化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特权藏在不同的卷面的差异之中。
原文发表于《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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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4 11:0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