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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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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老杜
正文:

2012年10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教育委员见到了杜国旺和数位高三家长。此前,家长们通过微博和电话等渠道多次告知北京市教委,将于当天上午与其就北京市异地高考政策进行沟通。

此前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统筹做好随迁子女和流入地学生升学考试工作。这让呼吁已久的家长们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当天,市教委要求,只能是五个代表列席,两个代表陈述,其他家长都被关在门外。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的郭老师,杜国旺拿出准备好的材料,一条条陈述随迁子女家长们提出的建议,并且呼吁北京市教委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另一方面,郭老师详细谈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承载能力,城市功能定位,对于家长们最关心的北京市异地高考政策问题,回复了四个字“正在研究”。

谈了半个多小时,依旧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杜国旺的大嗓门将门外家长们都吸引进来。熟悉杜国旺的2位志愿者家长说,“我们这个群体,若是没有老杜,真的撑不到现在,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42岁的杜国旺最近忙得马不停蹄,作为某IT公司的高管,不光要忙着处理公司的一大摊子事务,更得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写文案,联系各方面的教育专家、各地家长,有时候甚至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北京马上要启动2013年的高考报名了,得早日推进异地高考的实现,解决孩子在哪里高考的问题。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首先得保证生存,但异地高考这件事比工作更重要,更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1999年12月20日,年轻的杜国旺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寻梦,在大学教过物理和计算机。后来到私企工作,靠着过硬的工作技能和敢拼的精神在2001年就获得了了北京工作寄住证(后来改叫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北京绿卡)。也就是这一年,他把儿子接到北京,生活呈现出了崭新且充满希望的一幕。当时的杜国旺从未想到,十几年后自己竟会成为“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的主要成员,还要隔三差五的到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走一趟,甚至被某些人牢牢地记住。

说起这个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取消户籍限制的志愿者群体,杜国旺眼神里透着激动的光彩,言语间就不由得提高语调,他开玩笑称这是早年当老师留下的职业病。

据社会学家评价,杜国旺所在的“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民间运动团体。

2009年5月,外地家长章冬翠为了给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与学者胡星斗联系,由胡星斗撰写《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此后同年10月胡杨、阳光、自由等家长(此处为网名)获得部分专家的支持,开始呼吁非京籍子女正常接受教育。有越来越多的外地家长加入并且付出实践,他们通过网站、微博、QQ群等网络平台传播思想,组织研讨会和专家学者分析政策、研究方案,每月至少一次向教育部、教委等相关部门呈情,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情况,每个人都在尽力地宣传教育公平的理念。

杜国旺因为儿子无法在京参加高考而参与到该组织中来并逐渐成为核心成员。

和大多数父亲一样,提到自己的儿子时杜国旺满脸自豪。“他在班里威信很高,把能拿的奖都拿到了。曾经在争取优干的时候就遇到学校说借读生不允许评。他的三个老师联名跟学校说,’如果这个孩子不能评上优干,那我们班就没有。最后不光评上了学校优干,还评上了海淀区优干。”

杜国旺每次提这事,都以儿子的沉默和低落收场。对于一个在北京学习和成长了十余年的17岁少年来说,北京就是他的一切。回到老家之后,陌生的环境和课程以及没有父母照顾,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和他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数十个散布在各个城市的“教育公平志愿者QQ群”里的每一位家长。

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43.4 万人,全国则超过了1166万人。

后来在一次媒体发布的采访中,杜国旺得知,儿子虽然在家里不谈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但是他也在通过人人网等各种渠道关注。班里的同学会主动站出来,"签名有用么?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帮你签。"

从个人诉求到公益诉求 客观理性跟人讲道理

2011年7月份,经一个朋友介绍,杜国旺在网上找到了志愿者的一个QQ群。“其实我最开始加入的时候,也是本着看看的心态,没有报太大的希望。”

真正让杜国旺下决心参与到推动教育公平活动中来,是一位郭老师曾经说过:"这些人是绝望以后的理性",这个问题只有争取才有解决的机会,不争取永远不会解决。已经从个人诉求转变为公益诉求。杜国旺要求自己在日后的行动中一直本着客观理性的原则,不吵不闹,只讲理,不论是警察来了,还是反对的京籍家长来了,他都是一副不卑不亢跟人讲理的态度。

有一次,杜国旺和数位家长在海淀区派出所停留了9个小时,和警察沟通辩论,以至于最后警察都表态,认为他说的在理,家长们陆续被接回家才得以平息这场风波。

梦里都是异地高考实现了 也有委屈和无助

加入志愿者团队总计不到一年,杜国旺所承受的甚至比某些老家长更多,而他自己也有撑不住,感觉很无力的时候。微博上时常收到各种谩骂的评论,警察也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来敲门。妻子曾经质问杜国旺,“为了这个事情你图个啥,又影响工作,又有这么大的风险,咱们孩子不行就回内蒙考,再不行就送出国,不争取的那么多人多得是,你干嘛非要争取呢?”甚至警察为了调查杜国旺的背景,一直找到了其内蒙古老家,导致家里老人也跟着担心。

2012年的4月和6月,杜国旺先后两次提出来退出志愿者的活动。微博上继续关注,但线下活动说啥也不能参与了。

除了可能遇到的危险,四十多岁的杜国旺也有过委屈。毕竟这个群体是没有一些约束力的,付出的多了,别人遇到风险的时候躲了,一些观点别人不理解。

“后来家长们和几位老师打电话希望我回来,其实对我就是一种认可,我感觉也挺欣慰的,并且教育部出台意见以后,已经表明我们的正当性,只是这个正当问题解决的时间了,能得到这些也算满足了吧。”杜国旺在家长和老师们的鼓励和劝说下,回归志愿者团队。他想通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的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尽一份心,做自己的事。

“有时候写文案到凌晨两三点,就趴桌子上睡着了,好几次都梦到异地高考实现了。”杜国旺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有坚定,也多少有一丝无奈。

宁肯让儿子回老家高考 也不会送其出国留学

万一今年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一些家长已经做好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

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50万人,增长了19.32%。“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我不会送孩子在本科就出国留学。之前孩子也有过此想法,经过我们深入沟通,现在他也不这么想了。”杜国旺对此表示的非常坚定。

杜国旺并非没有这个能力,只是不敢,他想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孩子在这个时候正好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他思想特别活跃。一个人因为国内不能参加高考才去留学,他在心理上会是一种什么心理?出去以后受到各式各样思潮的影响,我担心他到最后找不到根儿,毕竟中国才是他的根儿。当他出去以后找不到这个根儿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失败。”

现在,志愿者团队里一些比较老的家长,有的孩子已经在国外了,他们还一直在坚持呼吁着。山东、福建等地陆续传出来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

当记者问到,假如你的孩子没能等到政策开放的这一天,会如何看待自己所做的一切?杜国旺顿了顿说道,"即使我的孩子成功不了,能够帮助别人成功,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将来会继续做教育公益或研究 一切都值得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让很多家长感到振奋。

杜国旺分析,从教育部和各方态度来说,这个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相信2012年底北京市会出台政策,而他也憧憬着,将来有一天异地高考真的实现了,即使自己的儿子没赶上这班车,他也可以继续参与教育的公益或者研究,做一些在他看来非常“值得”的事情。

在志愿者们共同维护的数十个“争取非京籍学生高考权的QQ群”里,从早上到深夜,一直在闪烁,不眠的家长发着牢骚,相互鼓励,沟通着各地关于异地高考的政策,好消息和坏消息在这里每时每刻都会引起关注。

截止2012年10月份,志愿者团队们共计走访教育部40次,北京市教委24次,发放宣传单页无以计数,征集签名迄今已经超过10万人次,从年初的全国两会教育部部长提出来最快不超过10个月解决问题,到年底教育部指示各地尽快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无不牵动着家长们的心,更与孩子们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位长期跟拍这个志愿者群体的纪录片导演,发自内心的评价这些家长,第一,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勇敢;第二,他们都是“非正常人”,因为坚持。
2012-12-20 16:14:08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39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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