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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月30日，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航对面的北大医学部西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新京报》的评论和报道
悼许良英先生：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
傅国涌【《新京报》2013年1月29日，略有删节，这是原稿】
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1920年5月3日许先生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19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的“右派”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论证。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校园前后学习、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生底色。他从一个热烈的革命者历经劫难成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他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早在1938年，少年许良英读到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一个科学家如此关怀人类的命运，怀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几十年后他也踏上了爱因斯坦那样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明代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儒就是他家乡台州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和“迂”。他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过，台州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头”而骄傲。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他曾热情地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始终怀抱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毫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 ”
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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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家许良英去世
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影响巨大
新京报讯（记者张弘）昨日下午，学者傅国涌在微博发布消息：“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傅国涌同时在博客里写道：“他在故乡临海张家渡的煤油灯下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许良英的小儿子许平昨日在电话里称：“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后天举行。”
没等到自传出版就走了
许良英和夫人王来棣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许成钢是著名经济学家，小儿子许平是水利工作者。许平称：“父亲没有留下遗言，他生病前身体很好，没想到这么早就走。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后天在北大医学部遗体捐赠中心举行。”他还透露，及时公布父亲病情的“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系自己和哥哥更新。
傅国涌与许良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交往到现在。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曾多次去许先生家拜访，和他交流思想和学术问题。12月份和许先生通电话的时候，说到了老伴王来棣的病情。“主要还是因为他去年10月份摔了一跤，引起了脑溢血，当时大家没注意到。王先生2012年12月31日去世，当天他就一病不起，从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不到一个月，他也接踵离开。”傅国涌说，6天前，自己去过北京，在他的病床前默默地为他祷告。
傅国涌还说，许良英先生曾对自己说到过自己的半本自传（写到1958年），他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没有事可做时写下的，没想到可以出版（如今书未问世，他人却走了）。而他与妻子王来棣先生合作，以二十五年时间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虽然没有完成，但已有19万字，可以成书。“他在故乡煤油灯下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自称活过了三世，特别是生命最后四十年，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民主、理性、科学是他热爱的三个关键词。”
丁东：许先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学者丁东表示：“许先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著名科学家的学生，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史家，而且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人品风骨都很让人敬佩，他对民主的认识和研究，超过了很多学者。在学术和思想问题上，他特别认真和直率，有意见从来不含糊，总是直率地表达。”
丁东认为：“许先生的思想比很多他同时代的学者更深刻，这可能和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研究爱因斯坦有关。他和王淦昌的师生关系，确实是学界佳话。当年他在农村，王淦昌先生长期每月给他寄35元，那时的35元不是小数目，由此可见他们师生情谊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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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0 18: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