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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转贴过来大家再看看吧！《南非“索韦托现象”的过去与现在》
这次“轩然大波”中，据几个大网站的统计，赞成我的意见多于批评我的。但是纸媒上则相反，批评我的文章居多。这并不难理解。我也很愿意与无论是网上的还是纸媒上的批评者进行交流。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批评其实是对“建议建立贫民区”这个标题的误解。批评者不仅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就连这篇并非我写（也未经我看过）的记者报道的内容似乎也没有细读。因此谈不上与我有什么真正的分歧。这其中，以陶短房先生的《修建贫民区是尊重自由吗？》一文最为典型。
我很高兴地看到:陶先生对“自然形成的贫民区”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成见，也没有为我们以往那种取缔“贫民窟”的“奇迹”沾沾自喜。他承认:“在许多发展中甚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大批农民进城的现象，都出现过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贫民窟’，但这些贫民窟无一例外是自然形成，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消失、变迁。而相关城市政府所做的，则是给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以足够的政策倾斜，尽快将之社区化、城市化。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许多这样的‘贫民窟’出现又消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这种出现—消失—再出现的循环往复中，城市化的进程便不断扩展、深入。”陶先生所反对的，恰恰是强制性清除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而把贫民赶到城外，圈禁在“由政府统一规划、专为农民工设置的城外城式贫民区”中，他认为只有当年（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才搞过这种事，这就是“黑人的索韦托”。
很高兴陶先生提到索韦托。因为在我的演讲中，现代南非的“索韦托现象”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奥斯曼现象”恰恰是被我集中抨击的两个“以侵犯贫民权利来造就‘美丽城市’的恶行”。遗憾的是他既没有听到我的演讲也没有看我的文章，却仅凭一个报道的标题就断言我主张这种恶行并为此对我大加指责。
政府规划贫民区并非只有南非
陶先生在非洲住过，写过不少关于非洲的文章。他对索韦托黑人贫民的苦难很了解。但是他说那种政府“规划”贫民区的事“只有南非才搞过”，恐怕未必确切。由政府“规划”出一些地方供贫民盖房，恐怕是所有存在过“自然形成的贫民区”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过的事，也未必都值得指责。即便是允许穷人居住在曼哈顿主城区的纽约市，也不会让穷人把棚户盖到时代广场上吧。南非的恶劣之处在于:由于黑人没有政治权利，当时的南非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为少数白人利益而制定的“规划”对黑人贫民十分苛刻、蛮横，为了白人城市的市容、治安和“伟大形象”，不许贫民区出现在城里，而把它都强行“规划”到了城外条件很差的地方。
这样的做法在现代民主国家的确是见不到。但是在缺少民主人权、当局可以任意把穷人赶来赶去的时代也不光是南非如此，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当年拿破仑三世支持奥斯曼伯爵在巴黎“清理贫民区”建成“世界最美丽城市”就是类似事件。而长期旅居海外的陶先生可能不了解，这样的事我们现在也屡见不鲜。1990年代北京清理“浙江村”和近年来清理“上访村”，乃至很多城市近年来对外来打工者集中的廉租私屋区即所谓“城中村”的清除，不都是类似的吗？就以我这次演讲的那个城市而论，最近几年就曾几次“开展规模空前的拆除违建行动”，“官方消息称相当于搬走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号称“百万之众告别窝棚”。行动最壮观时“拆除量以日均5万余平方米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梳理所到之处，临时窝棚纷纷夷为平地，隐居其中的外来流动人员不得不四处迁移寻找出路。”市领导宣称:“我们不但要像梳子一样把这个城市的角落梳理一遍，甚至要做到用篦子的程度……”拆之不足，还放火焚烧。拆了窝棚还不算，严厉的“城管”剥夺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板车、秤杆，他们孩子上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屡被查禁。即便这样，市里还是有漏网的“贫民窟”存在。这次我在当地的一处漂亮的商品房小区墙外就看到山坡上龙眼树中隐藏着一片“家无四壁”不蔽风雨的窝棚。一个主人告诉我他来自粤西廉江县，在本市谋生已20年，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来此栖身。这里不仅无电无水，连地址也没有，家乡人有事，得打电话给他在市里的亲戚，亲戚再走来转告。当我要拍摄他的窝棚时他显得有些害怕。我说如果这里的状况被报道，你们会得到帮助的。他说哪里，如果报道出去，我们一家又会被赶走而无家可归了……
显然，同样是不容“自然形成的贫民区”存在，南非再糟糕，毕竟还在城外给穷人划了块安身之地。而这里的穷人连这种安身之地也没有！这就难怪我在讲坛之后互动时对那位宣称他们活该，因为“我们没钱给他们福利，也没地给他们盖窝棚”的朋友说出“难道我们连南非还不如？”
陶先生的批评或许就是冲着此话而来吧？但是，说我们不应该比南非做得差，当然绝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比南非做得更好！事实上陶先生应该明白:他所谓的“南非的做法不可取”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不应该把穷人赶出城区圈禁到索韦托这种地方来。而应该让他们在城里有处安家，而且尽可能给他们福利保障。其二，连索韦托这样的地方也不该保留，干脆就别让他们安家，需要时让他们住单身集体工棚，不需要就打发他们回农村！
陶先生显然是前一个意思，我也是，而且可以自信地说我比他表达得更明白。但是，陶先生难道真不知道:后一个意思的现实性绝非不存在吗？
其实陶先生如果真了解南非，他应该知道:按那些最极端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本意，划出索韦托也是不情愿的。在索韦托建立之前，南非曾有一个时期对黑人实行“流动劳工”制，即只许黑人住在集体工棚里给白人打工，不许黑人安家（当时连索韦托也还没有），而且规定黑人劳工必须随身携带类似于“暂住证”式的证件，警察可以随时随地检查，如果忘了携带就会被“强制收容”乃至“劳教”（当然南非有另外的叫法）。但是，人的自然需求毕竟难以禁止。大约从1900年前后起，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劳工在各处建立的棚户或廉租私屋逐渐增多。与白人当局的“城管”措施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这个“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的“形象”，当局在把约翰内斯堡地区黑人劳工安家的棚户都作为“违章建筑”予以强制清除的同时，于1930年在当时的约翰内斯堡西郊荒野划出一个“西部区（Western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而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这就是千夫所指的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
显然，这个制度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西部区”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可以想见，如果连这样一片允许安家之处都不给，世人对南非的印象难道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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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2 14: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