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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SARS后遗症患者——南方周末周刊
2003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成为记忆，又或者早已被遗忘，只是那些在SARS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漫长的岁月
在小汤山临时医院，我们遇见了一条黄狗。
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活物。
曾经收治SARS病人的小汤山医院，青草长进了病房，那些紧急撤离时凌乱的隔离病房，SARS患者X光片，从前装尸体的黄色塑料袋，病房走道里漫长的黑暗……然后，这只狗突然出现在阳光灿烂的大路上，我们简直以为它是天上来的。
第一次带我来这里的是摄影师张立洁。她是个爱说实话的姑娘，背着相机的样子又傻又横。从2007年开始，她开始拍摄SARS后遗症患者，那些年轻的笑容，哀伤的笑容，手术后铁棒穿过骨盆后留下的黑色疤痕，6年没有改变过的家，老夫妻拄着拐杖站在小院前面平静的目光……
如果说镜头会说话，我想，这些镜头和张立洁年轻的眼睛一样，是干净、温暖和诚实的。
这些信，是我在采访的间隙写给张立洁的。写信时，她正跟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四川灾区拍片。2003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成为记忆，又或者早已被遗忘，只是那些在SARS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漫长的岁月。
立洁：
不晓得你划伤（注：前天爬到废弃的小汤山临时医院被玻璃划的）的腿怎么样了，昨天你说化脓了，我心里就一揪。我喜欢看你穿着耐克球鞋走路飞快的样子，头发晃来晃去，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要去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早晨我陪着拍纪录片的顾桃和耿军，还有许飞雪翻墙进去的，我们碰见唯一的活物，是一只黄狗，它很好奇我们在干什么，站在路中间盯了我们一会，然后扭头跑一段，又看看我们，终于消失在芦苇丛生的尽头。我们也看着它，在这里，看到它，居然很亲切。想起你说以前偷跑进来遇见保安和德国黑背，想一想都很腿软，我宁愿相信你跑得很快，黑背没有发现你。
生锈的病区牌子和安静的病房，旁边新楼盘轰隆隆水泥搅拌机的声音，草丛里叽叽叽叽悠长的虫鸣，都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尤其是从黑黝黝病房里出来，早晨的阳光还很耀眼——突然感觉有说不出的明媚，虽然眼前晃着走廊里没有声音的那种黑暗，但看到碧绿的生气勃勃的芦苇，紫色的小小野花开在门口，我胸口有什么嘭的一声，竟然说不出的……感动。黄色的尸体袋子，好像瞬间也扔到脑后了。“切……胆小鬼”，我想你又要鼻孔冲我鬼笑了。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你最初来这里的感觉。
我们在黑暗的走道里乱晃，灰尘和飞絮还是那么呛人，许飞雪找到了一个登记本，每一个名字后面写着：“SARS，SARS，SARS……”另外好厚一叠纸，是每一个患者的家庭住址、入户调查，不同的激素类药物，说明书上写着几十种可能引起的后遗症：“骨质疏松……股关节坏死……”
许多防护服和“猪嘴”式口罩、吸痰机还在那里，孩子做的水蜜桃卡片还挂在治疗室附近的墙上，歪歪扭扭的稚气的字还在那里：“祝你们平安！”
那个恐慌又混乱的春天，好像又扑过来了。我记得清华美院的韩子善在《永远记住 这个春天》里写北京的那个春天：“街头往日的繁华不见踪影，几乎没有汽车，更没有行人。开着门的商店，也没有顾客，戴着口罩的售货员在门口呆坐，那是前所未有的空寂，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倒霉的是，许飞雪和你一样，都在这里把自己扎伤了，他被一个小玻璃渣扎在脚心上。我记得你腿上流着血还说：“我捡的这些东西，会不会还有SARS病毒？太阳能把它们晒死吗？”
面对这片静寂了6年荒草丛生的板房，谁能相信这就是当时7天7夜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小汤山临时医院呢？如果不是附近的楼盘开发，有谁会记得呢？
以前你说拍武震，就在她病房的窗户外面，因为有阳光和野草，“我觉得武震就是应该坐在那里的，阳光下面的野草，长得那么茂盛。”每次她笑起来的时候，我都想起你说的这句话。
我们又去了股骨头坏死治疗中心的病房，你上次带我来的地方，我再一次看这些门牌上的名字，一床，XXX，二床，XXX……2003年，SARS“战役”结束，他们，她们，都还是天使和英雄。
一直到武震的房间，她惊喜地看着我，你说得对，她一个人在这里太孤独了。
武震给我讲的事情太可笑啦！她记得去年有段时间是和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大夫住一个病房，和她一样是激素过量治疗后引起的股骨头坏死。这个大夫睡觉很轻，小汤山疗养院里树多，鸟儿也爱这里。早晨四五点天刚亮，“布谷，布谷”，布谷鸟就在窗外枝叶深处唱歌。武震睁开眼，已经见同屋的大夫手里拎着弹弓：“布谷鸟在哪呢？哪呢？”
有好几天，武震都看见她拿着弹弓在窗户外面转悠，“布谷布谷，布谷布谷……”终于有天 ，一只小喜鹊被她打昏掉下来了。
“那只小喜鹊一开始喜欢我，在我旁边吃东西，然后喜欢科主任，就站在主任肩膀上，在走廊里飞来飞去……后来还是把它放了，在树林里它多自由呀！”
她还学那个大夫拿着弹弓的样子，我被武震逗得笑岔气了。
后来顾桃、耿军、许飞雪请她吃饺子，我和她走在后面，走得很慢。因为她老是逗我笑，我几乎要忘记她是拄着两个拐杖的人了。中午的太阳很大，院子里还有些凉风，林荫道两边的白杨笔直站在两旁，风吹树叶哗哗地响，武震抬起头望着，停下来说：“白杨树叶子哗哗的声音可好听了……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白杨树就是这样的。”
我真是乌鸦嘴，这时说起你拍的那个不能抱自己孩子的股骨头坏死年轻母亲。武震不说话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说过武震的男朋友就是因为SARS后遗症和她分手的，“你腿要是好了我们就结婚。”我真恨自己这张嘴……武震抬起头竭力朝我苦笑了下：“你要是认识个合适的，给我介绍吧，我都33了，要是有个家……哪怕没有家了，有个孩子陪着我，也挺幸福的。”
她的眼泪又在打转了。
吃饺子的时候，她又在笑，已经很久没有和好几个人一起吃饭了。
可是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她的笑容，像阳光突然被乌云挡住了，或者被什么收回去了。
如果不是SARS，她现在该有个几岁的孩子了吧？2003年4月10日，武震穿着护士服在北大人民医院转送那个后来SARS病人的时候，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你回来的话，我们叫武震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小马
2009年6月22日
立洁：
我很喜欢武震在草地上，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那两张，大概因为她们都是笑的，彷佛悲苦压不住生命的光彩，彷佛能听见她们的笑声。
你拍的时候，年轻的妈妈还能勉强抱住孩子，现在，她没法抱着已经20斤的孩子喂奶，孩子长得实在太快了，大部分时候，是60多岁的姥姥抱着她。
今天去她家，她想帮我挪一下装电脑的包，脸都挣红了——我不知道股骨头坏死之后有这么艰难。从孩子3个多月，她只能靠在沙发上，然后让孩子斜靠在身上，或者躺下来给孩子喂奶。
说话的时候，6个月大的小胖墩正睡着，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她趴在旁边看了会，蹑手蹑脚地拿来指甲刀，开始给孩子剪手指甲。剪了3个指甲，孩子就动起来，她轻轻拍着，晃着，孩子又睡了。
“他醒着根本剪不成，我也抱不动……只能干这个。”她拈着孩子花瓣一样细嫩的小手，趴在旁边。
这是她能为孩子做的很少的事情了。
小马
2009年6月23日
立洁：
我在望京医院见到了你拍的李朝东和鲍宝琴。
鲍宝琴刚做完手术不久，还是一肚子气： “病不是别的，它不能等。你说孩子今天不生明天生行吗？政府的大会开完了我们再得病？这个能等得住吗？……如果早点公开SARS消息，我们能成现在这样吗？说北京安全，我们怎么就那么听话那么相信呢？”
“而且出院时还跟我们说，啊，要加强锻炼，增大肺活量——要爬山，要跳绳，要爬楼梯……我们要不是那么听话，骨头能坏得这么快吗？那个曹宝珍大姐，家在6楼，没电梯，每次下楼买菜，她都在楼下望自家阳台。”
“对，那是她家，可有家上不去，有家不能回，是什么感觉？我们的腿，都是越走越坏……”
曹宝珍你没有拍过，她也在望京医院做治疗，64岁了，她不喜欢拐杖，就把它藏在柜子里——她哪里像个64岁的人啊？顶多只有40来岁的样子。
在近40年的时间里，曹宝珍面对的都是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的眼睛，“那些眼睛，多干净啊，多相信你啊，那是孩子的眼睛，你不能骗他，你要给他们的都是最好最真的东西……我给他们说从小要遵守纪律，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建设祖国……”
“后来学生知道我病了来家看我，我从来不提这事，不能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还都是嫩芽儿，我应该让他们始终相信好多美好的东西……”
曹宝珍强忍着眼泪，终于没有让自己哭出来。
你短信说要拍纪录片，要是让他们都把话说出来，把这样的生活记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能建立一个帮助他们的基金，该有多好。
小马
2009年6月24日
立洁：
小汤山的温泉水真的很好，今天武震带我去浴缸泡着，水很热，武震的浴缸加了好多活血的中药，我们各自靠在浴缸里面，舒服得简直要睡过去了。
有一会武震在浴缸边上坐起来，如果不是骨盆和膝盖下面手术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黑疤，这是多么年轻美丽的身体！
她说起以前的男朋友，他远远地走在前面，她拄着拐杖，赶不上他。
“你走慢点呀，能不能等等我？”
“我本来走路就快。”
“……”
武震也说起在东直门医院住院，用轮椅推着她同屋的小女孩一起去麦当劳，门口的4个台阶把她们难住了，还是别人连拉带拽弄上去的。
窗户外面，茂密的枝叶那么碧绿，碧绿得轻盈，多像过往的青春，知了的声音叫得很长。我们听着这声音，突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长时间，只有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在空旷的浴室里回荡着。
于是一直无话。
回到病房，我们各占一张床，发着呆。
窗户外面的知了叫得还是那么悠长，武震终于说：“张立洁来了那么多次，她还没洗过温泉呢，光顾给我们拍照片，下次也叫她一起泡。”后来没了声音，她睡着了，蜷在墙角，像个孩子一样手聚在心口处，我又看见了她腿上的疤痕。
我想起你拍的她和杨璐颖在水池那张照片，水的光影，伤痕，光洁美丽的身体……我和你感受相同。
小马
2009年6月26日
立洁：
上次你给的后遗症患者资料，是北京市卫生局认定的148人名单，今天我才知道，其实不止这些人。
72岁的“老SARS”是我在方渤家门口遇见的，因为SARS引起的肺部纤维化，酒仙桥医院的大夫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奶奶是这些天采访的人里面最平和的一个人，死亡已经离她那么近，她那么平静地说：“唉，咱平头老百姓，那会老头住院，谁告诉咱要隔离要保护呀……我以前干啥都利索着呐！我也不找谁伸冤去，这么大年纪了，死了就死了呗。”
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正午的阳光阴影下，她的眼神彷佛已经穿越了生死的界限，安祥地等待着。
即使在深夜，她也常常憋得坐起来，一夜一夜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半天的保姆便宜，她就雇了上午半天的。方渤开玩笑说，老奶奶天天到门口值班，老奶奶笑起来：“就是坐在这喘气呗。”
我在方渤家看到一本《64天——非典摄影日记》，大部分是SARS时的图片。134页的书，6年来，已经被方渤翻得又破又旧，书页边上早已发黑了，书脊也散了。我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已经翻看了多少遍，只有在这些白色恐怖一般的照片里，阳光的阴影里，那些在呼吸机下挣扎的面孔、亲人（书中有方渤妻子的遗照、方渤妻子的妹妹及方渤出院后的照片）穿过镜头穿过时间平静的注视，才能让他不会忘记。
2003年4月5日，妻子的大姐到北医三院看病，那是噩运的开始。
9个亲人，两个走了。
方渤含着眼泪，声音颤抖着说：“我不愿意看，又想看，你不知道这有多痛苦……这屋里的摆设，还是和老婆走之前一样，6年了，我没有动过。”
他拿出妻子1973年的黑白照片给我看，还是他们处朋友时老婆给他的一张一寸照片，两条小辫子，笑起来温婉又憨厚。方渤说：“我那时回北京就给我老母亲看这张照片，我给她老人家说，这就是我在哈尔滨处的对象，她人好……”
他说不下去了。
《64天——非典摄影日记》的最后一页，是拍摄于2003年6月24日的天安门广场：“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北京疫区’的警告，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和安宁。”
照片上人不多，已经没有人再戴口罩，隐约能看见右侧一群人轻松的笑容。镜头的焦点是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放风筝的背影，风吹过，风筝还没有完全飞起来，我只能看见照片上六七岁小男孩的背影。今天，这个镜头里的孩子应该12岁了，和很多很多人一样，他也许不会记得2003年的春夏之交发生的故事了。
你说，你还要拍，我想起你说，你的妈妈陪你去过好几次废弃的小汤山医院，你的朋友们也总是陪你去，我想，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要记录这些。
因为“老SARS”已经没有机会说出她的故事，她佝偻在楼下的小凳子上，仿佛用全身的力气对着药瓶呼吸（缓解肺纤维化患者呼吸困难的气雾剂），满脸的皱纹和瘦弱的蜷成一团的双肩，风里面来回翻卷的白发，和她平静无奈的眼神，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诉说了。
还有，还有不能抱起孩子喂奶的母亲，还有喜欢白杨沙沙响的护士武震，她同屋每天做面膜的“美妞”杨璐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曹宝珍……
我盼望着，他们在你们的镜头里说，说，说……
小马
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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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7 11:4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