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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看客”--节选自《毁灭一个人就是毁灭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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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他称之为“看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就围观受害者这种国民劣根性来说,鲁迅的矛头所向,不止限于当受害者被视为失败者的场合,即他愤怒于国人的幸灾乐祸恶习——见失败者遭受灾祸而高兴,也指向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即他同样愤怒于国人以高标准道德要求受害者的“烈士情结”。“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牺牲的圣者。”
对于后者,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林培瑞说得极为透彻:“如果我们以圣贤标准要求被迫害的英雄,那不但错误,而且不公平。创痛和凌辱通常不会使人们离圣贤标准更近,而会更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想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利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预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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