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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利不能作为基本的人权，它应在公共管理权之间适当让渡！
生育权利不能作为基本的人权，它应在公共管理权之间适当让渡！
鼓励放开计划生育的人的理由之一，即强调生育权是基本的权利，政府不能限制人的自由。
要批评这种观点，先看看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著名的美国环境思想家哈丁提出重要的《公共地悲剧》理论，中国人反复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公共牧场问题”--------有一块公共牧场，有众多牧人去放牧，对牧人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牧群增加一头牲口……这个模式被每一个人试用，每个牧人都享有这块公共地，因此悲剧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迫使他无限地增加牲口数量的机制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共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于是毁灭了公共地。
哈丁看来，人口过剩问题已经不是能“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的问题，公共地悲剧发生的领域正是现代人面临生死攸关的领域，为了避免悲剧，人类必须放弃靠技术手段的解决办法，转而向社会道德和社会领域寻求解决办法。哈丁不赞成《世界人权宣言》将生育定义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人权问题，他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要性的认识，自由概念中必须包含道德的限制作用，良心的自我净化，以及相互同意和相互强制。
东亚生育力强，尤以中国为甚，生育力与气候、地理、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妇女生育力强而导致的人口过剩，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决定因素（见《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将中国的君主制度有别于欧洲的君主制度，分权是欧洲君主制度的特点，而专制则是中国君主制度的特点。他进而指出，在共和和专制制度之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的意义不同，他说“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 。亚当斯密也看到中国劳动力低廉的特征，他指出由于中国妇女生育力强，人口众多，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也刚好是维持吃饭问题，没有富裕劳动力抽出来去从事其他行业，劳动力价格极为低廉，无法坚持专业从事工商活动，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中国迟迟不能正常地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原因。
昔如此，今亦如此！何其悲叹，悲叹其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反复多次出现，一点不长血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毒奶粉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地下水干涸问题、草原沙化问题、上学难，就业难，入托难问题等等等等难道都是政府的责任吗？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观念上作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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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5 14: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