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医疗体制的历史教训
第一个社会问题：医药广告泛滥成灾
在我国，医疗广告泛滥成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我国的中医生长期依靠“华佗再世”“岐黄复生”“妙手回春”之类的广告宣传经营生计的自然延伸。
早在1949年，世界医学会就曾经颁布过一个《国际医德守则》（因这个会议在伦敦召开而俗称“伦敦守则”）。在这个《国际医德守则》中，作为“医生的一般职责”的第一条医德就是：“不要登广告宣扬自己”。正是这样一条世界性的国际医德守则，在我国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倡导的“加大中医药宣传力度”破坏掉了。
常识告诉我们，病人只能对自己的身体不适做出似是而非的描述。这些描述只能作为医生诊断病情的基础，并不是真实的病情本身。比如，被病人描述出来的“胃痛”，许多情况下都是与胃没有关系的。胆囊炎、胰腺炎、十二指肠溃疡、胆道蛔虫、胆结石、腹膜炎、肠炎、结肠炎、肝炎、肠套叠、肠穿孔、脾梗塞、脾囊肿、乙状结肠扭转，都有可能被患者描述成“胃痛”。如果患者听信了“胃痛、胃胀、胃酸，请用斯达舒”那样的广告词，盲目接受这些企业自我标榜的“胃药”去治疗这些疾病，虽然在解痉止痛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以缓解症状冒充治病的行为是一种医疗欺诈行为，容易掩盖真实的病情，从而贻误对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此外，即使被患者描述出来的“胃痛”的确与胃有关，也仍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任何负责任的医生都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去治疗极不相同的胃病。在与“胃痛”有关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属于消化道溃疡。临床调查显示，77％的消化道溃疡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用降酸药（如氢氧化铝）和解痉药（如颠茄酊）缓解疼痛症状，通常都会取得“疗效”。但是，这种缓解症状的“疗效”是虚假疗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这样的消化道溃疡如果不给以及时的治疗，患者将面临减少10％到20％的生命周期的风险，即，原本可以活80岁的，如果消化道溃疡治疗不及时，就最多只能活72岁。其中，有大约2％的消化道溃疡还会蜕变成胃癌。由此可见，所有医药广告，无论它所宣扬的疗效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对于患者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由此可见，违背“不许做医疗广告”这一国际医德准则，不但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医德医风，而且还潜在地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健康利益。
第二个社会问题：从学风败坏延伸到医德败坏
中医源于民间“粗鄙的”草医。即使现在，这样的草医也依然存在。草医变成中医，经历了一个“儒雅化”过程。草药是胡乱“剁”出来的，中药则是精精细细地“切”出来的。草药的名称充满着下里巴人的“粗俗”，中药的名称则散发着阳春白雪的“文气”。人屎被儒雅成了“人中黄”；白狗粪被儒雅成了“白龙沙”；螃蟹被儒雅成了“无肠公子”；被某些地方的百姓叫做“野萝卜菜”的植物，写进中医生的书里就成了“仙鹤草”。
人类疾病与其它动植物的疾病一样，都是自然现象。要把握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必须恪守研究自然现象的基本方法，即，实验和逻辑。可是，为草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既缺乏研究自然的基本技能，更缺乏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比如说，“五脏六腑”概念被提出来之后，东汉时期就有人发表过质疑：“五脏六腑里边为什么没有喉咙？”“喉咙属于五脏六腑的哪一部分？”“没有喉咙的人，还能活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有人追问。可是，包括当今中医教授在内的所有中医界人士，一直避而不答。其学风之坏，由此可见一斑。
为中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包括李时珍在内），原本都是些读书不长进的落第文人。明朝学者李开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但读书无成，及作秀才不终者，方去学医，以为安身之地，糊口之资。岂有不善为儒，而顾善为医者乎？”我国几部被认为最重要的医学典籍，全都是一些读书不长进，又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的人，凭空杜撰出来的。晋朝写作《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唐代伪造《古本黄帝内经》的王冰，完全没有行医经历。至今被认为是《伤寒论》的作者的张仲景，其实只是一个神传人物，历史上并无真人。以编纂《本草纲目》闻名于世的李时珍，享年75岁，读书落第之后曾打算以行医谋生，行医不到一年便被逐出了医行。可悲的是，这些并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也没有做过任何医学和生理学实验，既缺乏起码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又毫无医学哲学判断能力的人，写出来的医书，居然成了我国学医人的经典。其学风之坏，实在令人咋舌！
这样的坏学风，在我国时下的中医药科研和教学中，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纠正，反而表现得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9年底，甲型H1N1流感疫情告急。北京市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从北京市政府获得了1000万元资金的拨款进行“科研攻关”。其投资额度比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四年的临床实验研究经费的总和还要多。承担这项研究的课题组，秃笔生花，写出一个“金花清感胶囊”的中草药配方，不到一个月就出“成果”了，由此创造了世界药物史上的“奇迹”。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花了30多年。埃尔利希发明砷凡纳明，失败了605次，直到第606次实验才获得成功。最早用于抗癌的几个氮芥化合物，是从50万种化合物当中筛选出来的。治疗卵巢癌、乳腺癌、现在又延伸到非小细胞肺癌的紫杉醇，在1962年开始的基础研究阶段，单是被标记的红豆杉植物样本就有1064个，以后又花了整整30年才使紫杉醇获得临床应用的入市证书。抗疟疫苗研究肇始于1967年，直到现在，还只发现两个“最有前途的方向”，离最后出成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是，当我国面临重大疫情的时候，一个投资1000万元的科研攻关项目，成果居然出得这么快。其学风之败坏，实在无以言表，罄竹难书！
第三个社会问题：医药市场混乱不堪。
俗话说，“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由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保守着至今并不科学的、混乱的、甚至非传统的“传统医药”，它首先造成了我国医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学风败坏，继之，又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环节。正是这些环节医德医风的严重败坏，造成了我国医药市场的严重混乱。其中，最突出的市场混乱有两个缘由：一个是中草药注射剂；另一个是复方药。
注射剂原本是一种特殊的剂型。它有皮下注射、肌内注射和静脉注射三种基本形式。由于注射剂从注射口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需要一个输运过程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有时，这个输运过程还比较漫长，需要穿越若干个器官和组织才能达到病灶。有时，它还会从局部的药物注射扩展到全身。有鉴于此，为了确保注射剂的安全，在注射剂的研制过程当中，往往需要进行比通常的药物开发更加严格的药效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实验。这样的实验只能针对单一分子实体进行。而我国药学界，在将中草药做成注射剂之前，都没有经过分子水平的提纯。实际上，它们都是以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形式进入人体的。对这样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进行药效动力学或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以注射方式给药的多分子实体混合物，因为是绕过肠胃给药的，所以不可能经由肠胃的消化过程去完成这些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的新陈代谢。它们的代谢只能依靠肝脏和肾脏去完成。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物质的排除率极小，甚至为零的话，便会造成的对人体的蓄积性伤害。这意味着，未经分子水平提纯的中草药，原本就不适合于通过注射途径给药。可是，在我国却有大量的中药注射剂充斥市场。
我国当前的药物开发能力还相当落后。可是，我国在郑筱萸任内每年接受注册的“新药”和“特药”就超过了一万个。其中，郑筱萸个人的腐败固然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医学界从学风败坏延伸出来的医德医风败坏。正是这个医德医风的败坏为我国医药市场混乱准备了温床。虽然郑筱萸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是，经由郑筱萸批准的一万多个“新药”和“特药”，却至今没有一个被清除出了我国的医药市场。这一事实暗示着，我国医药市场的混乱并不是杀掉一个郑筱萸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小问题，而是蕴藏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关系的大问题。
郑筱萸为什么可以批准那么多的“新药”和“特药”呢？没有足够数量的申报，就没有足够数量的批准。我国的药商们拿什么样的“新药”和“特药”向郑筱萸所把持的部门申报呢？秘密就在于用复方药冒充“新药”和“特药”。
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知道，治病用的复方药属于个性化用药。它特别针对那些未被认识的新型疾病的非标准化治疗，个体性差异悬殊的特殊化治疗，以及面临药品短缺的替代性治疗。由于这种用药方法强调个体性差异，所以，在国际医药学界，复合药通常都是不容许商业化的。在美国，复方药剂的配制和使用必须分别接受三个机构的监督管理。一是美国专业复方药中心（Professional Compounding Centers of America，PCCA)，承担复方药剂配制的技术咨询。二是复方药审定理事会（Pharmacy Compounding Accreditation Board，PCAB)，承担复方药的技术认证、监督与仲裁。通常情况下，申请获得复方药配制资格认证须完成19个程序才能盖印。三是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负责接受复方药的注册登记。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曾经于1986年6月13日接受注册了由苯丙醇胺与氯苯那敏复合组成的康泰克12小时缓释剂（contac 12 hour）。注册文本上明确写明为“控制供应”的处方药，严格禁止在12岁以下的儿童和生育期妇女中使用。这个药曾经于1993年通过天津中美史克公司进入我国。这个药进入我国之后，被我国药商悄然删去了“控制供应”的相关内容，取而代之的只是轻描淡写地在禁忌症中注明了：“服药期间勿饮用含酒精饮料”。
这明显是天津中美史克公司为了扩大销售而做的手脚。这样的医德败坏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我国却没有人识别出其中蕴含的医德败坏。这个复合药已于2000年6月被FDA删除。如果不是FDA删除这个药的注册，天津中美史克公司可能还会继续这样在我国销售。
不幸的是，我国制药厂和药品销售商的这种医德败坏行为，并不限于天津中美史克一家。事实上，我国所有制药厂都在热衷于生产复方药。不单是我国民众对复方药已经习惯成自然，就是我国政府的药监部门也一直是见怪不怪，视为当然。
原本不容许商业化的复方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却泛滥成灾，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草药组方陋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古代在使用天然动植物资源入药的时候，缺乏起码的化学常识。他们错误地认为，被复合到一起的“药物”依然可以保留这些药物的独立性。对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医生只知道依据“十九畏”“十八反”“妊娠禁忌歌”的口诀行事，全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从来没有深究其所以然的兴趣。比如，“十八反”口诀中的“半蒌贝蔹芨攻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乌头”（也称“乌附子”，有“川乌”和“草乌”之分）。乌头因含有剧毒的乌头碱而容易致死一切可能的动物，与是否与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芨共煎没有关系。现代毒理实验研究证实，一次性摄入乌头碱0.5毫克/公斤可至这个动物当场毙命；一次性摄入0.2毫克/公斤即可出现明显中毒症状；更小剂量的乌头碱摄入，将致服食者蓄积性的肾中毒。
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知道，所有物质都有其自身的化学特性。这些化学特性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决定的。正因为这样，化工产品的存放应当特别小心，尤其需要保持不同化工产品的各自独立性。如果发生堆放混乱，通常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2011年10月10日，中南大学化学实验大楼发生火灾，就是由于不同化学药剂的不合理堆放引起的。1984年，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发生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是因为生产农药的前驱物储存罐进水产生生热反应造成的。在医学领域，药品的包装、运输、存放和使用都应该遵守相应的科学规程，不能随便混装、混存、混用。正因为这样，尽管在医疗实践中，有些疾病必须在联用两种以上药物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疗效，但是，药物学家依然坚持不同药物的联用方式，而不主张将这些药做成“复方药”。治疗消化道溃疡的“二联抗生素疗法”，治疗疟疾的“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还有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虽然它们的联用模式已经固定，但是，药物学界至今也没有将它们做成复方药。连存储、运输、包装都应当注意避免污染和混装的药品，我国却人为地复合进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外来元素。这对于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的甲硝唑，掺入人工牛黄，就造成了人工牛黄甲硝唑。将氢氧化铝，颠茄酊，维生素U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让普通消费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斯达舒”。 将对乙酰氨基酚、盐酸金刚烷胺、咖啡碱、人工牛黄复合在一起，从对乙酰氨基酚当中取一个“氨酚”，从盐酸金刚烷胺当中取一个“烷胺”，从咖啡碱当中取一个“咖”字，再从人工牛黄当中取一个“黄”字，这就做成了“氨酚咖黄烷胺片”。不知情的消费者以为它是一种新分子实体“洋药”，而实际上却是按照中医组方法则草率复合起来的复合药。
在“氨酚咖黄烷胺片”中，对乙酰氨基酚的作用是退烧；盐酸金刚烷胺是多巴胺增释剂和多巴胺再吸收阻断剂，由于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潜在的急性副作用隐患，2008年被美国FDA正式取消了对流行性感冒的用药范围；咖啡碱属于兴奋剂；人工牛黄的药用价值不明。对于需要缓解发烧症状的普通感冒患者来说，有对乙酰氨基酚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冒着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的健康风险，不明不白地接受其它几种药物的“捆绑销售”。
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还只是假定所有被复合在一起的药品在复合之后继续保留了它们各自的化学独立性，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被复合之后的药品在复合之后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其它东西，其后果就无法预料了。
第四个社会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
“中医科学化”这个提法蕴含了“中医不科学”。在人命关天的医学教育中，不科学的东西充斥课堂，并成为课程考试的标准答案。学习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学生，可以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灌输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老师，可以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极大耻辱！如此荒谬的教育，不用说“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走出校园，都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普遍性的就业难、考执业证书难、创业难和转业难。对此，中医学子怨声载道久矣！
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招收本科文凭以上的中医药高等院校共计是46所，西医院校开设中医专业的有91个，另有136个非医科大学和非医学研究机构设置了中医药专业。三类机构在2010年共招生172096人。全国46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总共拥有在职的任课老师21807人，平均每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只有474.06名老师。扣除政治、英语、计算机这样一类教育部统一设置课程的公共课教师，中医药大学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还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为解决师资力量的不足，中医药高等院校普遍外聘了一些“在岗不在职”的老师。这一类外聘的“打工”老师，在全国中医药大学共有5935人，平均每所大学129.02人。
同样数据来源的统计资料还显示，2010年，全国卫生机构拥有职工8197502人。其中，中医机构职工总数是703392人，内有中医药专业执业人员（含见习中医师和中药师）153261人，占全部中医机构职工总数的21.79％。即使将这些专业的中医执业人员的位置，全部由当年的应届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去替换，也还有18835人无法在中医机构中就业。实际的情形是，2010年，在我国全部36763个中医机构中，平均每个机构只增员0.36人，其中绝大部分增员名额还是给了纯西医背景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中医学子就业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创业难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要创业，必须首先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否则，即为非法行医。可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医师法，报考助理执业医师证书须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明显满足不了“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的报考条件。这又将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道路给堵死了。
除了就业难和创业难之外，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还有其它各类大学生所不曾面临的转业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除少数专业的就业形势看好外，许多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其它各类大学毕业生，虽然不能在本专业内实现对口就业，但终归可以转到其它专业工作去就业。学新闻、历史、哲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完全可以转去搞文秘。学外语的转去搞金融，也大有人在。学古汉语的可以去搞中医，学中医的却搞不了古汉语。没有人相信，企业缺文秘会到中医药大学去要人。估计也没有人相信，缺电子商务和会计人才的企业，会到中医药大学去招聘。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留给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出路是去做药品销售代理。难怪有人说，中医药大学的实质就是“药代大学”。
就业难，创业难，转业难，几乎是每一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不管中央政府对中医中药给予多大的扶持力度，也不管大众媒体如何毫无根据地渲染中医药的“伟大”与“神奇”，这“三难”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由这“三难”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
| |
|
|
2013-07-03 12:4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