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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
二)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二)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
医学的科学化,通常包括诊断的科学化、病理解释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治疗效果评价的科学化、药物制造和品质监测的科学化、以及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在这些科学化的要求当中,我国所有的传统医学,至今还没有在任何方面达到了科学化的水平于万一,甚至还没有寻求到走向科学化的途径。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题词。这个题词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半句抽象地肯定“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继之,又对它究竟是不是“伟大的宝库”非常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那就是,通过“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去确认。毛泽东一不是医生,二不是医学史家,三从来没有读过中医书。如果没有后半句的确认过程,任何“伟大的宝库”的誉美之辞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好比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地质学的外行,自我声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藏,只有经过实际的发掘,才能确定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未经发掘,或虽经发掘而又一无所获,或虽有所获,却又不足以偿其所失,都是不能证明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的。可是,毛泽东的题词发表之后,中医界将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割裂开来,取其“伟大的宝库”之一端,只许围绕着这个“待证实的结论”放医药卫星,不许对这些医药卫星发表任何质疑,终至我国医学界的科学精神遭到了严重的败坏,连对传统医药最起码的批判活动都成了一种高危的禁区。正是这个禁区的设置,既极大地模糊了我国医药学进步的方向,也阻滞了我国医学进步的原动力。它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为害是不可低估的。
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人类疾病的病理学解释发生了三次里程碑式的进步。正是这些进步,改变了医学的面貌。第一次是基于巴斯德和科赫建立的微生物学说对感染性疾病的解释;第二次是基于伯纳德的内分泌学说对肝、肾、脾、胰腺、胃等器官的功能性疾病的解释;第三次是1949年以莱那斯和哈维对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分子解释为开端,人类医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许多由遗传因素和营养因素造成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癌症,在分子水平上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这些医学进步相反的是,我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受“中西医并重”的不良影响,至今还停留在虚、实、寒、热、燥、湿、风、火这样一些定义不清、逻辑混乱、缺乏具象解释基础的水平上。许多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只能在医科大学的讲堂上纸上谈兵,不能在临床上得到有效的应用,甚至还不能展开有效的研究。同样的内容,在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甚至连纸上谈兵的能力都不具备。
总而言之,自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医疗体制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就已经陷入雾里看花的境界了。这种方向上的模糊是如此严重,就连一些省部级高官在面临各种疾病风险的时候都是手足无措,胡乱作为,终至自取其祸。像热衷于吃六味地黄丸“补肾”,吃冬虫夏草防癌,吃“胃药”缓解那些原本与胃无关的“胃痛”之类,都是非常愚昧的和充满风险的。由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失去了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的目标,江湖骗子更是趁机捣乱。他们利用一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我国的药品、保健品、食品、饲料、食品添加剂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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