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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时代的焦虑（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
一 贫困的历史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仅仅30多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这种贫穷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至少从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人类就一直如此。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所谓贫穷，首先是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比如食物非常单调，仅够勉强果腹，大多数人都营养不良。人力是主要动力来源；即使去很远的地方，往往也只能依靠步行。很多人没有可以可换洗的衣服，甚至没有鞋子和袜子。户户家徒四壁。因为没有家具，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会坐，而是习惯蹲在地上。
事实上，这是农业时代的典型现象，无论中外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说：“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在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多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的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除过少数边远地区的渔猎民族，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的来自土地。食物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粮食），肉食是对粮食的转化；衣物来自棉麻织物，丝绸同样需要桑叶喂养丝蚕；房屋家具来自树木；加工食物和取暖用的燃料同样来自秸秆树木等植物。可以说，与所有动物一样，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依赖土地上一枯一荣的植物生长。土地的产出决定了可养活的人口数量。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土地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食物、衣物、住宅、家具到燃料，这些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一不短缺。为了保证大家都活下来，统治者不得不以战争时期的票证供应来对有限物资进行分配。
与传统时代相比，共产主义体制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实现了贫穷的平均主义；虽然没有做到路不拾遗，但绝对夜不闭户——谁家也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当然，占少数的城市人口和国家干部是贫穷中国的例外。
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玻璃、铁器、水泥、纸张、塑料都是珍稀之物。窑洞和茅屋是最普遍的民居方式。在那个公鸡报时的时代，很多人没有见过卫生纸肥皂，更不用说抽水马桶；除过太阳和月亮，几乎没有别的照明方式，煤油和蜡烛绝对是难得的奢侈品。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手电筒算得上是唯一的电器，人力驱动的自行车和架子车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的奢侈品。如果孔子在2000多年后重新回到中国，他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观念：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承认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前所未有地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与植物时代相比，矿物时代的物质财富生产基本都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而主要来自地下矿物质；这种产出不再受到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阳光的限制，因此它几乎是无限的，人类所拥有的财富突然之间被放大了无数倍。
二 暴富的革命
陈志武先生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 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在这段话中，“人均GDP翻了5倍”的根本原因就是矿物时代对植物时代的替代，西方完成这一过程至少用了一二百年，而中国仅仅在二三十年里就完成了这一飞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巨变，自1980年代以来，将近50%人口进入城市，产生了6.5亿离开土地、不事稼穑的新城市人，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是来自土地。虽然粮食仍然来自土地，但化肥、灌溉和农药使粮食的产量远远超出植物时代，石油驱动的农业机械使粮食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各种添加剂和化工药物也使肉类食物更加容易生产。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价的矿石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好逸恶劳曾经是一种缺点，或者是一种特权，如今已经成为美德和时尚。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3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农民国；30年后，中国依然不过是世界的“农民工”。当然，这与一些中国人成为“世界首富”并不矛盾。
如果说在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瞬间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人生本身也失去了历史感，而沦为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我们得到了历史的丰厚馈赠，可以留给后代的却只有垃圾袋。
在矿物时代，经历数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就如同一个人的祖上从几千年前就省吃俭用积攒财富，历经几十代终于攒下一笔巨额家产，然后被这个人突然挖开了。以前他只能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一下午就要把这笔“飞来的横财”花光……因此，我们大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富裕”。
从历史看，当下我们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甚至“革命”来形容。
矿物时代的穷富差距基本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从实用功能来说，富人的吊灯与穷人的灯泡之间并没有太大不同。物质的丰裕基本实现了消费的共产主义，所谓富人往往只是一些疯狂贪婪的囤积者和挥霍者。免费的地矿资源与高效的自动机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以至于许多商品从生产出来就成为垃圾。对暴富起来的当代人而言，廉价而过剩日用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近乎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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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07 15:2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