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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中隐性的殖民侵略
俄国作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罗斯帝国，苏联，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实体，有多达一半的人民认为自己不是俄罗斯人。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俄国作家的作品是对以扩张为轴心的俄国历史的崇拜，赞颂，讴歌，是歌功颂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作家是这样，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亦然。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似乎只有俄罗斯人才是重要的。
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侵略有其地理和历史的必然性：俄罗斯，用欧亚合体界定自我的俄国，面对西方世界就是东方，面对东方世界又成了西方。俄国与东西两个边境上的领国一直战事不断，在俄国历史上战争往往不仅仅是“政治的延续”，而且还是政治的深化，是社会改革的起因。左冲右突的俄国，在与东西方持续不断的碰撞中不仅没有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反而因为每每的顾此失彼而加大了选定朝向的难度。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意思就是算计，移民，占有你本来没有的土地，远方的土地，别人居住和拥有的土地。”俄国殖民主义一直依赖国家身份特征和接连不断的陆地扩张。俄罗斯的殖民扩张具有隐蔽性，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批评中，一般都认为殖民地远离宗主国，征服过程要求飘洋过海。但是在俄国案例里，殖民地和在人种上是俄罗斯的土地连成一片。俄罗斯帝国剧烈转变为苏维埃联盟的过程更进一步模糊了俄罗斯人当权的国家的殖民性质。这个国家的扩张，是通过一
系列的战争，兼并和外交操控取得的，因为俄国的殖民地靠近人种上的俄国，所以二者之间的界线模糊，并且掩盖了俄罗斯人和外国人记忆中宗主国和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当代俄罗斯最著名、最具争议因此也最难盖棺论定的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1970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
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其作品《癌病房》在索尔仁尼琴朋友的帮助下在西方发表。按照最初的反映，《癌病房》是一本描写苏联劳改营种种恐怖事实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
人类处境的小说。是集中营监狱文学的一部经典。
许多读者都以为《癌症楼》是一部关于俄国的小说，地点是在这个辽阔国家的遥远的亚洲部分的某地，但是肯定是在俄国境内。事实上，故事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首先塔什干是
一个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鞑靼人的城市，只有行政秩序才强加给他一层薄薄的俄国气息。但在作品中，其唯一的特点是开设了一所俄国人经营的医院。在前往医院的途中，主人公科斯托格
洛托夫的内心独白没有把塔什干当作一个受到苏俄军事占领的外国城市，或者其建筑、居民和气氛明显有别于俄国人可能熟悉的景色的城市。叙事者模糊的事实是，这个城市是一个不同的民族
群体的中心，伴随有全部的记忆和神话。如果仅仅从俄国人在那里生活的种种现实来看，这个地方可以是列宁格勒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俄国城市。《癌症楼》压制了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的历史的目不可见的潜流。对于意识不到这一潜流或者俄国作家以往把中亚显示成为俄国领土的意图的读者，这本小说的殖民主义的侧面必然是模糊的。
19世纪的财物掠夺，苏维埃的清洗，消灭乌兹别克斯坦特征的策略努力，处处树立标志乌兹别克斯坦惨遭失败的纪念碑，在塔什干这类东西很多，每当“本地人”目睹之时，都感到痛苦，就像俄国人每逢回忆纳粹的围困给列宁格勒带来的损失的时候的感受。——这就是《癌病房》的语境。但在《癌症楼》里，两个社会的冲突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显露。这些缺失很像苏联时期经过加工的照片一样，党内失宠者被剪去，代替面容的是背景的口号，取代故事的是沉默。索尔仁尼琴完成这类涂抹，擦拭十分细致，外加他涉及道德的平凡说教，都损害了他强加给突厥人的那种沉默的真实性。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小说中其他一伙俄国人挤掉了真实的塔什干的声音。而小说的叙事者却坚持认为，俄国人为本地人完成很多业绩。
小说中还运用其他的方法来抹掉塔什干的特点，塔什干的地理位置在小说全书中都被遗忘。从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卓娅那里我们得知，塔什干不过是他们广大国家里的一个小黑点，他们有资格随意居住，而且大受欢迎——因为这类的地点需要俄国给予的医生，需要俄国建造的医院和俄国培植的文化。情节中安排的对话表明，这样的地方数不胜数。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大臣戈尔恰克夫说；“随着一个负有宣传文明使命的强国和一个野蛮部落接触，并且为了秩序的利益而被迫制服野蛮部落，该强国就要和该部落之外的部落接触，因而文明的氛围就不可避免的扩展。”戈尔恰克夫把英国在北美的扩张比拟为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二者都是传播文明的使命。俄国征服塔什干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时代也是清晰的：在俄国的统治下，中亚变成了也许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一个既看不到社会主义进取精神，也看不到“传播文明”强国送来的技术。在控制了塔什干之后不久，俄国人在那里开设了一所军队医院。从乌兹别克斯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为占领政权服务的医院。
在《癌症楼》里，索尔仁尼琴把乌兹别克斯坦收归俄国，同时却又举出20世纪50年代的一群俄国男女，这些人都达到了一种道德成熟和高尚的境界，符合他梦想中俄国人的形象。他笔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俄国妇女，董采娃医生和甘加尔特医生，护士卓娅，都是按照19世纪寓言故事人物勾勒的，代表了索尔仁尼琴要把高度道德标准给予俄国社会生活的愿望。无论这样的愿望多么可贵，都因为作者屈服于权力病理学而变的无效。董采娃对西波加托夫的慷慨关爱救助的背景，却是军事暴力和为了俄国棉纺厂的利益而毁坏乌兹别克斯坦脆弱的经济。索尔仁尼琴故意忽视民族问题，他似乎是有意识地让读者避开这些矛盾。
对殖民地人民民族身份的蔑视是征服他们的办法之一，把他们划归为缺乏某种气质的人，不如铸选控制他们力量的那些人。在这样的语境中，弱小民族是没有资格具有民族身份的，因为弱小，就和作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自我定义的组成部分的男性强盛的那种含义冲突。在《癌病房》里，俄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在谈话和情节的变化之中。俄国人都口若悬河，信心十足，鞑靼人头脑简单，随时准备接受指教。沙拉夫·西波加托夫，一个鞑靼人，请求科斯托格洛托夫教导他治疗癌症的方法；“你先说你起
初给桦树治病吧——请你从头开始说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答应，要是从头说，就从头说吧⋯⋯”整本小说只字不提俄国人从乌兹别克人那里学到了什么。董采娃医生据说从莫斯科旅行到巴库，一路上寻找医治癌症的特效药。这一高尚壮举正好和本地人没有办法旅行，特别是没法前往莫斯科的情况形成对照。莫斯科派人到他们这里来完成文明使命，但他们不能到那里去；这是殖民主义环境下的通常的行为模式。而俄国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拥有阻止殖民地本地人前往和驻留京城的双料办法。一个阻碍是本地人要旅行没钱，也没有通行证，另外一个是没有居住证，即在首都逗留的证明。没有工作得不到居住证，得不到居住证就找不到工作。
在《癌症楼》里，唯一被构想成有教养的本地人是尼扎穆丁·巴赫拉诺维奇，他的突厥姓氏被硬生生地加上了俄国人的姓氏后缀“维奇”。他是医院的院长，但叙事者说他不能胜任。他不会关怀病人和医生，这是索尔仁尼琴赋予他的唯一特征。他依然是一个签发文件的讨厌人物，没有人的面目，从来不参与重大的行动。他做出的唯一评论——关于抹布的短缺——表明，他是一个不敏感，事事不上心的官僚。“如果卫生部不提供抹布，我也不能用自己的钱来买。”
各种癌症的分布或者癌症的不同时期，以及病人生活的条件都同样被隐蔽，以加强俄国的权威。鞑靼人西波加托夫的单间被安排在病房外面，这样就剥夺了病房内部的一张床能够给他带来的一点私人空间。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俄国人在一个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一所医院里被剥夺这类的舒适，因为俄国人永远是优先的。西波加托夫的癌症症状特别讨厌和恶臭，需要经常清洗，或者类似的处理，这些设施都是由俄国人看护看管的。所以，西波加托夫被迫处于一种全然依赖的地位，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依赖，接受殖民民族的一个成员的恩惠和施舍。
《癌症楼》是一本确认殖民移民者在武力征服的领土上当家的小说，要告诉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存在的目的，那就是，全都是为了俄国。小说还增加了俄国在中亚存在所依据的文化财富，这些财富令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国人傲然挺立，虽然饥肠辘辘，衣服里长满虱子，却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科斯托格洛托夫傲然昂然说；“我爱我的国家”意思是让大家明白，他的爱拥抱了整个的苏维埃联盟，包括中心，也包括边缘地区；爱中心，因为那是俄国的心脏，爱边缘，因为边缘属于中心，而且中心把活力十足的俄国特性辐射给了遥远的边缘地区。当然，谦卑的西波加托夫不会强调说他爱俄国人的土地而提出土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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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7 10: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