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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孩的国际义工之旅
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刻，顶着压力和一些朋友不理解的目光，安芯放弃了考研和出国，决定体验在西方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在步入社会前做一次长期旅行。用一通通的电话说服家人后，安芯开始不断申请国际的义工组织，踏上了自己的义工之旅。
一年时间，从马来西亚有机农场到尼泊尔儿童之家，从泰国自闭症儿童中心到印度临终关怀医院，她走了五个国家，体验了超过8个义工项目。初衷是跳出成长的困惑和烦恼，最终收获的则远超于此——在旅行中承担社会责任，体味公益的细节。
临终关怀中的尊重
2011年盛夏，安芯出发前，曾与朋友衷声在北京的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衷声忽然问，安芯，你有没想过将来在你的墓志铭上写什么？
母亲早逝，安芯无数次追问生命与死亡的问题。而这一回，在印度加尔各答特里莎修女之家尝试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安芯找到了答案。
特里莎修女之家是一个宗教性的慈善组织，在加尔各答共有七个下属机构，有垂死之家、老人之家、儿童之家、妇女之家等，分别负责不同的群体。
每天清晨，全世界的义工三三两两地聚在这里。安芯在老人之家与垂死之家工作，要给病人铺床换衣，按摩喂药，送饭喂饭，洗碗洗衣，还要帮助病人如厕。
在老人之家，她的一项工作是洗床单，那些床单经常是粪迹斑斑。她看到，负责挑出带有排泄物的工作人员，工作状态是一直在笑，丝毫不在意脚下踩的是排泄物还是其他，一点都不惧怕在安芯眼里的肮脏恶心。
她是习惯使然还是根本就已经不在意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如此，是否会有人愿意帮我们搓洗衣服，让我们在油灯燃尽时活得更体面些？脑海中的问号不停冒出来，在低头搓洗中安芯渐渐捋出了思路，“这里躺着的几百号人或是身体障碍，无家可归，或是生命垂危，义工们不远万里而来帮忙搓洗衣服，更多地是在帮自己，帮自己更好地读懂生命。”
在临死之家，她更见识到了出于尊重的细小举动给临终之人带去的巨大慰。
某日下午，安芯替一位躺在床上的病患擦脸。安芯用手帕从上往下轻轻地擦拭着那位病患的脸，她的脸颓唐且灰黄，擦着擦着，一串串泪珠就从这张削瘦的脸颊上滚下来了。
还有一位重度身体障碍病患，不能言语，不能走动，脑袋僵硬地倾斜，双手时常颤抖。安芯便蹲在地上喂她吃饭。有一次，吃着吃着，她的眼泪顺着她倾斜的脸颊流了下来，她一把握住安芯的手，不停抖动，意欲说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里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进口的昂贵药品，有的只是尊重，就从勤换衣服、勤洗床单开始。让生命在最后的路途上，可以走得干净整洁，而非草草掩埋，遗物无存。”如此近距离地端详死亡，安芯有了关于墓志铭的答案：“你猜这个人最后有没有成为她自己。”
有规则又懂情感的基金会管理
2011年11月，安芯成了雷神父基金会的一个小小义工。
雷神父基金会是泰国芭堤雅市一家NGO组织，由美国神父雷·布伦南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其下设日照中心、收容中心、儿童之家、儿童村、盲童学校、残疾人职业学校六个组织。这家由美国人创办的机构，从管理层到志愿者，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西方人重视制度与规则，从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其思想，最后体现在生活工作的各种细节里。
在国内，安芯听过国内公益组织负责人太多的对于义工的抱怨，“我们这里的大学生志愿者流动太大了，好多人来了干一天，就走了。”“我们这里的大学生志愿者态度很不积极，每次做活动都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一个公益组织的凝聚力从何而来？在雷神父基金会，安芯带着这些问题一待就是半年。
在这里，安芯发现，志愿者第一天报道时，都会填写一份个人资料，由专职人员输入电脑档案统一管理，同时也会拿到一张工作表，自己每天对应着不同时段，填写相应的工作代号，每个月由专门的志愿者负责人定时收回，录入电脑统计，从而掌握每个志愿者的工作进度。
正式工作之前，负责人带着志愿者详细地走访了基金会的七个组织，耐心地讲解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每个组织的工作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特殊遭遇，这便激发了志愿者们对这里的认同感。
义工在这里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每周一次的固定时间志愿者会议中，每位志愿者都会分享心得或者提出意见。而令安芯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雷神父基金会的筹款方式。
每天中午，安芯在基金会还有一个额外的工作：包筹款信。基金会的筹款信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彩印的新闻信，图文并茂，内容感人；一个是倡导的呼吁信，泰国今年遇到洪灾，缺米缺粮，呼吁大家捐款帮助孩子；一个是银行单，上面写着基金会的银行卡号。除此以外，回执信封也准备好了。然后这样一封信寄出去。
年底的时候，义工们一共包了1万多封。但安芯不解，她问负责人，怎么不发电子邮件，毕竟邮件省事。负责人笑笑说：“那不成垃圾邮件了。你看，这些收信人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拿着一封信翻翻看，单子就给你填过去了。”安芯不得不佩服，真是懂人！
筹款信之外，基金会也定期在大型超市里设立一些筹款摊位。摊位是这样的，义工抱着筹款箱，旁边是基金会的两个小孩，或者两个残疾人士坐在轮椅上。“这样的话多有震撼力呀。”安芯说。有义工去超市里面发传单。可以捐钱，也可以捐大米。人们若不想直接捐钱，就可以从超市买大米放在摊位上。这样同样拉动超市的消费，超市就很乐意，何况还有做公益的美名。
有规则，又有情感，全然不同于国内一些公益组织对志愿者的粗放型管理。这些令安芯越发觉得，“一个组织，除却愿景与使命，它首先是由一群人所构成的，那么这群人的协同合作能力与效率就至关重要。”
渺小力量汇集而成的众施
义工旅行的路上，对安芯来说，一些反思和体味则来自其他义工所实践着的做法。
在泰国，英国义工Maria向安芯提议，帮她拍摄一个筹款视频，为雷神夫基金会的身体障碍者Dan筹款购买电动轮椅。
29岁的Dan全身只拥有一只胳膊，还是左臂，长期使用手动轮椅对他来说极其不便，有次Maria带Dan出行，一个急刹车后措手不及的Dan猛地从轮椅上滚下来，摔倒在地的Dan满眼惊慌又无助地望着Maria。
电动轮椅大概需要2万多人民币。手上有各种事需要做的安芯一开始有点不上心，觉得一次性筹这么多钱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轻蔑地认为这种做法有点徒劳。直到54岁的Maria跟她说，即便花上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筹集，但你能够想象对于29岁的Dan来说，他另一个29年会因为一台电动轮椅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吗？
义工Maria一句话点醒了安芯。
第二日，她便积极地约上Maria，安排好场地，讲解说词，一口气跟拍了Dan一个多小时。最终视频做好了，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专页，好朋友们四处转发，广而告之。短短一个月后，竟然就筹到了2500英镑。
坐上了电动轮椅的Dan开心极了，后来，他甚至在当地的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
这让安芯重新思考个人的力量。
其后，在泰国做自闭症孩童的义工工作时，在一次例行的泰国贫民窟的探访中，安芯遇到了一名靠绘画去表达的自闭症男孩。他的妈妈在外奔波养家，可能需要一辆手推车。安芯想到，可以通过这个孩子的画去筹款。
钱不多，但她谢绝所有一次性给予。这也是在和Maria一起为Dan筹款时所体会出来的，“筹款的目标数额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内心受到触动，有多少人愿意参与。”
在路上久了，她越来越觉得，不再是她“帮助”别人，而是在这整个过程里，她所收获的远远大于她所付出的。
在泰国的基金会里，安芯遇到过一个退休的美国老太太，她的一些做法格外打动安芯。住宿区的过道有一个公用的饮水机，旁边放有一个垃圾桶。某日，饮水机的墙壁上方多出了一张用黑笔写着一行字的纸条：基金会内部有垃圾分类回收系统，那么我们的生活垃圾与饮水机配套使用的纸杯子垃圾是否需要分开放呢？落款是那位美国老太太的名字。第二天，在垃圾桶旁边，便多出了一个新的垃圾桶。
过了一段时间，墙壁上又多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希望大家在扔垃圾袋时能够将袋子系上，这样便于清洁人员打扫。落款依旧是她的名字。
这是一种从不轻视个人的力量、以利己又利他的心态所进行的积极行动和参与。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听起来很简单，却足以称之为是真正的“动起来”。
结束了义工旅行后，安芯也将这种“动起来”大力发挥，她出了一本名为《安心的义工旅行》的书，为更多年轻人的义工之旅提供佐照和信息支持。
她还与朋友衷声发起了一项新活动：“i呀”。她们准备将那些非主流价值观的年轻人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比如那些环游世界的全球游牧族，关注公益的年轻人，社会创新与创业的年轻人等。“i呀”，是一声感叹：哎呀，还可以这样。
这个活动有个美好的愿景：在这个普遍缺乏安全感、价值观比较混乱的时代，影响当下的年轻人，让每一个从刻板教育中出来的年轻人都变成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然后再重新汇聚起来，以群体之力影响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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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7 17:5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