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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泡沫
最近，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害怕中国人。如今，我们为他们担心。”许多“名嘴”评论员时刻关注着发生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不幸”。保罗就是其中之一。“三大标准”似乎就能概括他们所谓的担心。经济增速从之前的两位数降至7.5%。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仍旧维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48%以上的不稳定高位。同时，据估计，中国的公司、家庭和政府所持负债率业已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00%，这着实令人担忧。
这个月，随着中国发布其强劲的贸易与工业生产数据（7月增长9.7%；参见图表），有关经济增速的担忧得以缓和。然而，周期性的起伏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经济成长势头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得益于其工人的生产力，资本以及技术的融合。这不仅决定了它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够发展多快，也决定了以多快的发展才能避免生产力的闲置和失业人口的增加。相较于之前10%的火热增速，最新的数据表明，可持续的增长率更加接近于当下的7.5%。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结构性的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受欢迎的。随着中国逐步缩短其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差距，将其资源更多地转向服务行业——这都标志着中国增长模式正在进行着一次演变。相比之下，对于克鲁格曼来说，这种经济的下滑对中国增长模式来说可能有着毁灭性的威胁。
他说，中国现在已无“劳动力过剩”了。过去，由于许许多多中国人从乡村涌入工厂和城市，使得工人薪水以至维持在低位，而投资回报却很高。如今，这股人口“洪流”已经减慢了不少，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倒流”。因此中国再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向来自农村的新劳动力分配资金来获得经济增长了。“扩大资本”现在必须给“深化资本（增加对每一个个体劳动者的资本投入）”让道。要做到这些，投资就会遭受到“收益急剧下降”以及“剧烈下跌”。由于投资是极其重要的一大需求来源（约占总需求来源的一半），这样的一次下跌将是单向的。事实上结果就会是，中国撞上“长城”（经济硬着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克鲁格曼的担忧是否会成为现实。关于中国已经没有了其“劳动力过剩”，克鲁格曼所言无误。中国的农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流失点人口无足轻重——人力过剩。如今，只要他们一离开，离开之地就会出现就业市场紧缩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为了吸引这些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工资水平就必须有所上涨。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坚信，早在2003年，中国就已经消耗完了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如果经济真要硬着陆，应该早在十年前就发生了。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在那之后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工人们从农业继而转向到工业和服务业并非中国式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高路易说，从1995年到2012年，这种转向只对中国经济年增长贡献了1.4个百分点。对于最近的增长来说，反而是产业内工人生产力的提升发挥了最大作用，而非新劳动力的引入。克鲁格曼担忧的是中国模式正由外向内地走向崩溃。
他和其他一些德高望重的评论员（尤其是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批评中国的高投资率，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正是经济效率不足的一大原因。投资，理所当然应该增强一个经济体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其消费者或出口市场的需求。然而在中国，克鲁格曼却认为很多投资都只是徒劳，它仅仅只能有助于经济体扩展其能力。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制度依赖的是那些“被铐劳的储户”，过度投资并不会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为政府为存款利率制定了一个上限，所以各大银行给存款人的利益大打折扣，而对企业的借款人则出以低价。实际上，这就是向家庭储户征税，同时对国企进行补贴。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李一衡以及其它几位执笔者写过一篇论文。根据这篇论文，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这种由家庭流向大借款人的资金平均每年都会占到当年GDP的4%。这种补贴使得大公司能够去投资那些本来可能无法保留下来的项目。论文的作者们估计，中国的投资率将会更靠近40%，而不是之前的48%。然而由于储户们还在不断地提供资金，因此这种变化还将持续。同时，鉴于中国在资本流出上采取的控制措施，储户们其实也别无选择。
很显然，中国的确应当降低其投资率。但是克鲁格曼和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较低的投资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金融企业破产。与他们的担忧类似的一个例子是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所设计的一个长达70年的经济成长模型。这个经济体在繁荣与萧条的界限上取得了平衡。
这个模型证实了投资在经济中是扮演着一个双重的角色。就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它既能产生“额外能力”，也是一种“需求来源”。有时候，这两种角色背道而驰。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则不需要增加这样的能力。那就意味着较少的投资。然而，由于投资支出是需求的一大源泉，投资支出变少则表示需求量降低，进一步导致增长放缓。经济体应当中止创造更多产能，来避免产能过剩。
然而这个模型与中国的情况能有多大的吻合度呢？中国是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发展速度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政府控制了部分的投资。当其它的需求来源变得较弱时，政府就会鼓励投入更多的资金，反之亦然。中国的国企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很可能并没有把资金运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他们至少在对的时间让资金得以流通。
的确，中国式投资的低效率可能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巨大动荡的原因之一。李先生和论文的其它几位作者指出，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的投资来获得相同的经济增速（其增量资本产出率正在上涨）。但有种推论是，同样的投资率将会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保持一致。
悲观主义者担心低速的增长将会迫使投资量降低。进而会反过来压低需求量。但如果低速增长的原因导致了投资效率的降低，那么这份原因则是必需的，正是因为它减轻了对货币的重创。
批评中国高投资率的人不止担心它造成的产能过剩，还有它遗留下的债务。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很成功：储蓄率比投资率更高。但是储户和投资者往往是不一样的。立在他们中间的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此政策下，大量资源从前者那里流向后者。根据高盛投资公司的数据，去年，中国公司的债务总值已经达到了GDP的142%。另外，地方政府资助的投资公司也已经负有占GDP 22.5%的债务。虽然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不良债务总计可能已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
金融体系里的“粗管道”
类似的信贷热潮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以及90年代初期的日本。因此，担心中国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是件很自然的事。但是进一步观察则表明，中国不太可能会重蹈覆辙。
经济学家有时会把美国当初遭受的灾难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房地产泡沫。第二，雷曼兄弟破产。美国的房价早在2006年就开始下降，对美国人的家庭财富来说是一种损失。房产建设大幅下降，进而压迫了经济增长，人们丢失了许许多多的建筑工作。但美国央行美联储在之后的两年里成功抵消了大部分对经济成长造成的伤害。失业率只是适当地所以上涨。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时，一切都变了。由此引发了剧烈的经济恐慌。没有人知道由于抵押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最终由谁去承担这损失。债权人、股民、造市者以及交易员都慌了，通过抬高信用额度，申请抵押品以及抛售证券来确保自己不会沦为承担者。
从许多方面来看，相较于他们所要避免的危险，他们急冲冲的退市行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来说伤害更大。雷曼事件之后，一系列可控数量的抵押贷款型破产变成了一场具有灾难性的流动性问题。过去由于借贷所犯的错重创了当下的资金供给。
中国也许会遭受类似于美国经济放缓的第一个阶段，但是应当不会经历第二阶段。中国不会允许其大型金融中介遭受破产的命运。投资者可能会停止购买有助于资助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的理财产品。然而影子银行在中国的经济来源中的规模远低于美国。如果投资者停止购买理财产品，他们很可能将会重新选择传统的银行存款。银行就能够抵御重创过美国经济那样的信贷危机。即使是到了那一步，中国政府也比美国政府拥有更为广阔的权力范围。如果实在需要，货币和财政刺激也是随手可用的工具。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了维持需求所作的努力都会具有误导性。不可持续的繁荣将会导致工人受困于错误的工作岗位上。为了重新分配他们，一次痛苦的破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人员重组并非经济萧条的独有产物。即使是在一个稳定成长的经济体中，人们不断被聘用和解雇，他们自愿更换不同的工作，因此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其实暗藏汹涌。正如企业破产会迫使工人离开衰落的行业而走向失业一样，经济的繁荣也将使得他们从夕阳产业逐渐走向朝阳产业。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结构转型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年里，农业工人所占比例从工人总人数的一半降至三分之一。如今，随着服务业与工业对经济的贡献相差无几，中国的出口额从2007年所占GDP的38%降至去年的26%。就业与生产方面如此巨大的变动就发生在这个年增长率约10%的经济体中。看起来，中国经济似乎是能够同时进行发展和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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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0 16:3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