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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新加坡、韩国、台湾的教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吸取新加坡、韩国、台湾的教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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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口学界在拼命推销各种二胎过渡方案。我已经反复指出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如果中国人口政策真的要以二胎过渡，那将留下千古笑柄（比“五胡乱华”历史责任人晋惠帝的“何不肉食糜”还要流传久远 ）！
新加坡、台湾、韩国都曾经提倡过二胎，现在都后悔莫及。这里再比较一下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据说李光耀还向邓小平介绍过新加坡控制人口的经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并且李光耀受优生学影响很大，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低教育水平的人进行节育手术；也以节育为外来工厂女工取得工作准证的先决条件，来防止外来的低教育水平妇女在新加坡生儿育女。为了惩罚多生育，政府也修改雇用法令减少妇女分娩的有薪假期和立法提高多胎生育归女的生育，住院与相关医药费用。显然的，这种财务上的歧视只会影响低收入家庭而不影响富裕家庭；换言之，新加坡的上等人还是可以多生育。[1]
新加坡生育率从1960年的5.45急剧下降，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又是生优生学误导），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由于马来人生育率还高于2.0，华人生育率只有1.1左右，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
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2009年3月21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友会中心开幕的对话会上说：由于生育率低，新加坡必须透过发奖学金给外国学生等方式，广纳外来人才，这对经济发展很重要。李光耀预料，因为新加坡人生育率低，无法达到替代人口所需比例的老问题，将是新加坡长期面对的重大难题，也意味着新加坡的外来人口政策必须不断适时调整更新。
2010年1月25日李显龙总理在公共政策学院的透视新加坡研讨会上指出，经济、人口和政治是新加坡政府的三大关键和优先事务。其中在人口方面，政府虽不断鼓励人民生育，但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下降使到新加坡人口萎缩。政府透过移民政策，补足下滑的人口和人才库，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新加坡人的工作被新移民和外劳取代引发社会不满。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简称《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4年制定“优生保健法”。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3]但是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只有0.895了。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4]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15。
新加坡1986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92年的水平，[5]新加坡1986年的人均购买力平价（PPP）相当于韩国1994年的水平。[6]新加坡在1984年就已经鼓励部分人生三个以上孩子；而韩国在1996年才废止控制人口出生政策。新加坡在1986年就解散家庭计划组织了；韩国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解散“韩国家族计划福祉协会”，而是在1999年将它改为“韩国家庭保健福祉协会”。新加坡在1987年就全面鼓励生育了；韩国在2004年才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调整主要是政府（李光耀）主导，而韩国、台湾地区的政策调整则是尊重人口学家的建议。但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人口学科一样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台湾前家庭计划研究所所长张明正现在还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在为过去的家庭计划歌功颂德；韩国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在1995年也认为最佳的生育率是1.6，提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关爱女孩”，鼓励妇女参与物质再生产而不是人口再生产；韩国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仍然只是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顾宝昌等中国“开明派”人口学家在2009年给中央的建议信中也强调说1.6的生育率是“目前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水平”,建议“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选择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中国人口学家与韩国、台湾的人口学家是一个德性，但眼光更低、水平更差。
中国2012的HDI相当于新加坡1986年、韩国1992年的水平；[7]中国2010年的人均购买力平价（PPP）相当于新加坡1981年、韩国1990年的水平。[8]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假如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生育率也与新加坡、台湾、韩国当年那样只有1.7了（并将即将再次跳跃性下降到1.3以下水平）。
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因为1960年代“提倡二胎”，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中国为什么还要沿着他们50年前的错路走？并且顾宝昌等中国“开明派”人口学家2009年的建议连新加坡、台湾、韩国1960年代的政策都不如，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生育率还高于5.0，并且只是“提倡二胎”。中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4了，顾宝昌等人的建议却是“放开二孩、防止多孩”，而在中国的政治局面下，“防止多孩”意味着强制最多只能生二胎（少生却受到鼓励）。
新加坡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第12年就解散了家庭计划组织，第13年就开始鼓励生育了。台湾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的第6年提出“三个不嫌多”，第9年将人口政策由人口控制转变为人口发展，第23年明确鼓励生育。韩国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的第14年人口政策由人口控制转为人口发展，第22年开始鼓励生育。
中国生育率从1991年就低于更替水平，到2011年已经22年了，即便依照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的标准，也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解散计生委、鼓励生育的时机了。在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人口学家还在推销“二胎过渡”方案，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他们的行为！
因此，中国应该无视人口学家的建议，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而应凭借政治家的勇气高调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且计划生育不能一停了之、“任其自然”（台湾、韩国在废除“人口控制”政策后“任其自然”多年，酿成大祸，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而应该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现在幸存的文明在人口问题上从来都是“有所作为”的），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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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9 13:1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