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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饶毅进行主题为《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的科普讲座之前，活动主持人司马南对其进行了三个问题的专访：
在饶毅进行主题为《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的科普讲座之前，活动主持人司马南对其进行了三个问题的专访：
司马南：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饶毅：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少的，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我觉得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文章，当时科技部让出版总署在全国禁了这个增刊。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中国科技体制，该文出来后，中央多个渠道过问，最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司马南：想不到饶毅教授太极拳更高啊，轻轻就化解了我这么尖锐的问题。一个轻柔的问题：你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特别是容易招致人身攻击的转基因科普？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学生的时候，参与实验设计，做自己的实验也会失败，才会有一定的结果。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个原因是其它事情（多），另外原因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
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我不能太经常找他们，那时科学刊物也不多，主要的我全部看完，但平均半天就能做完，还有半天时间多。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觉得我讲得比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清楚，于是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王晓东有个笑话，因为他岳父喜欢看我的文章，说我的粉丝是70岁以上的老人。写科普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南：我也是阅人无数，以我昏花老眼一看，饶毅教授乃为江湖高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后提到了施一公。我在新语丝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
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你这样提问反映了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中国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互相残杀，对外却很弱。这不是某个领导、某个团体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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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3 19:37:12
